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存着好些发货票，年头都不短了。随便翻出一张，就是一段陈年往事。

　　保存时间最长的是那张1975年的发票。那年冬天，我回北京休假，在跟母亲闲聊时，说起手上戴的那块五一牌手表老出毛病，修过两回也不管用。我妈就从大柜里摸出一个存折递给我，折子上有120多块钱，让我去买块新表。这事让几个姐姐知道了，合伙窜腾她们当中挣钱最多的老三也往外掏点。三姐连个嗑奔儿都没打，立马表态：咱妈出多少，我也出多少。她一个棉纺厂的挡车工，薪水也高不到哪去，出手如此大方，让我这个当弟弟的感激不尽。

　　我揣着这两笔赞助款直奔东风市场，围着手表柜台转了好几圈，末了儿相中了一款瑞士日历夜光表，天克诺大三针。表倒是真好，就是贵了点，售价243元。当年用这笔钱，大约能买1300多斤白面或300多斤猪肉或40瓶茅台。我的工资32块钱，刨去伙食费和少许零花，逢年过节得给家里寄点，父母过生日必须孝敬点，回北京歇探亲假，再往铁道上撒点，手里也就剩不下几个子儿了。靠我自个儿攒钱买表，得等到猴年马月。

　　我戴着这块天价手表回到东北，尽管时时处处小心留意，生怕磕着碰着，结果还是没躲过去。有一次我生火炉子，用榔头砸硬煤，一下砸偏了，煤块崩起来把表蒙子磕出一道裂纹，可把我给心疼坏了。拿到县城钟表铺去修，人家说，从来就没进过这种配件。赶上原先一个连队的梁豆回北京探亲，便托她把表捎回去重新换个蒙子。一个月后，“天克诺”完璧归赵，附带一张亨得利钟表店的发票，我照单付给梁豆5块钱。

　　1983年，我爱人花了24块钱从菜市口信托商行抱回一台两速摇头电风扇，摇了这么多年的大蒲扇，也该鸟枪换炮了。电扇个头不大，没别的毛病，就是声儿有点大。我这个人睡觉轻，半夜被它吵醒过好几回，每次我都爬起来修理它。拧下螺丝，拆下外壳，往销钉连杆和轴承上抹点黄油，试了试不管用，再調调齿合间隙，还是不灵，折腾一溜够，越修动静越大。我一不做二不休，奓着胆子把拳头大小的电动机给拆了，摸摸转子定子，查查线圈电刷，全都喽一遍，也瞧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也不能白拆呀，给轴承鎬点缝纫机油吧。把散了架的电扇重新组装起来，我满怀期待按下启动按钮，扇叶光打哆嗦不动窝。这可崴泥了，动静一点没减不说，还落下不少后遗症，头也不摇了，也不变速了，扇叶更是不扒拉不动。本来转得挺欢实的，让我这个二把刀给治成瘫子了。趁着还没出伏，赶紧把它又送回信托行，真没想到，竟拿回来22块钱，要是等到秋凉再说，非砸手里不可。转过年来，我爱人又从国华商场抱回一台蝙蝠牌台式电扇，南京兵工厂生产的民品，三速带摇头，转起来只觉凉风吹，不闻扇叶响。售价129元，物有所值。后来，空调取代了电扇，这台“蝙蝠”也没舍得扔，夏天有时还用它吹吹风呐。

　　1985年的一天，我正在班上，传达室的人喊我接电话。电话是一位老战友打来的，说是买了两台水仙牌双缸洗衣机，其中一台是他替我做主买的，货已经送到我家，他等不及我下班，把机器搁在楼道就走人了。我撂下电话，跟头儿打了声招呼，赶紧往家奔。这位仁兄事先一点口风也没透，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过了一个礼拜我才把钱凑够了给他送过去。我住的简易楼没有阳台，洗完衣裳没地儿晾，就在过道两边的墙上楔上两颗大铁钉子，再拧上一根8号铅丝当晾衣绳，湿衣裳搭上去一个劲地滴嗒水，过道变成了水帘洞，要是洗个被里床单什么的，就得到楼下找地方栓绳了。有了洗衣机，就都不成问题了。老战友已仙逝十余载，回首往事，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1986年，农览馆举办全国乡镇企业名优产品展销会，一位在农林部乡镇企业局当差的朋友给了我一张冰箱票，并一再叮嘱我，库里总共进了40台冰箱，其中只有10台是喷塑的，提货时千万别弄错了。我也搞不懂喷塑是怎么回事，反正到时候别搞错了就行。我家住象来街，提货地点在马家堡仓库。那时候还不兴私家车，也没地儿雇排子车，单位食堂有一辆轿卡，我跟司机小马的关系还不错，就请他帮忙跑了一趟。我的住房虽然从6平米改善到12平米，东西还是摆得满满登登的，为了给冰箱腾出一块立足之地，搬来挪去的可没少费劲。冰箱买回来没多久，报纸上曝光了一批伪劣产品，华星牌电冰箱也在其列，不过我买的终归是展销货，又打着名优产品的旗号，质量确实不错，据说压缩机用的是进口货。

