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重走错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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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里的张之洞塑像

　　摄影：蒋诗吟 / 相机：NIKON D810

　　毛泽东曾经说过搞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人，分别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四个人中，本刊在2017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中，已经分别介绍了张謇和卢作孚，本文介绍的是张之洞。

　　张之洞和张謇、卢作孚在个人身份上是不一样的，后两位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企业从性质上来说是民营企业，张之洞则是政府官员，他办的企业是官办企业，相当于国营企业。

　　在《休闲读品》2017年第三期《纷纭未息李鸿章》一文中，笔者对李鸿章所搞的官办企业的弊端多有批评，实际上张之洞后来所搞的官办企业在性质上和结局上都和李鸿章没什么区别。但为什么毛泽东却偏偏赞赏了张之洞呢？有何历史条件？张之洞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所搞的重工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何得失？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张之洞（1837—1909），祖籍河北南皮县，但由于父亲在贵州兴义做官府的缘故，他出生于贵州兴义。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封疆大吏，也被人称为“洋务殿军”。不过有意思的是，刚踏进仕途时，张之洞却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这主要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早年他是翰林院编修，后来又到浙江、湖北和四川等地担任考官和学政，管的是教育方面的事情，再后来他又到文渊阁和国子监任职，管的还是文化方面的事情，思想上倾向于保守的“清流派”，“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因此对洋务派多有批评。

　　1881年到1884年，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作为一省地方大员，是要有政绩在手的，张之洞到任之初，山西前几年刚发生了一次大旱灾，民生凋敝，盗匪横行，没有得力措施是不行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面，张之洞开始转向办洋务。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了仪器、车床、缝纫机等西方工业设备的展览，张之洞看到了他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上的条陈，对其中提出的开矿、筑路、兴学等方案措施很感兴趣，聘请李提摩太为顾问，意图在山西筹建洋务局搞洋务。不过，洋务还没展开，张之洞就被调到广东担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时，正是中法战争之际，最终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中国的失败，对张之洞刺激很大，更加决意要搞洋务，当时他的幕僚辜鸿铭是这么说他的思想转变的：“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客观来说，张之洞是有以发展洋务来御外敌的想法的，但最终的目的却还是为了“保名教”，也就是维护让自己安身立命的传统制度和文明，在这一点上，他和李鸿章等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张之洞像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抱冰，晚清名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州兴义。张之洞初为清流派领袖，后主政地方后，成为了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湖北主政近二十年，在当地建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办织布局、修铁路、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练新军，等等。他做这些，其本质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最终都失败了。尤其是，他在李鸿章办洋务失败后，依旧走上了李鸿章的老路，让人叹息。

　　张之洞在广东搞的洋务大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练兵、筹建水师；

　　其二、筹办军火企业；

　　其三、开设水陆师学堂；

　　其四、筹办织布局；

　　其五、筹建钢铁企业。

　　其本质目的及效果如何呢？

　　首先，张之洞练兵和筹建水师，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抵御外敌，当时，中法战争已经结束，中法和议已经签订，中国都已经开始裁军了，但是，根据他的一封奏折称：“粤洋向来多盗，廉价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并且广东境内还多山，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广东宗族、村落之间大规模械斗时有发生，社会治安问题很严重。因此，张之洞练兵和建水师，主要是为了辑盗安内。比如1886年，张之洞就命令冯子材捣毁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海盗多人。

　　此外，张之洞办水师，有和李鸿章争权夺利的意图在里面，1885年，他上了《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建议建立北洋、南洋、闽洋和粤洋四支水师，以改变李鸿章“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统筹”的状况。

　　他办织布局，也是有和李鸿章争一争的想法的。188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完全搞的是垄断，但张之洞通过与李鸿章多次商议，取得了在广东开办织布局的资格。

　　其次，张之洞搞洋务，其根本目的，的确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那一套。比如他要求水师学堂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诵读四书五经，然后再学习各门专业课程。

　　其三，织布局、军火厂和钢铁厂最终都没有在广东建起来，这是因为，当机器设备刚运到广东时，张之洞就已经调任湖广总督了，这些设备就都转运到了湖北，分别建起了相关的企业。当时他办这些事情钱不够，就以巩固海防、发展当地经济为借口向广东官绅募钱，但随着他的调任、设备的转移，他的这些承诺自然就落空了。当然，本来也就是借口，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自1889年一直到1907年，除去1894年和1902年暂署两江总督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张之洞一直担任湖广总督，这在清代的封疆大吏里是极为罕见的，这里面有诸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张之洞在湖北声势浩大搞洋务有关。张之洞在湖北搞的洋务内容包括建钢铁厂、建枪炮厂、办织布局和纺织企业、修铁路、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练新军，等等。

