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尚发

近年来，随着学者们的呼吁与身体力行的工作的开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愈发重视起史料文献来。程光炜教授主持的“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发表的系列论文、《东吴学术》推出的系列“作家年谱”专栏、2016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等，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转向”的重要体现。“史料转向”已成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但如何转?怎样落实这种转向?却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毕竟，文献学、史料学都是需要“工夫/功夫”的工作，需要细致、耐心，乃至于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笨方法。在“史料转向”已经形成的今天，如何把“当代文学”真正落实在扎实的史料学、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内，也仍然是学界需要慢慢落实的问题。放在这一维度来考察，亓凤珍和张期鹏编著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1956-2017)》，其价值和意义也就毋庸置疑了。“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作家年谱的新做法、传记与年谱及资料长编的三位一体，都彰显出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来。

一、文学史叙述与研究资料长编

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和沃伦以《文学史》作为全书的结尾，并给“文学史研究”定下两个任务，即“在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它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并且看来还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者，只要文化传统不完全中断，情况至少会是这样。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这也逐渐被接纳为“文学史撰述”的主要任务，以至于如何来解释、概括、归纳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解释、批评和鉴赏”和“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都成为文学史撰述者们所考量的对象，构建体系化的“学科知识”成为至高境界。如此，文学史逐渐成为“专著书写”，在韦勒克和沃伦所强调的两个主要任务中所产生的批评文本，或“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的看法，逐渐沦为历史的淤积物，作为撰述者的“史料文献”，被降低了其存在的价值。是否勾勒清楚文学发展的脉络、概括归纳出诸多文学史的“学科知识”，成为判定文学史写作成功与否的标准。

“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定于一尊的局面，长久以来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演化为一种“常识”，对编选、辑录、考辨史料文献的工作，不适勤谨甚至忽略不计——只不过这种轻视是态度，而非是否认其存在的价值。谢冕和洪子诚二人编选于1995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一书，就成为许多论文写作者的引述来源。但把文献史料的整理、辑录、考证、辨伪等工作，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却并未得到认可。尽管相关的文献史料编选一直在络绎不绝地进行着：由孔范今、施战军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几乎同时，由杨扬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出版，但最终只出版莫言、贾平凹和王朔三种。近年来，尤其是2016年之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文献转向”尤其明显。《东吴学术》杂志尝试的作家年谱研究系列以及此后出版的“《东吴学术》年谱丛书”、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以及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等，可以看作是这一转向的较具代表性的实绩。相关会议也陆续召开，尤其是2016年6月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以及会后发表的系列文章，可看作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随着“史料文献转向”的兴起，“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观念慢慢得到凸显，这尤其体现在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中。该丛书主要关注新时期文学即“当代文学后三十年”，按照文学史的发展线索，聚焦“文学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话剧’、‘文化散文’、‘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外国文学译介’等”、“社团，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等”、“流派，例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笔者有幸参与其中，编选了《寻根文学研究资料》与《反思文学研究资料》两种，亲身体会到“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的三昧：史料文献的编选本身，需要展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内在的成因、前后的贯穿等。在《寻根文学研究资料》中，梳理其发展的线索成为主要的考量，1984年的“杭州会议”、1985年的“寻根宣言”以及这些具有文学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前后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成为编选的思路。与寻根文学不同，反思文学是首先产生文学现象，然后在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历史概念的纠缠中，逐渐被提出来。因此在编选过程中，聚焦作品现象、与其它文学现象的关联以及对之进行的整体研究，被确定为编选原则。如此，不但史料文献得到了编选蒐集，也因为文学史脉络的贯穿，而使得史料文献获得了文学史叙述的价值。

即便如此，“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就真正的“文学史”麇集史料文献、以之作为文学史书写的方式，似乎还有欠缺——即便内在地体现了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前后的关联、发展规律的呈现等，但它仍然是史料汇编、文献集成的方式，保留原始史料文献的完整性的同时，也缺乏剪裁、编织与重新排列。弥补这种欠缺，真正做到“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书写的，恰好是亓凤珍、张期鹏合著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1956-2017)》(以下简称《长编》)一书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就围绕着张炜的研究资料搜集而言，这部作品几乎可以说穷极了其作其时的周边材料;就择取的精良、准确而言，书中又处处能体现出二位作者对张炜作品的把握与认识之深，对所搜集的材料的熟稔程度;就编排体例的新颖性与适恰性而言，以纪传体的方式，编年汇入史料文献，既是重新的打乱重排，也是史料文献本身的原滋原味呈现。整部书以张炜的文学活动作为核心，涉及其创作、相关评论、文学活动等等，以张炜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基础的文献，编织罗列相关史料文献，从而构成详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可以说，《长编》是最为典型的“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它不满足于粗糙地麇集史料文献，以某一主题来蒐集辑录，而是把史料文献分门别类、剪裁摘抄，按照纪传体的方式，用编年体的条目格式，逐年加以重新编排，使之成为线索明朗、叙述规整的“文学史专著”。

