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夏济安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由于薪水不高，为了贴补家用，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了不少作品。所谓的“美国新闻处”（USIS，简称“美新处”），是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而设立的一个文化宣传机构，为了拉拢和吸引流落于中国台、港的文化人，美新处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渥的稿费。当时，不少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也参与了美新处的翻译工作，如张爱玲、宋淇、姚克等。夏济安在台湾的好友如吴鲁芹、侯健等人也都在余暇从事翻译，以增加收入。当时，台港很多文学刊物，如《人人文学》、《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亦受到美新处的资金支持。美援文化对五六十年代台、港文学的影响，应是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夏济安在五十年代翻译了《莫斯科的寒夜》（1952）、《坦白集》（1952）、《草》（1953）、《渊》（1955）、《美国散文选》（上册，1958）等作品，在他看来，他所译的这些作品价值并不高，除了《美国散文选》（上册）以真名实姓现世外，其余皆署“齐文瑜”之名，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对这部译作的足够重视。这部作品的翻译及出版过程，过去在学界不太为人所知。其实，它从翻译到出版的过程颇费周折，中间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时间，甚至一度中断。可以说，《美国散文选》的译介真实地反映了夏济安与美国新闻处的合作，而这种合作也是美援文艺体制下台、港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1952年，台湾和香港的美新处联合制订了一份翻译计划，大张旗鼓地开展美国文化翻译工作，涉及的内容有美国诗歌、美国散文、美国批评、美国哲学、美国戏剧等，为此，他们网罗了台、港一大批知名翻译家。其中，美国散文一项原计划分上、下两册，上册由夏济安编译，下册由傅从德编译。傅从德是夏济安在台大外文系的同事，他于193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台湾光复后，进入台大任教，曾在夏济安出国进修期间代他教授小说选读。根据编译要求，散文选的上册止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下册截止到近代。由于稿费优厚，加之对英美散文素有研究，于是，夏济安在1954年正式接手该项工作。但是，1955年2月，夏济安得到台北美新处资助赴美进修半年，翻译工作因之一度搁浅。在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期间，夏济安由于功课较紧张，曾向弟弟夏志清求助，希望他能帮忙翻译其中的一部分。夏济安在信中谈道，如果早日译完，“钱可能用官价汇到美国来，对我们大家都好。如回台北后再译好，则拿台币，再换黑市美汇，就吃亏很大了”。但不巧的是，夏志清此时也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埋首于修改、整理《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稿，根本无暇顾及翻译。

进修结束后，夏济安返回台大，又投入了繁忙的教书生活。由于公教人员的待遇不高，夏济安不得不迫于生计加快翻译此书，因为这本书大概可以带给他二万二千元台币的酬报，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在翻译上。美新处规定，一部译作的翻译可以分四期付款，但夏济安的工作进度却十分迟缓，因此并没有到手多少钱。

1956年，夏济安受梁实秋举荐，得到一个赴密歇根大学访学的机会，但他心里很矛盾，一时不能决定，在给弟弟的信中，夏氏写道：“心仍旧相当乱，在行前一定把essays弄完，稿费可以用以贴补家用。我希望能够由我来负担几个月。”不久，香港老友宋淇开始着手编译《美国文学批评选》，夏济安又被拉去帮忙。此时，《美国散文选》已经译出初稿，夏济安告诉弟弟：“我自己的essays已译完，但是现在没有勇气拿出来重读一遍（因为不大满意），很多notes要加，还得写一篇序，发一发狠，再花两个星期就可缴卷，现在又搁在那里了。”此时，夏济安并未一鼓作气，仍然在不紧不慢地修改这部译作。然而，1957年爆发的台北反美事件差点断送了他的这部译作。