　　办洋务，是晚清官员增强自身实力、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张之洞建起的在当时有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汉阳炼铁厂，其设备本是在他担任两广总督时就已从英国购买好的，随着他调任湖广总督而迁到湖北武汉，能顺利搬迁，和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有关。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兄长，是一个不愿多管事的守旧官僚，加之李鸿章认为办钢铁企业是不会成功，抱着看张之洞翻船的心理而同意将钢铁厂搬迁到武汉。张之洞自然也明白这个，所以不管钢铁厂将来能办成啥样子，他都要将它办起来，办起来就有了和其他朝廷实力派叫板的资本。

　　同理，后来在湖北建起来的湖北枪炮厂，也是从广东搬迁过来的。不过，最初李鸿章是想将其移至天津或通州，控制在北洋手里的，后来经张之洞力争，而总理海军衙门的奕又担心李鸿章淮系势力过大，也支持张之洞，这才搬迁到武汉。

　　张之洞在湖北办的企业，还是官办企业，不是为了发展民生，为民生谋福利，反而成为对内镇压民众的工具。湖北枪炮厂建立之时，张之洞就一再强调“此厂所造快枪、小炮，皆陆路行营所用，鄂南北四达，分济州、陕、豫、湘、西各省尤便”，虽不能造船造炮抵御外部侵略，但用于对内镇压是足够了，因此，在沿海地区设厂就不如在沿江地区设厂更为方便。此后用湖北枪炮厂制造出来的枪炮武装起来的湖北自强新军，就在镇压广西、湘赣等地民众的内乱中起到了作用。

　　汉阳铁厂的设立，也是为了枪炮厂和修建铁路提供钢铁；而办织布局和纺织企业最初的目的，则是为了补贴汉阳铁厂所带来的巨大亏空，后来终因管理问题自身亏损，才不得不转让出去。比如南纱厂的纱锭，后来就由张謇接手，建成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后来就由粤商韦尚文、韦应南接办，建起了“应昌股份有限公司”，这才有了湖北私营纺织行业的开端。

　　张之洞在湖北开书院、建学堂、派遣留学生，看起来都是在搞新文明，实则不然，他的目的是保护旧统治和旧文明。拿派遣留学生来说，自1896年到1908年，张之洞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为湖北在当时赢得了“先进省”的荣誉称号，但实际上，这些学生一旦出现“异端”思想或行为，他就要进行严肃处理。比如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湖北学生界》，鼓吹反帝反清思想时，他就将这些学生调回国，声称以后要少派学生出洋，学生如果再生事，就要停学费。1904年，原两湖书院学生、留日学生黄兴回国宣传革命思想，遭到张之洞的通缉。

　　在派遣留学生上，张之洞有一个观点：“西洋不如东洋”，这里面有几重现实考虑：一是路途比较近，省费用；二是便于控制。但最本质的还是张之洞和李鸿章一样，对西方文明没有深切理解，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打败了中国，张之洞等人就认为日本强大，值得学习，这是一种非常急功近利的行为。

　　只是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他做这些事情比如派遣留学生和练新军本来是为了维护自己安身立命的旧统治和旧文明，但却恰恰培养出了一批有新思想的人物，最终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清政府彻底完了。对于张之洞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大的讽刺。

　　张之洞大张旗鼓搞洋务的时间很有意思，拿其核心企业来说，汉阳炼铁厂和湖北枪炮厂，正式建成的时间是1894年，而湖北纱厂建成的时间则到了更晚的1897年。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实际上标志着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也就是说，李鸿章等人所走的通过办官办企业来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就在他们经过试验走不通的时候，张之洞却又扛着大旗重新走在了那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上。这是张之洞最大的错误，如果说李鸿章等人刚开始搞企业时走过一些弯路，花过一些冤枉钱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张之洞重蹈他们的覆辙则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让人不可原谅了。