　　1991年冬天，领导把我从项目部调回公司机关，由于职数所限，这次调动属于降职不降级，虽然领导找我谈话时一再说，这只是个临时过渡，待遇也不变，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大概是为了安抚我，领导给我报销了家里的电话初装费，外加每月补助50块钱通讯费。我从财务领出这笔钱，直奔中复电讯商店，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除了2450块钱的购机费，还要另交1100块钱入网费，150块钱购卡费，以及50块钱频率占用费。才用了一年多，就让小猫拨拉到地上摔坏了。送到专修店，换屏要一千多，八成新的二手货才160块钱，不值当修了。刚好市面上新出了翻盖手机，我就势换了一部爱立信。

　　在这堆票据里，数量最多是自行车发票，原因不说自明。从1982年那辆“迎春”算起，拢共买过9辆。女儿上中学时给她买了辆斯普瑞克，一直骑到上大学。有一天她从学校骑回一辆24杂牌车，说是班里有个同学非要跟她换着骑，她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做老家儿的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这辆车实在是太破太难骑了，我就把它推到修车铺做了个大修，中轴、链条，再加上里外带，全都换了一茬新。骑到学校没几天，又让贼给顺走了。没辙，再买辆新的吧，她自己挑了一辆飞鸽变速山地车。

　　在这之前的1987年，我骑的那辆铝合金加快轴被偷了，便托朋友的哥哥给弄了张自行车票。在东方饭店一间不大的库房里，装配好的自行车挤挤插插堆成山，我和同去的朋友费劲巴拉搬下来一辆，看看没磕没碰，零配件齐全，就是后闸皮蹭瓦圈，其他再没找出别的毛病来，付款走人。推到胡同口，让修车摊的师傅稍微给拿了下龙，偏腿上车，骑着这辆飞鸽大链套直奔非机动车管理站，先交税，再领行驶证，顺手就把号牌挂在后挡泥板上了。至今我还忘不了，每年到了该上税的时候，就有人在大街的十字路口摆摊设点，拦着过往的骑车人卖税牌，那也是当年街头一景。

　　1990年，为了能坐在家里观看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演出盛况，我琢磨着把家里那台昆仑12寸黑白电视机换成彩色的。买彩电要票，咱没地儿淘换，就托人买了一台水货，方头方脑的外形和15寸的显示屏，市面上少见。没过几年，牡丹21遥横空出世，我也赶了一回时髦，把原先那台淘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个头越来越大，身板越来越薄，手动的，遥控的，纯屏的，直角的，全高清的，超高清的，花样不断翻新，价格也逐渐趋于合理。三十年前，彩电基本是论寸卖，所谓一寸一百，比如21寸的大约就能卖到两千多块钱。不过那时候的两千块钱，含金量可比现在高多了。

　　我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9寸屏的金星牌，屏幕太小费眼睛，就买了个放大镜支在前面，屏幕倒是显大了，但视角变窄了，影像也变得模糊了。后来又听说贴上彩色透明膜就能出来彩电效果，我没试过，总觉得有点自欺欺人。早期的电视机都自带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太弱，荧屏上闪着一片水泼纹，得来回不停地拨弄那根小鞭子调整角度，遇上好看的节目，攥住天线别撒手，通过人体传导，信号特稳定。后来还风行过一阵用易拉罐自制天线，效果也好不到哪去。有个哥们儿给我整了一套室外天线，还没来得及往楼顶上装，公用天线就入户了。

　　说起黑白电视机，我还闹过一回笑话。那台昆仑12寸看了有些日子了，我忽然发现屏幕下方打出的字幕总是露着上半截，因为不影响收看，也就没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哥们儿家看彩电，发现里面打出的字幕全须全尾，我的火噌地一下就窜上来了：电视台也忒欺负人了，凭什么给黑白电视只打半截字幕？！哥们儿问明缘由，一个劲地寒碜我，你真老赶，那是电视机的毛病，跟人家电视台毛关系都没有，稍微调试一下不就行了嘛。我一想，对呀，起先看的那台金星也是黑白的，怎么就没这毛病啊。多亏哥们儿点拨，要不我差点就给报社写信投诉了，要是真把信寄出去，那得多丢人现眼呐。

　　双人沙发是我们两口子用它自带的滚轮从国华商场一路推回家的。好不容易抬到二楼，横挪竖拐楞是进不了屋门，幸亏界壁儿的韩家大小子过来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鼓捣进去。1992年搬家时处理旧家具，唯独把它留下来了。后来沙发扶手被小猫挠烂了，弹簧也坐折了好几根，我从工地上找来3张七合板，垫在座垫下面，又将就了好几年。

　　缝纫机是专为女儿置办的。那年她上初中，学校有劳动课，老师给布置了家庭作业，学会用缝纫机做针线活，形式不限，要求一个星期内完成。我家以前倒是有过缝纫机，但早就给卖了，为了配合学校的教学计划，那就再买一台吧。到西单商场选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用自行车把它驮了回来。女儿匝了一只套袖，按时把作业交上去了，自此再也没挨过缝纫机的边。蝴蝶牌不如原先在东北用过的蜜蜂牌好使，那台机器是从兵团四师物资批发站弄出来的，1979年大撤退时，连同其他家什儿全都给卖了。批发站的那位管理员叫梁平，也是北京知青，忘了是哪个学校的了，当年在虎林没少麻烦他。如今不知人在何方，一切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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