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领导们带着导演冯小刚、编剧王刚等人开了十几次剧本论证会,调整了不少细节问题,包括将王朔调侃戏谑批判式结尾改成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温暖式结尾,还有电影中删掉了王朔的名字,这才有了《甲方乙方》的顺利过审和上映。第六代导演们多数是走的独立电影路线,自筹资金自选题材和故事,和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们等体制内成长完全不同。

十年动乱,致使国家各行各业人才出现严重断层。80年代初,陈云等中央领导指示要大力提拔年轻干部:

“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要好好地多研究一些办法。”

革命需要年轻的接班人,大领导们的指示落到各级政府,一大批中青年人才的命运得到改写。国家负责生产的影视剧行业也不例外。

正值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进时期。1982年,78届的第五代导演们,毕业分配进入各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工作。

受益于干部年轻化浪潮,43岁的吴天明从西影厂的导演,被提拔为了西影厂厂长。

厂长负责制的改革下,他和广西厂厂长韦必达,开启了重用陈凯歌、张艺谋、张军钊等年轻导演的浪潮,接连奉献《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和《红高粱》等电影。

第五代导演们开始集体登上荧屏,拿遍国内外大奖,成为中国电影的执牛耳者,吴天明更是被尊为第五代导演的带头大哥。陈凯歌张艺谋们也在重用年轻人的时代浪潮中,完成了学生到大导的华丽转身。

陈凯歌和田壮壮等人,虽编制属于北京,但力助他们起势给他们砸钱拍出《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片的却是广西厂和西影厂。

同时期崛起的第五代导演,还有潇湘厂的吴子牛、珠江厂的孙周等人。

北影厂、上海电影厂、西安电影厂、八一电影厂、长春电影厂、峨眉山电影厂、珠江电影厂等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分地而居。西影厂用人最年轻,最大胆,发展势头也最猛。

其实,拍电影早期并不挣钱,张艺谋陈凯歌们的片酬都是几百块。洪晃还说过陈凯歌原计划留在美国不回来了,受到张艺谋拿奖的刺激,他心里不服输觉得自己也可以,才决定回国。

同样是1982年,政府筹建内地第一家国营的电视剧制片厂——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部主任是33岁的李牧,副主任是30岁的郑晓龙,骨干领导全是青年军。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的N个第一,《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声名显赫的名篇,创下各种收视记录,拿遍各种电视剧大奖。

同时也为影视剧的发展挖掘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郑晓龙、赵宝刚、冯小刚、高希希、金炎等导演,王朔、李晓明、梁晓声、梁左、王宛平等编剧。

赵宝刚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只是个库工,冯小刚是美工,他们在这里完成了电视剧导演的处女作。也在这里,成长为一线的电视剧导演。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也是中国当时的造星工厂,葛优、姜文、王志文、宋丹丹、吕丽萍、刘蓓、许晴、徐静蕾等人均在此成名。

后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这帮人成了京圈的基础。

北京紫禁城影业,也是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参股和输出人才而创建和运作的。

电视剧行业和现在完全不同,早年编剧在权力中心,话语权很大,收入丰厚。1991年后,王朔开始大量写剧本,开启了像捡钱的生活,每个项目挣钱的节奏以几十万或者上百万计,同时带着冯小刚从美工转型做编剧,再做导演。

用冯小刚自己的话说,王朔是他的北斗星。他早年为了学到王朔语言和文字的精髓,能大段大段背诵王朔的作品,经常性拿笔记记下王朔的话。这使得后来他成为王朔的京式喜剧文化大旗最好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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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姜文拍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

王朔虽然没答应给姜文做编剧,倒是没少给他讲述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处理一些事件,以及模糊掉了哪些事件,在隐喻什么。

姜文在剧组贴了一条大横幅:

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王朔在影视圈的高光时刻,没有维持很多年。1993年夏天,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此后《光明日报》、《文汇报》、《东方》等相继声援支持。

以王朔旗帜和核心的京城文化圈子,被冠上“媚俗”、“灰色人生观”、“消费人生”、“嘲弄理想”、“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等标签,成为靶子,被推上风口浪尖。和王朔一起被批评的还有张艺谋。

