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不断有人反传统文化，甚至说“全盘西化”，如何理解？

不仅反传统，甚至全盘否认传统文化，主张别求新生，是谓“全盘西化论”。这个论调，在过去中国的“思想市场”中，曾流行一时，至今还可能余音袅袅。

花千芳与王思聪，关于还要不要学英语的骂战

论历史，全盘西化论的思想渊源起于晚清及民国。从文献上看，1918年7月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已露端倪;1929年胡适《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中率先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全盘西化)这一口号；在此期间，新文化运动鼎足而三的另一位主将鲁迅，在其杂文中也反复隐约提及，呼之欲出，且态度最决绝。

而最早明确提出“彻底全盘西化”这一文化主张并加以论证的，是当时岭南大学校长、即后来礼迎陈寅恪南下的陈序经。在1935年前后兴起的那场著名的“全盘西化”论争中，陈氏写了《东西文化观》等著作，力主中国务必要完全地告别过去，迎接西方文明。因为他认为，文化的吸收，应该是整体性的，中国今后若要转换为现代国家，获取新生，就必须消解传统的一切负面因素和干扰，彻底采纳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非只是随意截取其部分内容，调和折衷，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尾大不掉，功败垂成。

陈独秀《孔教研究》，见《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5月4日第20号，第4版

随着后来新政权的建立，很多论争偃旗息鼓，“全盘西化”争论也就被按下不表。但是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就此生根，阴魂不散，在台湾的60年代和大陆的80年代，都曾死灰复燃，今犹未歇。

在我看来， “全盘西化论”，表面上只是关涉文化方向的选择，而实际上，它的潜在意涵，是我们这个国家终将走向何方的问题。

1950年代，陈序经、陈寅恪、姜亮夫，西化论者与国粹主义者，并非不能同行

怎么可以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难道这一切都是犯贱？现今很多朋友一听此论，就急火攻心，上纲上线，以为提出者什么“公知”，什么“带路党”，别有用心，其心可诛，其实这种愤懑大可不必。因为民国以来的倡导者，察看他们一生行事，清一色都可称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他们激烈、全面地否定故国传统，何尝不是沉痛于怀，何尝不是期待中国的强盛，何尝不是盼望明天会更好？

“全盘西化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的落后挨打时段。在救亡图存的焦虑中，一些中国有识志士纷纷检讨自身，寻求药方，主张各式各类。而其中一批人，尤其以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为主力，所取的方针，是不约而同的以批判求建设，并在当时时代风潮影响下，将一切落后作了 “文化归因”：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根底在于文化不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没落的、腐朽的文化,是与现代文明绝对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只有无情地、全盘地否定和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彻底学习他们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才能复兴中国，走进康庄大道。

陈独秀与胡适，两位“反传统”的安徽人

这种激烈的、极端的反传统“文化归因”思潮，在整个民国时代都非常盛行——就犹如我们现在喜欢把所有问题最终导源到“制度因素”中去一样。但是，以我看来，此论提出者，并非媚俗与媚众，更非图权与谋利——他们甚至早已清醒地意识到这样说将成为“时代的牺牲者”，成为所有人的对立面。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些独立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西方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也独立于故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唯一没有独立在外的，始终是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们，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鲁迅也好，陈序经也罢，都不是传统文化的敌人，甚至是孺慕者。陈独秀深究文字学，晚年以此自娱；胡适同时力倡“整理国故”，希冀能够“文明转化”，取精用弘；鲁迅呢，更是古典学的一代大家；连陈序经这位留洋学生，表面上是顽固的全盘西化论者，而生活中行事完全是中国传统礼教做派。包括后来的李敖、“河殇派”，都可作如是观。

网上，关于中西文化是否对立的省思？

也就是说，全盘西化论者，倘若该受指责，只能说他们心情太过急切，开出的药方简直“饮鸩止渴”。“春秋责备贤者”，他们如此激烈地指责、攻击甚至是诋毁文化传统，无非是因为国家危亡，导致整整几代中国人不仅文化不自信，制度不自信，甚至连人种都不自信。

这些，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是家国之殇，也是知识分子之痛。

但是，另一个问题也会跟着出来：“全盘西化论者”难道真的是如此愚不可及吗，以他们的中西通贯，难道看不到这样极端的理念有着瑕疵重重，甚至有可能领着人们走向更黑暗的死路吗？

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身处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生存状态

答案又显然不是。只要略略通读陈序经、胡适、鲁迅诸人文集，即可明白，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表面上念兹在兹的所谓“全盘西化论”，终究只是一种策略。它是“救亡驱动”下不得已的主张，也是是含蓄的、试探性的权宜之计。

用安.兰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敌意”。就像鲁迅所感慨的，中国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中国文化的惯性太难扭正，而中国人的心理沉疴也是积重难返，正常的探讨、理性的建言、平和的商榷根本无济于事。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他沉痛写到：

“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胡适则深受英美文化中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同样也认为，如此紧张时刻无法再从容辩论，所以，他明确说过，他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纯粹只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至于这种宣传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大可不必去管他；而陈序经更宣称不愿做“时代的投机者”，他说，他对“持复古与折中论调者异常痛恨”，认为如果连口号都要折中，那么就“不只是本身上的错误,而且生出最大的危险来”，所以他愿意以极端的论调故意耸人听闻，备受攻讦，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