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 别再让我哭了

井下冒顶砸死了人，死者的一双儿女哭得拉不起来，善后问题迟迟处理不了。

死者被清洗过了，脸上涂了胭脂，身上穿了一套矿上配给的新西装，已在矿上医院的太平间里躺了好几天。因死者家属不愿在善后协议书上签字，死者的尸体就不能火化，还得继续在冰冷的太平间里“太平”着。

矛盾出在哪里呢？按死者家属的要求，矿上除了按工亡事故付给死者家属一定的抚恤金，还要给死者的女儿和儿子安排工作。

而矿方认为，死者是违章作业造成死亡的，责任本应由违章者自己负，但考虑到死者家庭确有困难，抚恤金还是要付的。至于给死者的子女安排工作，就暂不考虑了。矿上劳动工资科的马科长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善后，马科长说了矿上的难处：原来一些有工作的职工还要从工作岗位上下来，目前全矿下岗的职工有二百多，僧多粥少，哪里还有什么工作可供安排！

事情就这样僵持住了。

事情的难点还在于，死者体弱多病的妻子已昏过去两次，一直在医院里打吊针，医生随时都要准备再对她进行抢救。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就子女的工作问题跟她谈判，谁都怕一句话说不好了，再搭上一条人命。

左右为难之际，人们想起了孙保川，看来只有请孙保川出马了。

在矿上，孙保川处理善后问题的本事是出了名的，不管再棘手的事情，只要孙保川一出面，没有处理不了的。一个大矿，地下巷道纵横，面积跟一座小城市差不多，每年都要死几个人。上面有规定，每出一百万吨煤，只允许死一到两个人。那么出三百万吨煤呢，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五到六个。百万吨死亡率一旦超过规定指标，矿上就要受罚。不过这就不得了啦，它表明出煤是以部分矿工的生命为代价的，这正是煤矿工人工作性质的凶险和人生的悲哀所在。试想想，有哪一个行业需要把产量和生命挂起钩来?需要在下达产量指标的同时下达死亡指标?矿上既然每年都要死人，就得有一套活人组成的班子来对付这些事情。人命关天，谁家死了人，谁家就算得了天，占了理，处理起来是非常难的。面对痛不欲生的死者家属，一些命令式的行政手段不能用了。一味地装三孙子，说小话儿，也不一定顶事。这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办法，才能和死者家属说上话，沟通一下感情，最后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矿上那么多干部，掌握有特殊办法的，只有孙保川一个人。

孙保川的特殊办法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会引人发笑，人家会说原来如此。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说白了只有一个字：哭。某家发生事故死了人，人家哭，他也哭。他上来先是不跟人家说话，也不对人家进行劝慰，只是哭。他不是假哭，是真哭。咧着大嘴，哭得噢噢的，眼泪鼻涕流得一塌糊涂。他甚至有些喧宾夺主，有时比死者家属哭得声音还要大，还要持久。以至人家还要反过来拉他劝他，要他别哭了，别哭了。您别说，他这一哭还真顶事，人家会说，原来以为当干部的跟工人没什么感情呢，现在看来还真有点感情。