对张艺谋的批评来的比王朔早,始于1990年的《菊豆》和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说他揭露中国阴暗面。说他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说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但是转身张艺谋就靠着《秋菊打官司》拿到威尼斯金狮奖,在国际上展现了中国农村女性的自尊、自强、自信以及法制观念的觉醒。1993年,张艺谋接连被广电电影局和中央领导表扬,还办过一次庆功会。

而1994年,王朔的消息、图片和镜头,消失于各类媒体当中,不允许报道。

冯小刚因为一直追随着老师王朔,他们公司接连四部戏《一地鸡毛》、《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全部都泡了汤。

1993、1994这两年,电影圈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上有《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国家对各大制片厂影片统购统销的局面打破,转向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投资电影。

成果上,这期间第五代导演们奉献了他们生涯的最佳作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拿到包括戛纳金棕榈、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在内的多个国际大奖。

40岁出头的年龄,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崛起。

最早拍摄完成的《霸王别姬》二次送审被毙过。香港投资方想方设法找到邓林,说把这片子给你家老爷子,最终邓小平留下一句“我看没啥,改一改,放”,成功放行。

在平均票价每张4元的条件下,《霸王别姬》内地票房4800多万,全球票房更是突破3000万美元。

《活着》和《蓝风筝》在国内没能成功过审。

评奖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活着》是违规参加戛纳电影节,拿了三项大奖也没敢做宣传。这部片子把张艺谋推向神坛,却让他拍片越来越小心。

二十年后,张艺谋才首次回应《活着》不能上映的事情:

“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

当时还有一群不足30岁的青年导演,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的张元、王小帅、何建军们开始展露头角。张元的处女作《妈妈》在法国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拿下评审委员会大奖和公众大奖。

同样是1993年,张元私自送去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杂种》,被中国代表团要求退审。

1994年,鹿特丹电影节,主办方不仅接收私自送展的导演和影片们,而且还召开了200多位记者参加的“为第六代争取拍片权力”发布会。结果广电内部直接刊文公告封杀了参展的七位导演张元、王小帅、何建军、吴文光、田壮壮、时间和宁岱,被称为电影届“七君子事件”。

田壮壮因此被封杀了十年,是导演创作最黄金的十年,四十岁到五十岁。不敢想中国电影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田壮壮。

事件出来后,张元的执导《一地鸡毛》马上就黄了。然后冯小刚救火,拍了这部片子。随后,冯小刚和王朔的封杀问题来袭。

此后多年,作品如何走到地上,通过合规渠道让观众看到,成了导演们绕不开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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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和张元是两代人。前者和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以及郑晓龙、王朔、冯小刚、赵宝刚、张国立等人都是50后。赶上的是多年的内容匮乏,国家力量支持影视改革,老一辈导演们已经年纪过大,人才出现了断层,领导们胆大革新重用年轻人的时代。

后者想做电影的时候,50后们已经走到了电影世界的顶端,垄断了影视剧的核心资源。

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制作成本,全是西影厂出的。西影厂长吴天明,为了挖到张艺谋,还给他当时的妻子安排了工作,分配了房子。

张元大学毕业是1989年,他放弃了八一影片厂的工作分配。当年同样放弃影片厂工作分配的,还有王小帅,以及他们的学弟管虎、宁浩、贾樟柯等人。他们后来都是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代表人物。

第六代导演们也多是第一代独立电影人。在经济并不富裕的90年代,他们开启了中国电影脱离体制、独立筹钱借钱拍电影买剧本搭剧组的时代。

1989年,张元拍《妈妈》花了20万,全是自己筹钱借钱。王小帅拍处女作《冬春的日子》,不只钱是借的,就连拍摄的机器都是借北影厂不用的老机器。“影二代”管虎,早年拍片是从家拿钱,处女作演员用的是当时的女友。

宁浩拍长片处女作《香火》成本只有10万,全程使用业余演员、DV拍摄。《绿草地》遭遇投资方撤资,演员车祸,也是他贴了当时10万元的储蓄。贾樟柯学生时代50分钟的《小山回家》,2万的成本一部分是借的,另一部分是他当枪手写剧本的储蓄。长片处女作《小武》花了38万,其中很大部分也是借款,连摄影师和演员的酬劳都是后付,很多角色还是朋友和同学友情客串的。

