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晓沛，资深外交官。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

曾任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科员，驻苏联使馆研究室随员、三等秘书、 二等秘书，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副处长、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参赞、副司长、 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 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曾荣获波兰共和国高级十字功勋勋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荣誉证书和共和国独立20周年奖章、外交部优秀外交官称号和优秀共产党员奖章。

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主席，外交笔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别样风雨情缘》。

在驻外使馆工作，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应对处理。

一次，使馆被告知：我一名驻外记者突然“失踪”。大家急忙分头寻找，直至半夜仍毫无线索。经过分析，我们估计可能是对方安全部门所为，即决定向驻在国警方报案。

第二天一早，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我，称我国记者遇到了麻烦，已被有关部门拘留。

我当即表示，据我所知该记者是根据双方协议在贵国从事合法工作，现在两国关系很好，请主席先放人，有什么问题再商谈。

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大使有空，待见面后再议。我说，可以面谈，但有两点请求，一是必须保证我国公民的安全，二是我要立即与这位记者通电话。对方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儿，该记者打来电话，讲的是俄语。很明显，旁边有人监听。我用中文对他讲，使馆正在进行紧急交涉，请他一定不要紧张，保重自己。可还没听到他的回复，电话就被掐断了。

请示国内后，我前往会见该主席。这是我外交生涯中第一次走进蒙着神秘面纱的大楼。

会见在主席办公室进行。寒暄过后，我直接问道：“现在我们双方关系很好，为什么还重复冷战时期的做法？”

对方答：“我也对此感到遗憾。但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位中国记者向我们的公民收买机密情报。”

“这位公民是什么人？提供了什么情报？”我问。

对方说：“这是一位女记者，出卖某组织的机密文件。”一听到“女”字，我脑海中下意识地闪现出电影中女间谍的镜头，并蹦出了“ ловушка”（陷阱， 圈套）的俄文词。

我停顿了一下，认真地思索怎么用俄文予以准确表达，然后有意笑出了声音，令对方深感惊异。

我反问道：“我们两国都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对我们双方来说，有何秘密可言？而且，如真是什么‘机密文件’，贵方怎么会允许落到你们的一位普通记者手中？显然，这是一个预先设好的圈套。

讲到“圈套”这个词时，我特意加重了语气。

几句话驳得这位主席哑口无言，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反谍局局长。局长赶忙对我说：“这位中国记者确实违反了我国法律，所以我们采取了措施。”他把事件的经过叙述了一遍。

我转向主席说：“基本事实已经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我今天来，只想强调一点，贵国总统不久就要访问中国，此刻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恐怕我们都不好向总统交代。”

他马上表示将尽快向总统报告，妥善处理此事。我说：“相信贵方会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尽早释放我国记者。”我还提出，希望现在就能见一下我们的记者。他答应安排，让我1小时后再来这里。

1小时后，我和同事再次来到大楼门口。反谍局局长对我说：“你们的记者已在这里等候，请大使用俄语与他交谈。”这位记者我见过几次，文绉绉的，与使馆同志关系融洽。

当我走进会客室时，他马上站了起来。我几乎认不出他了——面色苍白，状态萎靡。我感到很压抑，安慰了他几句，说使馆已出面，不会有什么事，很快会出去的。告别时，我特别强调了一句：“你妻子让我对你说，要爱惜自己，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他点了一下头，就被带走了。

当天晚上，我要求紧急约见外长。对方外交部答复说，外长因病住院。我直接打外长手机，告诉他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需要处理，如不行，我去医院找他。他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明天上午10点在我办公室见。”

次日，我到外交部向外长谈了有关情况，并晓以利害，要求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大局出发，立即无条件释放我记者。对方说：“真是荒唐！我将报告总统，会尽快妥善处理此事。”

1周后，外长打电话告知，他已与那位主席一起见过总统，问题已解决，本周内放人。当时是周四，周末中午，使馆接到通知，让17时派人去接记者，并带上其护照。

为什么要带护照？我们研究后认为，可能是要在护照上加盖“黑章”，限期离境。我说，这绝对不行，并向接人的同志交代了要注意的事项。

下午17时30分，使馆的同志来电话，说对方坚持必须出示护照才能交人。我说，请告诉他们：“你们抓人时既未通知使馆，也未要求出示护照，为什么现在需要办理手续？请将大使的这个意见报告其上级。”

又僵持了约40分钟，原先一帮人走了，换成外交部领事局的官员。他们比较客气，说用不着办手续了，只要在登记本上签个字即可放人。

使馆的同志又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我们的公民被非法拘留，现在必须无条件释放，使馆不能签这个字。”领事局的官员打电话请示后说：“算了，既然不愿签字，那就走人吧！”

后来从记者夫人那里得知，在使馆交涉接人时，有便衣曾到她家里去寻找证件，幸亏我们事先采取了安全措施。

记者获释后，外交部专门对使馆此次工作表示肯定，指出使馆积极营救我国记者，与对方斗智斗勇，维护了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