1957年3月20日夜，台北青年刘自然在阳明山中正公园附近被美国军官雷诺兹两枪毙命，最后雷诺兹却被判无罪释放，这引起了台北民众强烈的不满。5月24日，民众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由于事态扩大，随即引发了“反美暴动”。部分民众冲进台北美国新闻处和美军协防司令部，把新闻处图书馆的书报扔出来放火焚烧，把协防司令部的桌椅等或打翻、或踩坏泄愤，美新处多处亦被捣毁，造成很多文件遗失。幸运的是，夏济安与美新处签订的翻译合同并未丢失，倘若这份合同在事件中被烧毁的话，夏济安的心血就白费了。这一突发事件，也使夏济安意识到必须即刻完成这项翻译。大概在6月底，这部历经三年的译作终于缴卷，但是，它的出版却还在一年以后。

尽管《美国散文选》迟至1958年才面世，但已有部分译文先行发表。1956年8月，夏济安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了《文学杂志》，并担任主编。他不仅负责编校稿件，还亲自写稿、改稿，苦于分身乏力，难以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文学杂志》创刊后，在第一、二两期连载了霍桑的《古屋杂忆》，署齐文瑜译。齐文瑜即夏济安之笔名，先将译文发表在杂志上，也体现了他对自己译笔的足够自信。夏志清读了这篇译文后大加赞赏，他认为，“词汇的丰富，当可与霍桑的原文媲美”，“把你的译文和霍桑的原文粗略地对照了一下，看到你把霍桑的长句子拆开后重新组织，另造同样优美的长句子，确是不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你把霍桑的带些‘做作’性的幽默也译出来了”。

1958年6月，《美国散文选》（上册）终于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署“夏济安编，夏济安、张爱玲合译”。至于为什么选张爱玲的译文，很有可能是早在1953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译的《爱默森选集》（由范·道伦编选），并附有张爱玲写的“译者序”。夏济安在散文选里应该有计划地选取爱默森的文章，由于张爱玲已有译文在先，他对张氏的译笔可能也较满意，故无需再费力重译了，于是从中选取了《梭罗》一文。对爱默森的介绍，夏济安也如实抄录了张爱玲的“译者序”，除删掉其中关于爱默森的成长经历的片段之外，基本未作其他改动。《美国散文选》（上册）选取了从爱德华兹到梅尔维尔共计十一位作家的十五篇文章。但是，根据台湾“清华大学”王梅香博士的论文《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中所透露的信息，《美国散文选》虽然署名夏济安、张爱玲译，但是，除了张爱玲译的一篇文章之外，剩余十四篇译文并非都出自夏济安之手。美新处的档案表明，有五篇并非夏济安所译，但却没有指出具体的篇名，这些译文又出自何人之手？王梅香博士的论文并未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在五篇译文里，笔者可以确定有一篇定非夏济安所译，那就是《禽兽为邻》。该文实际出自香港人人出版社在1952年出版的《湖滨散记》，译者为吴明实。后来，这部译作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63年印行，前后印刷达九次之多，影响非常大。而这位吴明实，其真实的身份就是著名诗人徐迟，《湖滨散记》是根据他所译《华尔腾》修订的。《华尔腾》由晨光出版公司于1949年出版，属于“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所出《小城故事》，亦署名吴明实译，而这位吴明实则是吴岩，《小城故事》是据他所译的《温士堡·俄亥俄》删改、修订的，这部小说也属于“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据赵家璧回忆，这套丛书原计划以“美国文化丛书”的名义出版，是晨光出版公司与当时上海美新处处长费正清的合作，后来共翻译出版了十八本作品，具体书目如下：