当然最难的不是钱,有比钱更难的事儿。第六代导演们多起步于90年代初,当时电影厂处于转型期,国内电影的生产是按照指标做的。指标就是一个迟迟没有被割掉的计划经济的尾巴。

指标最多的北影厂,一年也只有20来个。分配指标的只有几家大的电影厂,很多小的连指标没有,想拍电影只能挂靠大的。

王小帅毕业就被福建厂的领导挖走了,可福建厂一年只有1个指标。彼时,影片厂已经开始自负盈亏的模式,没人敢再冒险用年轻导演。是残酷的现实。

王小帅说他在福建厂待不下去,回北京自己筹钱拍完了《冬春的日子》,然后找到当时电影局的局长助理柳诚。柳助理知道他没用国家的钱拍完了电影,不仅没有表扬,还说他犯了重大错误,让他带领导来。最后福建厂厂长直接否认了他和他的作品归属福建厂。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和惩罚》说,

“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

第六代导演们多数是走的独立电影路线,自筹资金自选题材和故事,和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们等体制内成长完全不同。独立制作,就意味着没有经过权力体制和国家制度的驯化过程。因为不够规范而被惩罚,则是他们逃不掉的宿命。

早年,第六代导演们在国内鲜有评奖资格,国际知名的颁奖礼没少去,奖也没少拿。但是影片不能上映,不能在国内回笼资金,也不能在国内大范围聚集人气和资源。收回成本主要依靠国外拿奖的奖金和国外版权。

上面说的第六代导演们的处女作,还有很多他们后来的作品,都没有如愿在国内上映。只能在各种国际颁奖礼上和国外舞台巡回。

延伸出来的结果是,他们喜欢并挑选的御用演员王宏伟、贾宏声、崔林、秦昊、张颂文、郝蕾、余男等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并不能因为他们的作品走向当红位置。更别提像张艺谋般捧一个红一个。他们也无法盘起更大的资源,无法到达顶级导演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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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正式进入电影圈的权力中心,是1997年。他被两位领导打捞上岸,并推到了核心岗位上。

北京文化局副局长兼北京紫禁城影业总经理张和平,以及北影厂主抓影视剧生产的厂长韩三平。

领导们在筹划用香港的概念,做出内地首部贺岁片,以下岗工人转型的社会热点为题。选中了冯小刚,并动用了不少资源和人脉关系,替他搞定了拍摄资金和资源的问题。

当时的影视剧生产,不像今天这般如火如荼,更不会有动辄几个亿的投资。影视剧的生产主要靠几大国有的制片厂,厂领导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拉投资。

冯小刚最终用了400万,其中300万是紫禁城划拨的,100万则来自北影厂。这100万是韩三平拉着冯小刚参加各种老板们的局,最终从传奇商人牟其中那里拉到的投资。

1997这年,冯小刚得到领导们的指示筹拍《甲方乙方》时,王朔已经被迫出走美国。

《甲方乙方》有个致命的问题,电影是根据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而成。剧本原先叫《好梦一日游》,后由张和平改成了《甲方乙方》。

领导们带着导演冯小刚、编剧王刚等人开了十几次剧本论证会,调整了不少细节问题,包括将王朔调侃戏谑批判式结尾改成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温暖式结尾,还有电影中删掉了王朔的名字,这才有了《甲方乙方》的顺利过审和上映。

不拘一格降人才,打捞冯小刚上岸,其实有个大背景:中国内地电影的生产内外交困。

对内电影生产多是主旋律和文艺片,人民群众不爱看不买账,票房上不来,国产整体就是亏损严重。

对外,中国在参加WTO谈判,好莱坞大片逐渐放开进口,《亡命天涯》、《生死时速》、《阿甘正传》等大片吊打中国电影。一部美国大片,顶得上几十部国产电影的收益。国内电影市场上的钱,都被老美赚走了,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贺岁片就是打出的一张牌。这张牌获得的支持也是空前的。

电影的拍摄阶段,北影韩厂长指令全厂,所有生产为冯小刚的新电影《甲方乙方》让路。整个片子拍了一个半月就杀青,一星期便完成了粗剪。导演冯小刚、主演葛优们也都拿出全部或部分酬劳做了投资绑定,这都是内地全新的尝试。