　　早在广东筹备办铁厂到英国购买高炉设备之时，英方就已告知，欲造钢铁厂，必须先要知道煤、铁等原料的质地，根据何种原料，再选配何种高炉，但张之洞却很自大地说“中国之大，何所不有？”不顾英方正确建议，先订高炉，后找矿石。等到订购的高炉设备运到湖北，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由于含磷量过高而与高炉设备不相匹配，只得改用其他钢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煤矿供应是更大的问题，相继找了多处煤矿，皆不合适，最后只得购买开平煤矿之煤，甚至从英国、德国等国进口焦炭，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不能保证供应。最后，汉阳铁厂在开炉不到半年后就被迫停炉，此后一直时断时续，开工不足。这些事实，证明了张之洞这位所谓的“洋务殿军”实则对西方工业的基本精神一窍不通，甚至还比不上李鸿章等人，至少，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水师时，还派人做了调研，配备北洋水师的军舰和大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

　　汉阳铁厂的生产经营也非常糟糕，有资料统计，每日铁厂出生铁一百吨，则要亏损白银两千两。最终，汉阳炼铁厂自开办到1896年交由盛宣怀承办，共花费白银五百六十八万两，是晚清官办企业中耗资最多的，这其中，真正用于生产的不过两百多万两，更多的钱是被企业中的官僚以各种名义贪污挪用了（挪用办厂经费，这也是官办企业的通病）。

　　湖北枪炮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亏损是必然的，管理方面更是纰漏不断，1896年枪炮厂建成一月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火灾，厂房、机器付之一炬；1901年，钢药厂又发生严重爆炸事故，中国优秀的第一代技术专家徐建寅就是在这次爆炸中牺牲的。

　　那么，张之洞为什么要在一条李鸿章等人已经走过、证明走不通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从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

　　根本原因，前文笔者已经讲过，即张之洞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在和其他实力派的较量中取得优势，至少不要落败。经过甲午战争，李鸿章的势力有所减弱，这正是他在朝廷中获得重用的大好机会，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同时也是为了赢得一个生前身后名，光宗耀祖。

　　不知是否出身“清流”之故，张之洞非常好大喜功，好面子，很热衷于搞一些政绩工程，也可以说是面子工程。比如，建汉阳炼铁厂时，他就要建亚洲最大的，建起来后，日本人夸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住汉口领事也夸它是当时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最进步的企业，而且规模宏大，走马观花看一遍都要花几个小时，等等。这些，正是张之洞所要追求的效果，至于其生产经营状况到底如何，于国计民生有何好处，不是他要考虑的。同理，在建设湖北枪炮厂时，他的建厂原则也是要求“大而全”。

　　看到这些资料，以及联想到这些企业的实际情况，张之洞在笔者脑中的形象就逐渐清晰起来，他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追求面子形象工程、一味追求政绩的的官员形象完全吻合。

　　和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一样，张之洞在湖北办的这些企业最终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了。等到张之洞离开湖北，在政坛上影响趋弱以及消失，湖北曾经一度声势浩大的洋务事业也随之进入到低落衰败，所谓“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现在我们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批判张之洞办企业的种种不是，但他自己是一定不会认同的，因为他有他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论不是张之洞最早提出来的，冯桂芳、郑观应等人都曾提过，但阐述最多、最系统、运用最多的，却是张之洞，他将其视为自己在宦海沉浮中的立身之本。因此，现在一说起它，就必然会首先联想到张之洞。

　　何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里，是这么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用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讲：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是落后的，但精神文明是先进的，现在我们只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加强统治，其他的还是按照固有的一套来搞，该咋样就咋样。

　　所以，为了加强统治，他就办企业、开学堂、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等；但这些都是手段，是为了“正人心”这个目的，所谓“正人心”，就是让人们的思想观念继续停留在拥护旧制度、旧文明的水平上，所以他就在他办的任何一所学堂里，包括早年在广东办的水陆师，都把阅读学习四书五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与张之洞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的是，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另一批官员，提出了“本末论”，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人家的坚船利炮，这是“末”，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其制度和文明，这才是“本”。但这些对张之洞没有什么触动。

　　晚清中国，不是没有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只是这些人物，如郭嵩焘等，在张之洞这样的守“名教”的官僚所组成的铁幕面前，冲不出来。

　　张之洞提倡“体用论”之时，正是戊戌变法前后，因此，他虽然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兴学堂、变科举等措施，但对他们所鼓吹的行宪政、设议院等主张，是坚决反对的，在《劝学篇》里，他就坚持认为这些制度不和中国国情，断不可行。

　　到了二十世纪初，清政府要实行“新政”，开始谈论设议院等问题，张之洞虽然表面也做出了一些配合举动，但实际还是持反对态度。当然，这里面还有这样的原因：当时一批满清贵族，假借“立宪”之名，实质却是想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这是张之洞万万不会答应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套理论有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已经证明，哪怕张之洞将其夸上天，最终他所搞的洋务还是失败了，他所维护的清王朝不久后也灭亡了。