强调“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的意义，并非是要附加给《长编》额外的价值，而是要厘清既有“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的存在必要性，也有“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的存在必要性，而且作为最基础性的存在，“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某些程度上比“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更能带来历史的现场感、时代感与真切感。

二、有关作家年谱

就纯粹的史料文献搜集而言，《长编》可谓用心良苦。尽管整个专著的书写“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资料的搜集整理却长达33年，其中的艰辛、冷暖与长期寂寞枯燥的书报刊物堆积，或许只有两位著者感触最深。史料文献搜集的精确、无一遗漏，是整个作品的最大特色。仅就2002年1月论，《长编》不但记载了“《想象的贫乏和个性的泯灭》在《天涯》2002年第1期发表”、“长篇小说《古船》被列入‘人民文学奖获奖书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期刊载刘海波的《悖离民间的尴尬——从看知识分子处境》”、“1月24日，《文学报》刊载彭生的《张炜举行研讨》，介绍了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与华夏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作品研讨会情况”等之外，还详细罗列了“随笔《武侠小说的个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1月号发表”、“散文《夜思》被收入‘金收获’《收获散文精选》，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沉默彻悟》被收入少林寺禅露杂志编辑部编辑的《禅思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笔《八位作家待过的地方》(节选)被收入‘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补充教材’《阅读》(初中三年级用)，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在研究界，尤其是一般的文学史书写，常会遗忘的细枝末节处，恰好见出两位著者的史料文献的真功夫!即便是一般的史料文献研究，这种“笨功夫”也颇值得尊敬与学习。因此从整体上而言，《长编》既有“重大历史的线索贯穿”，也有“历史的细枝末节纵横交织”，形成了事无巨细、菟丝毕集的“蛛网式结构”。

当然，《长编》因聚焦于张炜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它所具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属性就大为减弱，而呈现为“作家年谱”的样式。在论及“年谱及其做法”的时候，梁启超指出：“年谱正格，做文章似的一年一年做下去。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所谓平叙体是按照年月分段描写谱主的文学活动、时事、诗文目录、评论等;所谓纲目体则是在平叙体之下再细分详记，以《王阳明年谱》为例，“纲记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记知行合一的意义。”即详略得当地记载谱主的活动，并进行评价。就这两种叙述样式而言，《长编》可谓兼而有之。以2007年为例，《长编》记载“4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属于平叙体。紧接着交代，“演讲后修订整理为《在半岛上游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可谓纲目之纲。而后摘抄张炜的言论，作为“目”来补充“纲”，并交代文献的出处。不惟此，在对史料文献进行梳理、剪裁中，二位著者可谓用心良苦——除却客观史实的呈现是采用了叙述的格式，举凡张炜的身世、生活、文学观念等，全用其文章来说话;举凡对张炜创作的评价、研究，则又全从其时的研究文献中出。历史研究的客观态度，便在史料文献的剪裁中，用了别一样的方式，客观体己地呈现出来。虽曰作家年谱，亦是资料长编;虽曰资料长编，亦是作家年谱：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完美统一体。

史料的详实、精细，叙述的完整、得体，态度的客观、公正，是《长编》的显著特色。但大约是考虑着篇幅的体量、容量，两位著者放弃了许多年谱应该有且较为重要的部分。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所提出来的“作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对时代、社会的背景进行哪怕是粗略的勾勒，对于理解谱主的文学活动、作品创作等都是极有益的。但关于重要的时代讯息，《长编》未能顾及，尤其是1980年代的重要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比如其时兴盛的文化寻根热潮对《古船》创作的影响及其回应、“文革文学”的时代规训与张炜的早期创作等，都是可资探讨的“年谱作法”。其二，张炜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也较少提及。比如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二张二王”的论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和文学事件，张炜不但参与其中，而且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样事件的缺失，尤其是论争中“同时代人”的观念介绍的付诸阙如，对于理解《九月寓言》等作品，尽管并没有致命的危险，却有着不完善的感觉。同样地，张炜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的文学交往、对谈等，即便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对这些人的简要介绍，也能勾勒出时代的文学背景来，对于理解张炜，也益处多多。当然，张炜的友人、亲戚、师承等，尤其是张炜年少时期的父母情况、成长过程中的师承关系、文学经历中的朋友交往等的铺排，实际上都对理解张炜大有裨益。在《长编》中，因史料的不足而导致的“前轻后重”，若能加强这一方面的史料运用，当能化解一二。其三，少许或丰富的考证，是年谱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使用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这在《长编》中表现为，张炜早期的创作，常记载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节点，却未交待史料文献的来源，缺乏考证的痕迹。以1984年为例，在11月份，详细地记载了《剥麻》、《蓑衣》、《忆“老得”——关于》、《他为什么喊“大刀唻”——关于》、《贺三百》、《烟斗》、《像写信一样》、《长篇估》、《少年与阳光——读小说》等的创作完成情况，却并未列出出处、考证的明文，阅读者就会将信将疑，不知道材料从何处得来?为何如此记载?更令人颇感错愕的是，2016年12月16日有一条记载着：“同日，将有关文学访谈辑录整理为《记得住的日子》。”“有关文学访谈”未交待具体包括哪些访谈，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也无从考察张炜此前的访谈与这篇文章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越往后发表时间的记载较多，创作完成情况的记载逐渐减少，也给人一种前后未严格统一的印象。