《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上、下卷），卡静作，冯亦代译，1949年3月出版。

《海上历险记》，爱伦坡作，焦菊隐译，1949年3月出版。

《珍妮小传》（上、下卷），德莱塞作，朱葆光译，1949年3月出版。

《康波勒托》（长篇小说节选），海敏威作，马彦祥译，1949年3月出版。

《漂亮女人》（现代美国短篇小说集），派克等作，罗稷南译，1949年3月出版。

《爱伦坡故事集》，爱伦坡作，焦菊隐译，1949年3月出版。

《温士堡·俄亥俄》，休伍·安德森作，吴岩译，1949年3月出版。

《在我们的时代里》，海敏威作，马彦祥译，1949年3月出版。

《没有女人的男人》，海敏威作，马彦祥译，1949年3月出版。

《华尔腾》，梭罗作，徐迟译，1949年3月出版。

《现代美国诗歌》，蔼根等作，袁水拍译，1949年3月出版。

《草叶集》，惠特曼作，高寒译，1949年3月出版。

《朗费罗诗选》，朗费罗作，简企之译，1949年3月出版。

《悲悼》，奥尼尔作，荒芜译，1949年3月出版。

《传记》，勃尔曼作，石华父译，1949年3月出版。

《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夏尔乌特作，袁俊译，1949年3月出版。

《人生一世》，萨洛扬作，洪深译，1949年3月出版。

《密士失必河上》（上册），马克·吐温作，毕树堂译，1950年8月出版。

夏济安所译《美国散文选》中的《禽兽为邻》就直接选用了《湖滨散记》中的译文。夏济安在关于梭罗的介绍中谈及，“《禽兽为邻》是《华尔腾》（即《湖滨散记》）中的第十二章”，实际上已经把这篇译文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了，可惜并未引起注意。

至于其余的四篇译文，笔者现在无法断定，但基本可以确定是由夏济安在台大的学生帮助完成的。到底是谁参与了夏济安的翻译任务？王梅香博士推测是朱乃长，也即朱南度。他是夏济安的高足，曾在《文学杂志》上翻译了大量的译文，堪称夏济安的得力助手，也被其视作《文学杂志》未来的继承人。夏济安曾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坦陈，“译完essays，接着还要译宋奇委托的Rahv之文。另外T.S.Eliot和C.Brooks两文，我已另找学生去翻。我自己的essays里，也有学生帮忙的东西，paid all of my own pocket。别人的翻译，我全不相信，虽然自己也译不好。现在事情太忙，只好找人捉刀了”。这段话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我们不妨一一道来。夏氏所言“Ｒａｈｖ之文”，即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的《论自然主义小说之没落》，由夏济安自译，刊载于《文学杂志》第四卷第二期，署名齐文瑜。至于“T.S.Eliot?C.Brooks两文”，即T·S．艾略特的《传统和个人的天赋》和布鲁克斯的《诗里面的矛盾语法》。艾略特之文，先由朱乃长译《传统和个人的天赋》，载于《文学杂志》第八卷第三期，署名朱南度。后来，这篇译文又经由夏济安修改加注，以《传统与个人的才具》之名，收入了林以亮编《美国文学批评选》，署名夏济安译。而C.Brooks之文，即《诗里面的矛盾语法》，也是《美国文学批评选》中的一篇，则署名志清译。但是，该文的译者并不是夏志清，实际上是夏济安。该文一开始确实指定由夏志清翻译，但中途他委托给了夏济安。夏济安去世后，其纪念文集《永久的怀念》重又收入了此文，署名夏济安译，即是明证。

毋庸置疑，夏济安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明，自己的散文选里有学生代为捉刀之处。但笔者以为代师捉刀者并非王梅香所推测的朱乃长，实为王镇国。因为夏济安在1958年为散文选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及：“编者于编译本书时，曾得王镇国先生助力甚多，特此致谢。”王镇国，1955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其毕业论文是翻译《耶稣传》（富尔顿·奥斯勒著），由夏济安指导。王镇国曾在《文学杂志》上翻译了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分三期连载，颇具影响，这部小说在1965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该作深受夏济安的推崇，他早在1946年的日记里就记载，读了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颇喜之”。王镇国显然是夏济安比较看重的弟子，他翻译《伊丹·傅罗姆》可能也是其师授意。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何这部《美国散文选》只有上册而无下册？根据美新处的档案，原来最初立项的《美国散文选》（下册）在1959年2月4日就退出了译介计划，其原因极有可能是负责下册的译者傅从德未能译出。尽管这部《美国散文选》只有半册，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却在海峡两岸多次重印再版，这部作品也最终成就了译坛名家夏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