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每日邮报》上看到一则有点伤感又很酷的新闻。

68岁的Dan Laramie，从小患有糖尿病，并有多种并发症，血压、心脏和肾脏都不堪重负。

医生告诉他，他已经时日无多了，如果继续治疗，他得截肢，如果不截肢，他死得更快，更痛苦。

Laramie放弃治疗，申请了医学协助死亡，即安乐死。

离开之前，一群老友聚在一起，给他办了个「送别趴体」。Laramie手拿雪茄，任性地举起酒杯，向全世界告别，脸上没有一丝悲伤。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台湾前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到瑞士安乐死。

他饮下药剂，在儿子的怀里安然离世。

在死亡这件事上，他们选择了“作弊”，换取体面和尊严。

安乐死，大概是这世上我们最不忍苛责的作弊方式。

如果活着，最终成了灾难和痛苦，那么死亡，何尝不是逃离的捷径？

到底有多痛，才会逼得一个人以死相抗？

医学上把人体能感受到的疼痛等级划分出了12个级别：

1.不经意间如蚊虫叮咬般的痛。2.忽然间注意到的疼痛，如打麻药时的痛。3.非常微弱的痛，像被笔尖扎到一样。4.被手掌打过一样的痛。5.较轻级别的痛，像是脚磕在床边的痛。6.中度级别的痛，像是肠胃炎和拉肚子时候的痛。7.较为强烈的痛，像是被人用力挥棒球棍打的痛8.剧烈的疼痛，如女性的痛经时候的痛。9.非常强烈的痛，如颈肩腰腿痛、神经痛。10.比较严重的痛，如手指被割断时候的痛。11.最为剧烈的痛，如阑尾炎和内脏痛。12.难以忍受的痛，如母亲分娩时额疼痛。

女人生产时能忍受第12级的疼痛，是伟大而令人敬佩的。可你知道吗？分娩的疼痛终会有结束的时候，而癌症晚期的疼痛，是绵绵无绝期。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只要你还有意识在，它就一点一点啃蚀着病人的躯体和意志。

有位晚期舌癌伴随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是这样描述的：

当化疗药随着血液一滴一滴输进身体的时候，慢慢地从口腔粘膜开始到食道，胃，小肠，大肠还有肛门这些地方的粘膜全部破裂。这是什么感觉呢？比如你吃进去一粒米，从放进嘴巴里那一刻起，这粒米在身体里哪个器官，哪里就痛不欲生。

身体上的痛苦，往往折磨着人的精神：后悔过去，担忧现在，看不到未来。

于我们而言，不能见死不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寻死，又或者是，我们不舍亲人离开，就算只是躺在床上的一具躯壳，也比永远消失要好。

我们习惯于想尽办法留住生命，即使他已痛不欲生，这样做满足了我们的精神需求，守住了道德标杆，但它的代价巨大。

中国的安乐死第一人，叫夏素文。

1986年，她因肝病晚期饱受病痛折磨。儿子王明成不忍心看着母亲受罪，请求主治大夫蒲连升为母亲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在我国是不合法的，但是蒲连升经不住王明成的哀求，于1986年6月29日给夏素文注射了“冬眠灵”，夏素文死亡。

之后王明成和蒲连升被控“故意谋杀”，被逮捕并被判刑。在此期间，安乐死这个话题引起了各界关注。

1988年，著名医学专家代表严仁英在七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关安乐死议案：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虽然关于安乐死的议案一再有人提出，却一直未曾得到回应。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因“冬眠灵”非夏素文主要死因而宣告王明成和蒲连升无罪。可是同样的悲剧在王明成身上重演了，他没有母亲那么幸运。

2000年底，王明成被查出患了胃癌，胃被切除了3／4。2002年他癌症复发，并已转移到肝脏。病痛使王明成瘦骨嶙峋，体重下降到不过40公斤。

王明成于2003年2月4日向医院提出要求安乐死，并承诺无偿捐献自己的角膜、肾脏等器官。医院有“前车之鉴”，断然拒绝了他。

6月21日，王明成一家留下最后的合影

2003年8月3日凌晨3时30分，王明成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

王明成的去世曾在网络上掀起一股热议，大部分人对“安乐死”表示支持：

我想那些反对安乐死的人，如果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那种痛苦的惨状，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就会理解安乐死的意义了。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要实施安死了。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安乐死。有一项关于安乐死的网络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人赞同安乐死，认为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应该合法化。

遗憾的是，安乐死的合法化在中国迟迟未实现。夏素文和王明成母子的悲剧仍在上演。

2017年6月15日晚，江苏女子万芳（化名）被小货车司机徐永年开车撞倒，反复碾压两次，两天后身亡。

2018年4月20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者丈夫王伟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判处徐永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018年4月20日，宣判当日上午。

为啥要判死者家属？

因为这是一起“雇友自杀”案，王伟也参与其中。

死者万芳早年被确诊宫颈癌，后来复发并多处转移，每天承受剧烈疼痛，生活不能自理。

她想自杀摆脱痛若，于2017年5月底饮下一整瓶农药，却自杀未遂。绝望之中，她与丈夫商量，找邻居徐永年帮忙，三人策划了一场“车祸”。

结果令人唏嘘。一人苦命，两人糊涂，两个家庭遭殃。

或许对于死者而言，她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至少在中国，没有。

安乐死是否有背人伦？这个讨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现在没有结论，恐怕100年后也不会有。

我们是一个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的国家。救人性命，不仅是大夫的职业天性，更是一种人性。而安乐死这种“助人死亡”的操作，是伦理所不容的。

除了伦理上的不容，安乐死在中国有更复杂的隐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中国70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达到了51.5例/10万人，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4万70岁的老人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如今这个数字只会更多。

其中，农村老人是自杀的主要人群，他们自杀主要有三大原因：

生存困难（没有养老金，子女不孝或无力照顾）疾病缠身（残疾、瘫痪、慢性病）情感孤独（无人陪伴）

假如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那么提出申请的，必定有大量生活贫苦的老人，而中国的老人往往被子女牵制，比如本来不想死，但是感受到后辈们催促或暗示，只能牺牲自己。

安乐死，听起来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很多时候，死亡不是一个人的事，关系着整个家庭和一群人。到底人有没有权利去剥夺自身的生命？这个问题面临法律、情感、人性、伦理等层面交错的困局，复杂得我们难以想象。

所以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屈指可数。

一面是拼死的争取，一面是倔强的悍卫。

当旁观者的时候，我们是非分明，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如果你的亲人身患绝症，痛不欲生，你会支持他安乐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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