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什么有一些走红的作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2018年8月份，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班，席间邀请80后作家徐则臣讲课，徐则臣在他的缓慢而低层的授课内容中，称文学是一个类似于长征的事业。

一个作家能坚持着写下去，是不容易的。他说到他感受到的一个现象，他才写作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作家，各放异彩，但是渐渐的，有些人不见了，离开了文坛了。

为什么会这样？

的确会给人一种谜一样的感觉。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的旅程，我们的确看到在这个长途的道路上，一些作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一些作家改弦易辙，转换了自己的文风，被文坛唾弃了。

可以说，有的人被文学淘汰了，令人扼腕叹息。有的人自惭形愧，放弃了文学，令人徒唤无奈。

文学的比拼，完全依靠的是文字本身，你本人再帅，你在生活中再呼风唤雨，但你的文字赤裸地摆在那儿，最终还必须依仗的是文字功力。

文学的简单与艰难都在这里。说简单，莫言没有小学毕业，但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看起来，文学的门槛是最低的。说艰难，很多穷其一生、付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写作者都无法得到文学圈的一个正视的首肯。

特别是有一些作家，写写就走丢了，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作家也有这种疑惑。

有人问李国文，后来怎么不写小说了？李国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起一件往事，当年他也曾经问八十多岁的肖军，怎么不写长篇小说了？

肖军回答道：“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

这个回答是多么的经典，而且是多么的实在。

当年莫言在出道的时候，通篇作品就是表达对一个异性期待而得不到的神伤。莫言的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就是一个少年对姐弟恋的渴望，小孩子初萌的情欲，无法发泄，只能面对那些年长自己的女性，但那个女性，根本不会看上小她几岁的孩子，所以，小孩子这种青春期初萌的情感痛苦，被莫言绘声绘色地写出来了。

据说这篇小说要收入中学课本了，不知适合不适合中学生阅读。

这使人想到屠格涅夫著名的小说《初恋》，小说里的一位少年喜欢上邻家姐姐，但姐姐喜爱的却是成熟的父亲，可想而知，这个学生受到怎么样的沉重的打击，其实莫言的小说里，与屠格涅夫的这种欲求则不达的痛苦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

有人会说，那雨果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写出把女性描写得如此动人的长篇《悲惨世界》？

然而，雨果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珠胎暗结，就可以看出雨果创造力旺盛的原因还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

当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文学回顾正在各家媒体逐一展开，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些作家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比如，当年非常闻名的马原，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作品里都必提马原。但现在他在哪里？

查了一下资料，马原生于1953年，辽宁人。他与另两位作家开创了西藏文学的黄金时期，马原也有意识地与内地拉开了距离，自称自己为汉人，就像陈冲到美国去了一趟之后，来到春晚上，她对台下的那些与她一样的同胞说：你们中国，以标心立异自己的不同。

马原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文学界有一个说法，就是马原的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与王朔《动物凶猛》、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并称先锋文学青春叙事的三部杰作。

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在八十年代几乎出现在所有论述先锋派文学的文章中，但是在35岁之后，马原急剧地衰落，衰败的原因，是他的小说，在正常读者那里，会遇到难堪的阅读障碍，从此在文坛上湮没无闻。当时我好奇地买了他许多的书，但最终连一篇都没有看下去。

如果一个作家想先锋的话，那么，首先你必须在古典的传统的文法上，打下扎实的基础，如果连这个基础就没有，就想像齐白石那样妄图开展自我创新的“衰年变法”，最终的结果就是“变法”没有成功，而直接进入了“衰年”。

当年提到马原必提的洪峰，现在也已经淡出了文坛。只有偶而被打爆出的社会新闻，让人们意识到他的存在。

另一个作家何士光，前几天还有网友关注他的去向。当年他在贵州作协主席的位置上，送来迎往，颇为风光，但现在却不见踪影。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去信佛了，放下所有的负累，包括文学，去寻求自我的精神解放了。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他在乡场上的过细的吟味，一旦回归到滚滚红尘中来，便被淹没得一无所有，空空荡荡，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必须依靠自己另觅途径，就如《子夜》里的高老太爷，本来寂守在乡间，尚能怡养天年，但一旦到了花花世界的大上海，立刻方寸大乱，即使手里拿着一本圣贤书，也无法挽回他的精神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