1997年底电影上映,也获得中影等各大院线的超高排片的支持,创造贺岁的概念,拿到3600万的票房,成为当年抵御《侏罗纪公园2》、《生死时速2》和《天崩地裂》等美国大片的重要力量。同档期陈强陈佩斯的电影《好汉三条半》则成为牺牲品。

在北影厂和紫禁城影业的支持下,冯小刚相继做出了口碑和票房双赢的电影《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和《大腕》,几乎是一年一部电影的速度。

20世纪末21世纪初,冯氏喜剧成为内地电影票房抵挡好莱坞大片最好的武器。

冯小刚和贺岁档这张牌的连续成功,也推着张和平和韩三平等领导们在体制内一步步晋升。前者是从副局长升局长,北京人艺院长等职;后者则在1999年政府牵头重组北京电影国家队做中影集团时,由厂长升任中影主抓制片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手握重权。

如果换一任领导,就不一定有意愿或者勇气打捞冯小刚上岸。韩三平北影之前有过一任厂长姓宋,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宋厂长对王朔和冯小刚的评价就很不高。

王朔的文学作品被打上标签“痞子文学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就源自宋厂长。

冯小刚做到导演位置的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国家也放开了民营资本拍摄电影等各项限制,割掉指标等计划经济尾巴。

又一波影视圈的新兴力量出现在北京,彼时华谊兄弟、荣信达、小马奔腾、光线传媒、鑫宝源、博纳影视等陆续创立。

第五代导演们的阵地,也由各地向北京全面迁移。内地影视圈的风云,彻底变成京城风云,电影厂的风云演变成影视公司的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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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史上的七君子事件有两次。第二次是2003年11月,广电电影局的童局长,以及多位局领导主动倡议召开了以第六代导演为主的独立电影人座谈会。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何建军等主要第六代成员参加。

会议主题的定位是“既往不咎,大家能坐下来谈谈”。

对话的背景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进口片配额提升到每年20部。国内的电影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抗衡。各大电影制片厂在放开统购统销后,直面市场化冲击,已难以为继。

第六代们在座谈会上呼吁的分级制度没能落地。不过国家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了改革。国产电影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和合拍片之外的影片不再需要提前申报剧本,只需提供故事大纲。

贾樟柯等被恢复导演身份,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小部分地下影片被解禁公映。

贾樟柯说他去电影局解禁的时候,有领导告诉他,

“你现在虽然到了地上了,但你马上又会走入商业社会的地下”。

从一个地下走向另一个地下,成了大多数第六代后来十几年命运最好的注脚。

2003年放开的不只是第六代导演的拍摄问题。当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纯港片在内地发行将不再受配额限制,港圈优秀人才纷纷北上。

2006年被称赞是座谈会结出果实的一年。这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王全安的电影《图雅的婚事》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六代导演在国际舞台上风光无限。

回到国内,《三峡好人》的档期里,碰上了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只是被定点在40家电影院播出。前者豆瓣评分8.1分口碑不错,就是没有排片,国内票房只有100多万。而后者豆瓣5.5分被群嘲,被王朔讽刺是搞装修的电影,票房近8000万。

那年,《三峡好人》版权卖到了25个国家,在欧洲票房是亚洲第一。

回到国内,遭遇滑铁卢的还有王全安,《图雅的婚事》被放到了2007年4月的档期。对打的全是好莱坞大片,最终拿到了120万票房。再向前,还有2005年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同样是没有排片,没有观众,没有高票房。

陈凯歌拍的《无极》,一个不知所云的电影,因为馒头引发的血案故事,票房是1.8亿。

王小帅说张艺谋陈凯歌们是踩对了时代的节拍,成为了弄潮儿,然后获得了社会的权力。贾樟柯说张艺谋陈凯歌们非常实用主义,非常庸俗,非常霸权。

张艺谋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用的都是两岸三地最当红的明星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周润发、巩俐、刘烨和周杰伦等人。陈凯歌也是如此,张东健、真田广之、张柏芝、谢霆锋、黎明、章子怡、孙红雷、葛优、黄晓明等人是他合作的阵容。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资源,比如投资阵容,发行阵容,以及制作阵容等,第五代和第六代压根就不在一个层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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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导演中突围成功的是宁浩和管虎。前辈们忙着转型拍垃圾电影赚钱的2005年,宁浩贴钱10万拍的电影《绿草地》被送去了香港国际影展,遇到了伯乐刘德华。