举个例子吧。有一年，矿上发生了瓦斯爆炸，一下子炸死了十八个人。其中有一位年仅二十的矿工，祖父、父亲两代单传。到了他这一代，还是单传。他上面有两个姐姐。小伙子的对象都找好了，准备到五月一日结婚。不料离结婚的日子还差三天，人被炸死了。失去独子的老两口和失去弟弟的两个姐姐，都哭得死去活来。他们被安排住在一家宾馆里，不管谁去看他们，他们只是哭。矿务局的局长去了，他们哇地哭了。老两口喊着：还我儿子!还我儿子!煤炭部的部长去了，他们哭得更痛些。部长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你们家庭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对不起你们。老矿工哭得仰着脸，挤着眼，对部长看都不看，一个劲儿念叨：我儿子，我儿子… …老矿工的老伴哭得使劲拍床，嚷着：我就这一个儿子啊!我再也没有儿子了呀!天哪天哪!我也不活了!眼看善后问题处理不动。孙保川来了。他进门就跪下给二位老人磕头，叫了爸叫妈，说二老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让我来当您的儿子吧，百年之后，我给二老披麻戴孝，扛幡送终。他叫着死难矿工的名子，把死去的年轻矿工叫成弟弟，说弟弟呀，不是我这当哥的埋怨你，你走得这么早，咱爸咱妈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啊!孙保川这样说着，就哭起来了。他一哭声音就很大，把死者父亲和姐姐的哭声都盖过了。说实在的，他哭得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好听，就那么破腔破嗓的，简直有些丑陋。他本来是跪着哭，哭着哭着，好像支撑不住，脸就贴在了地上，眼泪把地板弄湿了一大片。老矿工见他哭得如此伤痛，让他起来吧，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孙保川还不起来，说：您二老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子，我就不起来。老矿工长叹了一声，说好，我认。老矿工既然认了孙保川作儿子，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样的事情一传开，人们对孙保川的看法不是很好，说他的哭是装出来的。有人找到了原因，说孙保川本来就会演戏。对一个会演戏的人来说，说掉泪就掉泪，说哭张口就来，不算什么难事。孙保川演戏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是的，孙保川是矿上的工会副主席，过年过节啦，矿务局要搞文艺节目汇演啦，都是由孙保川牵头，把矿上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组织起来。他既当队长，又当导演。有时演员不够了，他就披挂上台，把自己当演员来使唤。他演过一个宣传安全生产的小曲剧，的确把听众的鼻子唱得酸溜溜的。有人甚至说，孙保川祖传下来的有一种哭药，每见到死者家属之前，他悄悄地把哭药吃上一片，到时候药劲就发了，他不想哭都收不住。有人拿这个话当面问过孙保川。孙保川不承认他有什么哭药，他说：开玩笑。

矿上的人知道了孙保川善哭，死者家属一般都不愿意孙保川参与处理亲人的善后。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孙保川怎样哭，但他们害怕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孙保川到谁家一哭，谁家的人心就软了，头就蒙了，该讲的条件也不讲了，该提的要求也不提了。

前面说到新发生的冒顶砸死人事故善后工作被搁浅，万般无奈之际，马科长去找孙保川，请孙主席起动大驾，再帮老弟一次忙吧。

孙保川问：我能帮你什么忙?

马科长说：你心里有数，我一来你就明白了。

对不起，我是个糊涂蛋。

马科长只得把遇到的难处对孙保川讲了。

孙保川还是说对不起，说：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处理不了的，我凭什么就能处理，我又没长着三只鼻子六只眼。

马科长说：你老兄有一张嘴两只眼就够了，矿上的人谁不佩服你，死蛤蟆也能让你哭出尿来。

孙保川把脸子拉下来了，说：你这话我不爱听，你嫌人家骂我骂得还不够，对不对?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也不爱听，你今天就是在我面前哭，就是把死蛤蟆哭出尿来，我也不能从命!

马科长说：我要是会哭，还求你干什么!

马科长自己请不动孙保川，就去找矿长，让矿长跟孙保川说。他相信鼻子大压嘴，矿长要是给孙保川下了任务，孙保川恐怕不好拒绝。

矿长也没有立即答应马科长的请求，说：这类事情你们不能动不动就找老孙，老孙岁数不小了，哭一次也不容易。话虽这么说，矿长还是拿起了电话，准备让孙保川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

马科长一见矿长要给孙保川打电话，忙说：我回避一下吧，我找过老孙了，他把门关得很死，我要是在这里，我怕他面子上下不来。

矿长一听这话，把电话放下了，说：噢，你请人家，人家不答应，你就想通过我给人家施加压力，是不是?当年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你请孙保川才请几次?说起刘备，刘备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哭家，他把江山都哭到了手。看来哭也是一门学问。人家孙保川会哭，你干吗就不能哭一哭呢!

马科长解释说，不能说他没哭。看到死者家里那么困难，看到死者的两个孩子哭得那么可怜，他也掉泪了。但让他大哭，他哭不出来，他还没掌握大哭的方法。

矿长说：这恐怕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好了，你去吧，拿出三顾茅庐的精神，跟人家老孙好好商量商量。

马科长知道跟孙保川商量不出什么好结果，就耍了一个花招儿，到孙保川的办公室对孙保川说：孙主席，矿长让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孙保川问：你小子是不是假传圣旨?

马科长一点也不辩解，说对对，我是假传圣旨，有能耐你就抗旨别去，反正我把话给你捎到了。

孙保川来到矿长办公室，问：矿长您找我?