　　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思想却没有消亡，在中国一百多年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上，这种论调时不时还会出来喧嚣一阵。比如近些年，“国学”成为热点，很多人甚至主张在学校恢复教授四书五经便是例证。因此，对这种论调的批判，还不能停止。

　　在《纷纭未息李鸿章》一文中，笔者曾批评李鸿章最大的问题是不知什么是世界潮流、什么是现代世界，在基本认识上，他用天生的生命本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去理解现代的文明世界。这样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张之洞。并且笔者认为，相较于李鸿章，张之洞更不理解现代的文明世界，尤其是在有更多人将现代文明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依旧无动于衷，依旧坚持自己传统的老一套搞法，依旧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挺悲哀的，也挺让人绝望的。

　　回到本文开头，毛泽东为什么说搞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呢？一方面，在重工业方面，张之洞确实支起了一个摊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烂摊子，但毕竟有了这么一个摊子。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的正是重工业，新中国一开始实行的也是国营经济，因此，就有必要总结张之洞的历史经验。但现在我们站在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民营企业的立场上再看张之洞时，情况就会有所变化，也会更加客观全面。因此，我们肯定张謇和卢作孚，对张之洞则有了更多的批评。

　　张之洞去世后，葬于南皮县双庙村，这是他的祖籍所在地，文革期间，张之洞墓曾被毁，文革结束后重修。

　　张之洞出生于贵阳，贵州就有他的多处纪念地，比如在贵阳市，为了纪念他，修建有张之洞纪念园，位于贵阳市博爱路六洞桥。

　　湖北武汉，是张之洞为官最久之地，所以保留了更多他的遗迹和纪念地，武汉市武昌区首义公园里，有张之洞的生祠抱冰堂，现为张之洞纪念馆，该建筑最早建于1909年。

　　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张之洞路，也是为纪念张之洞而命名的。

　　武汉市汉口中山公园内，有一处张公亭，是1933年为纪念张之洞而建造的。

　　武汉市江岸区京汉街，留存有一处大智门火车站老站房，该火车站是张之洞主政湖北时期修建的京汉铁路的南终点站，又名京汉火车站，建成启用于1903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汉口火车站，后来仿照大智门车站的法式建筑风格改造成今天的汉口火车站，原站址不再沿用。大智门火车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东部原有张公堤，为纪念1905年张之洞治理水患而命名，现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成为了城市三环线的一部分。

　　张之洞在湖北搞洋务，重点在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今天在武汉汉阳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是武钢集团在汉阳铁厂旧址上办起来的一个博物馆，笔者在网上查阅资料时，又查到一个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不知和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有何关系，就打电话到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了解相关情况。两者事实上是一个博物馆，2012年，武钢集团和万科集团两大公司联手，准备扩建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在老馆旁边另建新馆，并更名为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但后来由于一些内部协调的问题，2014年新馆主体工程完工后，就停工了，2017年重又动工，不过由于一些问题还没有协调好，何时彻底完工、向公众开放还不得而知。

　　正是由于扩建的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没有完工，所以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老馆依旧承担着展览的任务，还保留着原来的名称，我们期盼着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尽早向公众开放。

　　武汉汉阳钢厂、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共用的大门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位于武汉汉阳区龙灯堤特1号，是武钢集团在汉阳铁厂旧址上办起来的一个博物馆，更具体来说，该博物馆就在武钢集团汉阳钢厂有限公司里面。汉阳铁厂是清末重臣张之洞在武汉办洋务的重中之重，在当时实际上是办失败了，但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来人借鉴和反思。

　　汉阳钢厂里的铁轨

　　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没有什么遗迹留存下来，后来的汉阳钢厂是在汉阳铁厂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本图中的铁轨也是汉阳钢厂建起来的。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

　　该博物馆位于如今汉阳钢厂里面，以图片和实物方式反映了当年汉阳铁厂的历史风貌和我国民族钢铁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很多珍贵照片是由当年援建汉阳铁厂的卢森堡大公国提供的。

　　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

　　2012年，武钢集团和万科集团两大公司联手，准备扩建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在老馆旁边另建新馆，并更名为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但后来由于一些内部协调的问题，2014年新馆主体工程完工后，就停工了，2017年重又动工，不过由于一些问题还没有协调好，何时彻底完工、向公众开放还不得而知。由于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没有完工，所以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目前仍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