刘德华将他选为“亚洲新星导”计划,是6个年轻亚洲导演名额中的最后一个。

宁浩拿到伯乐赞助的300万,拍了首部上院线的电影《疯狂的石头》。靠着干部年轻化起势的韩三平是四川人,看到了宁浩的重庆方言的《石头》,也补投了钱,并在发行上给予了支持。

演员里有个低片酬的小演员山东人黄渤。还有无意间见过剧本,就免费加盟演配角的徐峥。

就这样一群70后站在了一起,更年轻的他们改写了影视剧的格局。《石头》靠着几百万的投资,翘起了几千万的票房。

韩三平和中影又将《疯狂的石头》里赚的钱,连本带利又给宁浩投资了电影《疯狂的赛车》,还拉上了老友张国立投资。2009年,《赛车》票房破亿,宁浩成了继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票房破亿的导演。

都是自己筹钱拍独立电影起步,年长10岁的管虎,是个北影厂的影二代,拍完独立电影就转型拍了电视剧,曲线救国完成逆袭。

这种突围带来的效应很明显,不仅成就了管虎和宁浩本人,也成就了他们作品里优秀的演员。管虎挖掘的演员黄渤,好友宁浩通过疯狂系列做大了黄渤的商业价值,管虎又通过电影《斗牛》将黄渤送上了金马奖影帝的位置。

徐峥在香港班底的电影《人在囧途》中受到了调教,转头就自己拉投资,带着王宝强和黄渤拍了《泰囧》,完成了内地电影票房的首破10亿。宁浩又带着徐峥和黄渤,拍了公路版囧途的《心花路放》,票房也破10亿。

徐峥和宁浩用商业的方式逆袭了商业喜剧大拿冯小刚们,毕竟大家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是冯导的拿手好戏——大款落难、小人物艳遇、第三者战争、婚外恋难题以及经济危机等题材。徐峥宁浩接过的,是冯导手里“市民知心大哥”的大旗,只是表现形式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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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春风吹满地,内地的电影真争气,年度总票房破破破破100亿、300亿、500亿、600亿。

新时代总会有些变化。70后们开始登上舞台中心,他们的时代来了。

美工转型做导演的冯小刚在批评导演门槛的降低时,72年的徐峥合作的几乎都是新人导演。《摩登时代》的邵晓黎、杜鹏是新人导演;《催眠大师》是在内地半新的导演陈正道;《幕后玩家》的任鹏远是新人导演;《超时空同居》的苏伦原来是徐峥的副导演,整个电影都是徐峥在运作;《我不是药神》的文牧野也是新人导演;当年《疯狂的石头》和《命运呼叫转移》的宁浩和刘仪伟也是新人导演……

77年的宁浩,受益于老大哥们的提携,自己也做出了个坏猴子七十二变的新导演计划,说要投资10位导演。陆阳的《绣春刀》和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是前期成果。

74年的吴京,两部电影《战狼2》和《流浪地球》票房总和就破了100亿。74年的黄渤口碑不错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出手也是10亿级。78年的陈思诚《唐人街探案》系列口碑两极,票房也有40亿级别。79年的沈腾,还有他背后的开心麻花军团。

除了70后们,还有来势凶猛的80后们,他们的导演阵容还有忻钰坤、韩寒、毕赣和大鹏们。今年夏天,最火爆的就是80年生人的导演饺子,和他的长片动画处女作《哪吒之魔童降世》。

新起势的70后80后,拍的片子大多很安全。既有好口碑,又有高票房,还碰不到现实敏感话题。

年轻人崛起的背后是,50后们集体进入花甲之年,他们的时代在落幕。张艺谋拍完了烂片《长城》让众位投资商赔个底掉,最新的电影《一秒钟》又伸向了文革,涉及敏感问题被要求退出了戛纳电影节。

