海南屯昌，父母的割胶岁月

父母的割胶岁月

■郑作伟

从马来西亚移植过来的橡胶是海南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我家便是如此。父母割了几十年的橡胶，从青春壮年到年过花甲，不知流下了多少奋斗的汗水。

家里有两片橡胶林，一片在村旁，一片在很陡的后山岭上。起初，两片林子的胶树加起来还有两百株。后来，政府要从山上架电线，便砍去了些，又加上台风连年不断的摧残，现在已不足一百株了。树虽减少，橡胶价格也不尽人意，但父亲割胶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依然如故。在开胶季节，除去雨天，总能在晨雾弥漫的山中，找到我父亲割胶的身影。

割胶的前一天，父亲吃完晚饭后，便拎了一桶水，坐在门槛上磨胶刀。磨了一会儿，他会摸摸刀尖，试试锋利与否，然后又继续磨。如此动作，反反复复，引得母亲不耐烦地骂他，好了咯！磨太利了，伤胶树哩，懂不懂？父亲这才把水倒掉，把刀收好，然后回母亲一句，好事多磨，你懂啥？

到了凌晨，父亲总是按时起床，洗把脸，腰间系上胶箩，头戴上胶灯，“哐当”一声，开门割胶去。这时的天很暗，四周时不时传来几声布谷鸟凄异的鸣叫，山林里充满了惊悚的气息。我确信，敢在这时候闯入山林的，都是英雄。因为胶林里坟堆遍布，野蛇常常出没。父亲靠着胶灯照明，穿梭在胶林里，如同闲庭信步。他就是一个英雄！

父亲先是把胶碗摆好，然后才开始割胶。他先是用手指甲把凝固在胶树切割口上的胶线拔下，放入胶篓，然后提起胶刀，盯着树干，慢慢地割破树皮。动作异常娴熟，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如果把割胶看作是习武的话，那习武几十年的父亲则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了。他割完一株又一株，割完一排又一排，割完后山岭上的，又割村子旁的。待两片林子的树都割完之后，天已经亮了。东方发白，太阳呼之欲出。父亲气喘吁吁地往家里走。回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说不清流在身上的是雾水还是汗水。

父亲割胶，母亲收胶，这是家里延袭多年的传统。

母亲在去收胶之前，其实已经干了很多活了。她差不多是和父亲一同起床的，父亲“哐当”的开门声就是她的闹铃。她起床后便生火煮饭，然后打扫院落，喂猪、喂鸡，下田浇菜，直到从河边拎回一桶洗干净的衣服，才去收胶水。

阳光开始发热，母亲戴着草帽，挑着铁桶，走到胶林。她提着一只铁桶，用一个我们称作胶刮的扇形塑料，从胶碗里把凝固的胶块和胶水收进桶中。而后，把胶碗翻转过来，使碗口朝地。这样做，是防止明天的雨水和雾水落入碗中，影响胶水的含量。收的胶水越来越多，桶越来越沉，母亲也越来越吃力。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收着一株又一株树的胶水，后背渐渐的就湿了。收完两片胶林的胶水后，她挑着铁桶满载而归，黝黑的脸上挤出了幸福的笑容。

胶水可以直接拿去卖，也可以做成方形的胶块，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我家一般选择的是前者。以前，母亲收完胶水之后，要挑往附近村庄去卖。看到她就要出门了，我会紧紧地跟着她，因为那个村庄有个小卖部，我可以跟去买吃的。我们须穿过一片田野，越过一座山，才能到那个村庄。还算年轻的母亲挑着胶水，脚步很是轻盈。路上，她会时不时地回头问我，儿子，待会要买什么吃呀？我天真地一笑，回她，妈，我要买冰棍。她听了，也笑着说，好哩，好哩，妈给你买冰棍。

到了那个村庄后，母亲放下胶水。老板过来测试含量，然后称重，才会按着计算机给我们算钱。至今，计算机那“微零、微零”的响声还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母亲看着乳白的胶水倒入四轮车上的铁箱，脸上乐开了花。最后，她用手指沾上唾沫数钱，脸上那朵花开得更大了。

回家时，我美滋滋地含着一根冰棍，别提多开心了。母亲含笑着看我，好像和我一样开心。其实，她也可以买一根冰棍来吃的，但为了省钱，她不舍得买。

到后来，橡胶价格一年不如一年，那个村庄的老板也不再收胶了。胶水只能拿到镇上去卖。这时，拿胶水去卖的，变成了父亲，因为母亲腰疼，挑不了重的东西。刚开始，父亲去卖胶水还是挑着去的，后来变成了用自行车载，再后来自行车又变成了电动车。虽然卖胶水的活轻松了，但橡胶价格低迷，收入甚至不及以前的一半。周围很多人也不再割胶，而我的父母依然坚持着。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只要胶水还能卖钱，就一定去割。

今年过完元宵，父亲载我到镇上等车去学校。离别时，他把口袋里的钱全给了我。我拿着钱，犹犹豫豫地说：“这、这，家里？”（我指的是家里油盐酱醋的支出）父亲摆摆手说：“没事，就快割胶了。”我坐上车，眼睛便湿润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