矿长反问：是不是老马让您来的?

马科长说您找我有事。

矿长没有揭露老马，说坐吧，最近您身体怎么样?

孙保川明白，这肯定是马科长捣的鬼，马科长是想借矿长的手，抠他的泪珠子。他摇头说：身体不是很好。自从上次给李师傅当儿子哭过那一场后，一想起来就头晕眼花，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行了，哭不动了。

矿长说：这我知道，男人哭一场是比较伤身体的。我看您不一定非得要哭，帮老马了解一下情况，帮着做做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也是好的。

孙保川不说话了。矿长到底还是把处理善后的任务下达给他了，他有什么可说的!

矿长说：您经常去看望李师傅老两口儿，每次去都是自己花钱给李师傅买东西，这个情况矿上是知道的。我的意见，这个事情要列入工会的工作计划，买礼品的钱应当从工会的慰问经费里出，不能让个人花钱。您以前花的钱，我准备给财务科说一下，让财务科在适当时候给您补偿一下。

孙保川说：千万不要提给我补偿的话，我一分钱都不会要。我爹妈都死得早，我在矿上认个干爹干妈也不错。再说李师傅老两口对我确实很好，很心疼我。李师傅的老伴跟我说过好几次，她别的不担心我什么，就担心我哭。她说我哭得太实诚。她让我记住她的话，她百年之后，叫我千万别哭她。这样说着，孙保川两眼已经泪花花的。

新近工亡的这位矿工姓郑，叫郑书贵。在与郑师傅的妻子和子女正面接触之前，孙保川先在外围了解郑家的情况。他参与处理每一件善后都是这样，都要把工亡矿工的家庭情况吃透，做到心中有数。这些情况包括处理家里有几口人?工作情况怎样?经济状况如何?家庭关系好不好? 等等许多方面。孙保川连明扯夜，到郑师傅所在的采煤队去过了，到郑家所在的居委会去过了，到郑家的邻居家也去过了。孙保川还分别找了郑师傅的女儿和儿子的同学，向他们了解郑家子女的情况。他这种做法很像是记者采访，听到紧要处，就在一个牛皮纸封皮的小本本上记几笔。不，他更像一位作家。记者一般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行了，他了解得要细致得多，而且还探究一些细节里面的情感和情绪因素。这样了解了一圈，孙保川的情绪低沉得厉害，饭都吃不下了。他快要憋不住了，差不多又要哭了。

去年冬天，郑师傅就遇到了一次冒顶事故。应当说郑师傅是幸运的，他在那次冒顶事故中躲过了一劫。那次工作面冒顶埋住了两个人。他急中生智，跳到靠近煤墙一根倾倒的金属支柱下面躲了起来。那里空间虽然非常狭小，小得手脚都埋在冒落物里，抽都抽不动，但嘴和鼻子总算没埋住，没堵死，还可以呼气吸气。那位工友没来得及躲闪，就没那么幸运。三天之后，矿上的救护队才打通巷道，找到了他们。救护队是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用担架把他直接抬到医院打了四天吊针，他就活过来了，身体功能就恢复了。那位工友呢，尸体已经在温度很高的煤堆下面腐烂，烂得露了骨头暴了筋，用塑料布都收拾不起来。

郑师傅从医院回家的当天，家人为他备了酒，还放了一挂鞭炮，庆贺他的生还。工友们、邻居们纷纷向他祝贺，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生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少领导都去看望他，对他说了不少安慰的话，还给他送去了不少慰问品，这让郑师傅的确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福的感觉。可过罢春节，事情就淡下来了，他还得去下井。虽然一提下井他就感到后怕，可等待他的只有黑洞洞的井口，不下井有什么办法呢?

郑师傅原来并不是井下工，是矿上通风科的瓦斯检查员。有一年矿上大减员，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下岗，要么下井。郑师傅当然选择下井。下了岗就没有工资可挣。一家四口全靠他的工资过活，如果他挣不来工资，全家人吃什么?穿什么?怎么活?