陈凯歌最近执导的电影,是2017年底的《妖猫传》,花钱不少,还是讲不好故事。《妖猫传》前一部是豆瓣5.5分的《道士下山》,他让范伟和林志玲滚床单。他上一次进入国内外一流电影节,是10年前的《梅兰芳》。

前些年一直只用葛优张国立等老友的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和《芳华》也开始妥协用了范冰冰和黄轩。铁算盘的冯导依然精打细算,两位高片酬的演员到了他的电影里,愣是几乎零片酬出演。

可惜碰到了崔永元,人蔫了砸进去不少钱不说,他原本预定下的今年国庆70年献礼影片导演身份,也被换掉了。

吴天明和王朔各自经过80、90年代的政治风波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淡出中心的无力感,在他们身上都有过呈现。

2014年,吴天明临去世前,都在发愁如何给自己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搞好发行。

2006年,王朔替王子文解约经纪公司,是通过媒体喊话的方式来压价。这些年,他没少出来说感谢的话,感谢前女友徐静蕾替他买了房子,感谢当年的小老弟冯小刚请他做编剧,拍了《非诚勿扰2》《私人订制》等片子。

和冯小刚一样,电影口碑不好就骂观众的姜文,信奉精英主义,耗时多年连搞两部一言难尽的片子《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丢掉了群众基础,口碑不行钱没少赔。不仅失去了一些投资商,就连跟他多年的制片人都闹掰了。

顶级的电视剧大拿张黎,奉献过豆瓣9.7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神剧《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最近的片子是豆瓣两颗星的群嘲戏《武动乾坤》。

大导赵宝刚,最近三年奉献了两部豆瓣不及格的电视剧《深海利剑》和《青春斗》。赵导说想要退出影视圈不再拍片了。

同样境况的还有李少红、胡玫、高希希等一大批代表着中国影视剧制作水平导演们。

50后男演员葛优、陈道明、陈宝国、李雪健们,已经好多年接不到男主的影视剧了。

2014年,50后的中影董事长韩三平也卸任了,他和冯小刚都不喜欢《变形金刚》之类的科幻大片。新上任的中影新老板喇培康,接连投资了多部科幻大电影,今年的《流浪地球》就是他的手笔。

韩三平在电影圈子里也有自己的传承,他女儿韩家女是《我不是药神》的第一编剧。他特意打电话给《药神》操盘手宁浩推荐的。最终的剧本,和韩家女的第一版差别非常大。韩三平还带着女儿参与了电影《无名之辈》的制作。

当然,曾经给第六代导演们训话开“既往不咎”大会的50后领导们去年也退休了。新换上的一批领导是60后,新领导们对创作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求更高了。

60后的第六代们的故事,也有新番。王小帅从屠龙者变成了恶龙。这些年一直坚持导演个人表达至上的他,被爆出了不尊重旗下新导演胡波的个人表达,认为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不够市场化,要争夺电影的归属权,激化了两人矛盾的桥段。

王小帅还在拍时代的变迁,今年助王景春和咏梅拿到了柏林影帝和影后的《地久天长》,被调侃是二胎宣传片。不变的是他的票房仍旧不高。

娄烨依然是文艺男女的挚爱,坚持在禁片的边缘徘徊。他近年的还是作品命运多舛,《浮城谜事》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皆是如此。

贾樟柯还在关注着普通人民生活的细节,时代转型带给他们的冲击。他电影的女主,还是万年不变的他老婆赵涛。变化的是,他因为电影卖钱更多了,也开始为年轻导演搭建渠道,《Hello!树先生》和韩杰就是他的成绩。

贾导也签约了徐峥和宁浩持股的欢喜传媒,这家公司签约的还有张艺谋、陈可辛和王家卫们。肉眼可见的是,贾导作品的棱角正在被磨平。

70后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在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里,为1993年和1994年辉煌过鼎盛过的摇滚传奇们缅怀伤感:

“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

这何尝不是中国第一代独立电影人的60后导演们的故事:才华横溢的张元,吸毒已经被抓两次;2015年,王全安嫖娼被拘留;2018年,张杨婚外情被女文青写成了刷屏爆款10万+的公号文;2014年,49岁的路学长因病早逝,随着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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