当然，这都是吹毛求疵的指摘，是考虑年谱的完善程度、作谱动机等提出的异议，本身是否在二位著者的考虑之中，还另当别论。对于一部资料详实、精细，叙述得体、缜密，又不得不考虑篇幅体量的“作家年谱”而言，做到将一人之事铺陈清楚，已十分难得。

三、在年谱、传记与研究资料之间

如果说“作为史料文献的文学史”是从一个极宏观的角度来认知《长编》，那么“作家年谱的新作法”则可谓是体贴的角度来观审这部著作了。但在这宏观与体己式之中与之外，则是它所具有的“文学传记”的面貌。在论述给文学家做传的时候，梁启超指出：“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这两种做传的方式，全都体现在《长编》之中，尤其是关于个人生平、创作观念。在早期材料较为缺乏的情况下，两位著者采用了许多张炜的散文、回忆录、序跋等涉及到自己身世的部分，直接摘录作为内容，再旁采诸如老师、朋友和其他熟人的回忆文章，形成了陈述、旁证纵横交织的叙述方法。及至于创作观念，以《古船》为例，用了大段张炜的原话，陈述两部作品对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写作动机、创作过程等。同时，按照评论文章发表的时间，又分别引用吴俊、陈宝云、雷达等的原话来评价这部小说。这种方式既把传主张炜的文学活动纳入其中，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文学批评、氛围等。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引用了较多张炜的原话，整个《长编》像是传主的促膝长谈，颇有和蔼可亲、娓娓道来的味道，比起一般的传记来又胜出一筹，体现出贴切的、体己的风格。最为明显的当数《长编》1956-1972年的大段引用：1956年，张炜出生的叙述中，摘录《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详细介绍了山东龙口渤海莱州湾畔张炜出生地的地理和他对家庭的回忆，又旁采张炜老师萧平的回忆来佐证;1970年，张炜读初中，用了一篇访谈录中的话，交代其初中生活的境况，又用一个对话和一篇回忆录来进行丰富。此后，关于发表长诗、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等人生中的一系列大事，都采用这种方式，看似像史料文献的累积，而实则是用了剪裁的方式，写下了一部十分温馨、贴切并体己的人物传记。这其中，两位著者的叙述者客观身份体现在编年体的运用，和纲目的编选叙述上，是作为第三人称的视角进入;但因为引用的都是张炜的自述以及他人的旁证，又显示出第一人称叙事的效果，与第三人称的口吻交互重叠，从而彰显出别致的“传记风貌”。

因为这种特点的存在，整个《长编》就显得是一种对话的姿态，是张炜现身说法、是他人的客观评价，也是两位著者的历史叙述。可惜的是，地方志记载、同时代的文学氛围、张炜的阅读情况、课堂教学等的缺失，少了许多“张炜周边”的有趣历史线索，尽管凸显了张炜，却显得传主有些“孤立无援”。梁启超就说他理想的传记的做法，“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络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张炜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贯穿性人物”，他很早就开始创作了，1974年创作的《狮子崖》留有很深的时代印痕，如果不把其时的文学环境描绘出来，它就显得突兀而难以理解，只罗列这一历史事实，显示得单调。1980在《山东文学》发表《达达媳妇》之后，张炜更是广泛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中，以至于他被归入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乡土小说等序列之中，倘若不把这些外围的文学境况交代清楚，对于认识其文学创作也会略显狭促。如果可能，还需要提及的是，对张炜相关作品的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于丰富其文学活动、有助阅读者理解传主，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而言之，不管是将《长编》看作是文学年谱还是作家传记，可丰富的地方也还是存在的，但恰是如此，才更彰显了这部著作的独特性。我们完全可以说，《长编》既是一部研究资料，也是一部文学年谱，还是一部作家传记，它以独特的方式综合了这三者，使之融为一体又各自带着自身鲜明的个性。作为研究资料长编，它提供的大量照片、版本、史料文献，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和作家作品研究的价值;作为文学年谱，编年体与纲目体的结合使其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将张炜的生活、创作与文学活动几乎一网打尽;作为作家传记，又以叙述的客观、审慎，剪裁资料带来的亲近、体己等特色，使之区别于一般的传记。它不但是基础性工作的展开，还是开创性工作的奠基，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料文献转向”进一步拥有了它的实绩，代表着一幅新面相的出现。

2018.12.31人图圆桌·问馀斋

个人简介

谢尚发，中国人民大学2015级博士，1985年生，安徽临泉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兼及文学创作。论文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评论》、《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曾被《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等转载。小说散见于《十月》、《天涯》、《台港文学选刊》等，著有小说集《南园村故事》，编著有《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荣获“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论文奖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