郑师傅的妻子和儿女是从农村农转非迁到矿上来的。妻子一离开家乡的土地，一成为矿工的家属，就再没有什么作为，只能以好吃野菜的名义，到附近农村的田边地头挖点野菜，或到人家收割过的田里拾点庄稼。女儿在市里卫生学校毕业后，到矿务局医院当了两年多护士。也是因为人太多，她被人家减下来了。矿务局医院想把她介绍到矿上医院当护士。矿上医院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接纳她，但人家让她等一等，等有了机会再说。她一等就是一年多。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给医院院长送信封。送信封的风气她不是不懂，可家里连吃饭的钱都紧巴，哪有多余的钱往信封里装!儿子上的是矿务局的技工学校，学的是机械化采煤。他也毕业两年多了，所学的技术一直未能派上用场。他和同类的人被称为待业青年，简称老待。因整日无事，这儿站站，那儿呆呆，他们又被人称为老呆。这样长期呆下去，也许就把人呆老了。他呆得实在心焦，就跟人家搭帮，到外地一家砖窑厂去打工。说好的八小时工作制，一月至少可以挣八百块钱，谁知一到窑场就被人圈起来了，周围有铁丝网，有狼狗，日夜还有打手把门。他们一天要干十四个钟头的活，连饭都不让吃饱。后来幸亏有记者到窑场卧底，新闻单位和公安机关按预定时间到窑场解救记者时，才顺便把他们也解救出来了。不然的话，他累死在窑场，家里的人都不一定知道。从此他知道了外面世界多么可怕，不敢再轻易出去打工了。

郑师傅天天下井，月月出满勤，却不能按月领工资。矿上领不到工资的不是郑师傅一个，平均下来，矿上拖欠每个职工五个月的工资。煤多了，卖不出去。好不容易卖出去一些，钱又收不回来。事情就是这样。窑底下差不多挖空了，矿上的钱箱子也是空的，谁都没有办法。现在轮到挖煤人的肚子也要空一空。郑师傅每天早上去下井都不吃早饭，他说他下井有班中餐，他到井下去吃。所谓班中餐，也就是两个火烧。就这两个火烧，郑师傅也舍不得吃完。他只吃一个，留一个用塑料袋包起来带回家去。他说他吃不完，又说火烧太硬，不好吃。妻子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跟他生气。妻子说：我就不信，一个大男人出那么大的力气，吃不下两个火烧。你省下一个火烧，就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了?我跟孩子不稀罕你的火烧。没吃的了，我不会带孩子要饭去?在地面上，我们要饭也有地方要。你在井下，想要饭都摸不着门儿。妻子患有慢性哮喘病，脾气又不好，她一生气，病情就加重了，喘不上气来，还咳嗽。不管病成什么样，她从来不去看，都是咬牙扛着。因为药片子贵得很，有买一片药的钱，能买七八十来个馒头呢。

相比之下，那位死了的工友家庭情况要好得多。也可以说，是工友的死，给家里的生活带来了转机。首先，死者家属领到了两万多块钱的抚恤金。据说这笔钱是上面戴着帽子(指专款专用 )拨下来的，谁都不得克扣。两万多块钱在大款那里也许不算什么，恐怕连人家一个晚上的消费都不够。而在挖煤人的眼里，两万多块钱就是大钱了。他们都在心里算过一笔账，恐怕干一辈子都攒不下这个数目。有了这两万多块钱，死者家属的家底一下子就厚起来了。其次，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死者的儿子小庄顶替父亲参加了工作。小庄没有再下井挖煤，而是到矿上的救护队当救护队员去了。小庄有了钱，有了工作，对象随即也找下了。结婚那天，人家搞得很排场，仅上千头的红鞭炮就放了好几挂。

小庄结婚，对郑师傅的儿子刺激很大。郑师傅的儿子跟小庄是同班同学，很要好的同学。在同学的爸爸没死之前，他俩经常待在一块儿，惺惺相惜。如今，小庄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而他还不得不待在原地。他想到了，小庄以后不会再跟他在一起消磨时光了，小庄有了工作，有了新娘。工作着是美好的，新娘更美好。工作和新娘都比他有吸引力。小庄结婚时，是向郑师傅的儿子发了邀请的，但他一整天都蒙头睡觉，连门口都不出。他不承认也不行，他嫉妒他的同学了。这个理由说不出口。他能说出的理由是无法给他的同学送贺礼。礼太轻了，他怕人家笑话他寒酸。送稍微像样一点的礼，他们家又没那个能力。看来他只能装赖，只有把自己的脸面盖在被子下面。中午时分，耳听同学婚庆的鞭炮声响成一片，他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到了极点。

