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朝廷威望为何会急速下降？一则捐纳大盛，二则滥保成风

太平天国运动让大清结下了一树的恶果，其中最为苦涩的便是中央权力的流失，致使地方督抚权力日益膨胀。同时引发的“捐纳”的盛行和官员“滥保”现象也让制度受到了侵蚀，朝廷的威望进一步下降。

捐纳即卖官，清朝前几位皇帝对此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无限制地运用卖官来解决财政危机了。道光皇帝以守成之君自居，以节俭标榜，死后谥号为“成”。他在位30年，年年卖官，捐纳总数达315825人，这个数字是同期进士的32倍，举人人数的5倍有余。

道光皇帝的子孙在卖官方面青出于蓝，卖官市场“疲软”之势出现后，就减价出售，九折、八折、七折，大甩卖，薄利多销，聊以救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道员的售价为16400两，咸丰二年（1852年）降为9446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降为4732两，打了三折。

相比较捐纳而言，滥保的危害更大。毕竟卖官要花银子，可地方督抚滥保就无须本钱，只要能得到荐主的赏识与青睐，一纸荐疏候补官便可到手。曾在吏部供职又担任过广东监察道御史的胡思敬曾说：“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百倍于科举。”

保举名目繁多，河工有保，漕运有保，军功有保，边防有保，庆典有保，会典馆、方略馆、实录馆、国史馆、玉牒馆有保；兴办洋务，出洋肄业有保；机器局、船政局、洋务局各种局有保；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各种学堂有保；后来，海防有保，劝捐有保，筹办铁路、电报有保，几乎无事不保。

辛丑慈禧和光绪帝回銮，接见百官，君臣痛哭流涕。但几天后，各部院大臣开列名单，某某居守有功，某某扈从有劳，各保升阶。庚子之难，已经给清王朝披上了黑纱，君臣不思振作，上者以酬庸功劳为事，下者以获奖叙为容，实在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滥保的各个名目中，尤其以军功保举者为最多。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初期的军功保举者为3%，到咸丰六年（1856年）攻下武昌汉口后，提高到20%，以后遂成常制。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感到问题严重，曾一度下降为12%，十几万人的湘军转战各地，保案也不断发生，保举人数之多不难想象。曾国藩说，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下者，不下数万人。左宗棠也说，军兴以来，各省军营所保武职，不下数十万。

仅仅是湘军保举的数量就如此巨大，那么清代编制内的武职官缺又有多少呢？据统计，全国绿营官职，从一品提督19人，正二品总兵56人，从二品副将108人，正三品参将152人，从三品游击310人，总计三品以上者不过646人。但镇压太平天国后，以军功记名的提督已达8000多人，三品以下的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不过12300余人，而以军功保举的记名者以10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