傍晚下班回家的郑师傅，不知就里，以为儿子身体不舒服。他来到儿子住的煤棚子里，把带回来的一个火烧悄悄塞进儿子的被窝，让儿子把火烧吃了吧。妻子跟他说过，不许他再往家里带火烧，要是发现他再带回火烧，马上扔掉。他怕惹妻子生气，就把带回的火烧塞给儿子吃。儿子饭量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让儿子亏了吃的。这次儿子不吃，用手一推，把火烧推得落在了地上。郑师傅怕妻子看见，赶紧把火烧揣进自己怀里。

女儿看见了这一幕，对他说：爸，你别理我弟，见人家小庄今天结婚，他心里难受。

郑师傅把一只手伸进被窝，摸儿子的脑袋，试试儿子是否发烧，也是爱抚的意思。他摸在儿子眼睛上，沾了满手的眼泪。这让他这个当爸爸的有些吃惊，儿子平时不是爱流眼泪的人，今天可是有点反常。他坐在床沿，正要跟儿子谈一谈，安慰儿子一下，儿子把被头掀开了，向他提出了一个让他始料不及的问题，儿子问：爸，我实在想不明白，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儿子这样问着，眼角的眼泪又流出两大串。

郑师傅吃惊更大些，不许儿子胡说八道。他想回答一下儿子提出的问题，可他的回答一般得很，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他说：怎么能说活着没意思呢?人人都想活着。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谁都不想死。别说人了，连一只蚂蚁都不想死。

郑师傅找马科长去了，问能不能给他儿子安排一个工作。

马科长认为郑师傅的想法比较可笑，说现在下岗的指标还完不成呢，哪能再安排上岗!

郑师傅说出了工友的儿子小庄，说小庄不是新参加工作的吗?

马科长要郑师傅不要把自己的儿子跟小庄比，小庄的情况特殊。

郑师傅说：什么情况特殊，不就是小庄的爸爸死了，我没有死嘛!我也差一点没死，请领导考虑到这一点，照顾照顾我儿子。不然的话，我儿子有可能毁了。郑师傅是个怕见领导的人，极少跟领导打交道，只说了这些话，郑师傅就脸色发黄，心已跳得很厉害。

马科长夸郑师傅真算说对了，好多政策的差别就在那一点点，政策管的就是差别，差一点都不行。

郑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要是我死了呢?

马科长说：您真能说笑话，哪能呢，您的命那么大。

命大，我命大。从马科长那里出来，郑师傅一路都在念叨这句话。念到后来，他否定似地摇了摇头，仰脸看了看天，笑了一下。天已黑下来了，他不会看到什么。他好久没笑过了，仿佛有什么事情终于想通了。

这天下井，工作面局部冒顶，埋进去几根金属支柱。郑师傅和工友们一起，把大部分柱子都扒出来了，只剩一根柱子埋得比较深，扒不出来。郑师傅执意要把那根深埋的柱子也扒出来。他掏了一个洞，头在里边，脚在外边，爬着向柱子埋没的地方接近。洞子很小，只能钻进去一个人，几乎无法支护，钻这样的洞子是很危险的。有人劝他算了，别扒了。他主意已定的样子，说一根柱子合一二百块钱，这可是国家的财产哪!工友跟他约定，要是遇到什么情况，他就动动脚，工友们拉住他的脚，把他从洞子里拽出来。他在洞子里掏了一会儿矸石，刚摸到柱子，外面的人不由分说就把他拽出来了。两次都把他拽出来了。他说他没有动脚，外面的人说看见他的脚动了。事情说来有些可笑，第二次工友们把他拽出来时，洞子里的石头和椽子把他的工作裤都挂破了，露出了不该露的地方。工友们笑，他却不笑，他说柱子救过他的命。工友们想起来了，上次他绝处逢生，的确得到过柱子的保护，怪不得他扒柱子这样上心。他再次钻进洞子扒柱子时，工友们没有再急着往外拽他，只注意观察他露在洞口处的脚。然而，等郑师傅的双脚真正动起来，他们再往外拽已经晚了，怎样拽都拽不动。他们把郑师傅脚上的两只深腰胶靴都拽脱了，脚脖子都拽细了，无济于事。郑师傅的两只沾满煤粉的黑脚大动了一会儿，就不动了。再也不动了。

孙保川来到郑师傅家里，见郑师傅的女儿和儿子在家。两个孩子的眼睛都哭肿了。特别是当姐姐的，眼睛肿得很高，眼睑肿得都发了明，像是包满了泪水。两个孩子大概也听说过孙保川，对孙保川的到来，他们不是很欢迎，目光里有些许排斥。孙保川说：孩子，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哭。一个当叔叔的，对孩子们有什么可哭的!

姐弟俩都没说话。

你们不知道，其实咱们一样，我爸也是在井下死的，我早就哭够了。

姐姐问：那你来我们家做什么?

孙保川说：你们俩不是要求参加工作吗?咱们来商量商量这件事。

姐弟俩互相看看，姐姐说：这没什么商量的，我们的要求都跟马科长说过了，反正我和弟弟都得参加工作。我爸死了，我们没依靠了，没有工作我们以后怎么办?

孙保川说：是的，人来到世上，总得做点事情，老没事情做，谁也受不了。从年龄上说，你们跟我的孩子差不多，我得给你们说实话。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参加工作，这事儿可能性不大。你们若是一点儿也不让步，事情就卡住了。一卡住就搁下了，你们的爸爸在九泉之下也会不得安定。依我的看法，你们两个，能有一个参加工作就不错了。现在就业的门路就那么窄，两个人都往窄门里挤，谁都挤不进去。一个让一让，一个先进，恐怕要好一些。我就是问一问你们，要是矿上只能安排一个人参加工作的话，你们两个谁先工作?

弟弟说：让我姐先工作。

姐姐说：我还是希望我们一块儿参加工作，实在不行的话，就先安排我弟弟吧。

孙保川说：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让我说姐姐先工作好一些，在矿山，女孩子就业比较难。

姐姐的眼泪又涌流出来，问：那我弟弟怎么办?

孙保川说：闺女儿你先别哭，就是你参加工作的事，我说了也不算，咱们只能去争取。走吧，咱们一起儿去找矿长。

来到矿长办公室，孙保川一开始并没有哭，他说：我把情况向领导简单汇报一下。他说了没几句，眼圈就开始发红，声音也开始发颤。他说的并不是郑师傅家的情况，而是他自家的情况。他说：矿长也许不知道，我父亲也是在井下死的。我父亲是井下的瓦斯检查员，却死在瓦斯上。据说我父亲是误入盲巷，被瓦斯熏死的。我一直不能明白，我父亲明明知道盲巷里危险，他为什么要到盲巷里去呢?后来我母亲老是说对不起我父亲，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这次了解了郑师傅家的情况，我才似乎明白一点了。我兄弟姐妹多，那时候我家里穷得很哪!孙保川的眼泪呼呼地流了出来。

矿长要他冷静些，不要哭。

孙保川说：我也不想哭，我实在憋不住，实在受不了啊!孙保川哭出了声。

矿长不悦，说：我让你帮着做家属的工作，你怎么到我这里哭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孙保川边哭边说：请矿长答应我，给郑师傅的女儿安排一个工作。

矿长没有答应，却批评孙保川说：作为一个中层干部，你今天的表现很不好。

那么孙保川只好狠哭。他定是想起了父亲死时他们兄弟姐妹号啕大哭的情景，也想起了母亲死时他哭得背过气去的情景，哭得泪水横飞，痛彻心肺。说实在的，他哭得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好听，他就那么咧着大嘴，破腔破嗓的，简直有些丑陋。然而就是这样的哭才是真实的，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郑师傅的女儿和儿子这才认识孙保川了，这都是为了他们，孙叔叔才哭成这样啊。两个孩子也禁不住哭了，他们分别抱住了孙保川的一只胳膊，晃着说：孙叔叔，别哭了!别哭了，孙叔叔!

矿长说：孙保川，我答应你还不行吗?我真算服了你了。

可是已经晚了，孙保川已哭到了痛心处，已煞不住车。他脸色苍白，手脚抽搐，歪倒在沙发上，只有抽气的份儿了。

矿长一看不好，赶紧打电话从医院要来救护车，把孙保川拉到医院抢救去了。

这次痛哭，造成了孙保川神经系统和肠胃功能紊乱，头晕目眩，上吐下泄。医生给他打了两天吊针，他才睁开了眼，才能开口说话。

矿长到医院去看他，开玩笑似的对他说：老孙，你这次可把我吓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