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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这样一个决定性瞬间：诗人、卧轨、山海关。他的离开，带走一个时代。
今天，我们再去关心“海子是怎么死的”已经不合时宜。不如转念想一下，为什么现在提起现代诗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海子这个过去年代的符号性人物？或者说，作为文化偶像的海子是如何产生的？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海子

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引用十七世纪雷兹主教的一句话作为其摄影集名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决定性的时刻。”事件进行中，恰好有一个瞬间，所有元素各得其所，展现出独特的意涵。由此，“决定性瞬间”第一次溢出新闻摄影的范畴，成为了英雄史观的关键词。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这样一个决定性瞬间：诗人、卧轨、山海关。

海子的死因与其他人的大同小异，无外乎环境的冷漠、情感的失败、性格上的弱点、走火入魔的精神病变。但“诗人之死”为“春天的雷暴 ”做了最好的注脚，宣告着文化狂乱的末路和大众诗歌的死亡。

“海子高蹈他的理想走了，留下我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一切，挥霍无度。”海子死亡的意义过多地被渲染成海子自身诗歌成就的延伸。

海子离世三十年了，却好像从没离开过。他的诗歌仍然时常被引用，从官方媒体的社会评论到高中生的抒情美文，德令哈办起纪念馆和诗歌节，海子故乡竖起雕像和公墓。

如今，在知网上搜索文章标题中含有“海子”一词的期刊和学位论文有333条，收录时间从1993年12月直到2019年2月。各种以海子诗选、海子评传类型出版的书也不计其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名句，最经常被看到的场合是房地产的楼盘广告。

今天，我们再去关心“海子是怎么死的”已经不合时宜，诗人个体的经历和思想言人人殊 ，再添一篇悼文没多大意义。我想收敛起对于诗歌的热爱来看待诗人海子，不如转念想一下，为什么现在提起现代诗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海子这个过去年代的符号性人物？或者说，作为文化偶像的海子是如何产生的？

“诗人之死”

海子杀死了自己成就了一个文化符号，后人每年都要纪念一次。有这样待遇的，屈指可数。海子、顾城、三毛、张国荣，都在盛年死去，却在大众记忆中永葆青春。

海子在文化界的地位一路走高，离不开其生前好友、诗人西川对其诗稿的整理出版，许多当年北大诗歌圈的朋友也纷纷撰文对他生前形象进行浪漫化。告别了文革式的宏大叙事，海子用抒情写作史诗，语言焕然一新。

西川写道：“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但恰恰是西川这样越亲近的朋友越无言，“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想上的激情四溢在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大潮中黯然隐匿。曾经，诗歌是文学的代名词，文学又是大众文化的生力军。后来，大众文艺和文学圈结束蜜月期，渐行渐远，而海子恰恰出现在那个交点上。“诗人之死”也成了文化仪式，被用来肆意宣泄着苦闷与怅惘。评论家朱大可盛赞海子为有宗教情怀的诗人，为了一种精神而壮烈献身。

海子的时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了，逝去的八十年代，一切仿佛都是粉红色的，那是属于诗歌、哲学的时代，是崇尚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

但若说塑造80年代的北大是最好的北大，八十年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是荒谬的，相当于无视思想的空气稀薄，生活的粗粝和压抑。海子的诗包纳了无边无际的时空，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华夏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和希腊文明全部收入其中，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宗教情结和广博的知识架构？只因为还未有时间好好消化。

人们都是因为对当下的不满才要塑造一个完美的过去。塑造不完全是虚构，但有美化成分。死于26岁的诗人就这样被大众文化吸纳，成为符号高悬。

普通读者的审美是滞后的。他们不是语言的消费者，他们是传奇的消费者。无论是死于春天雷暴之际的海子，还是身残志坚的“脑瘫”女诗人余秀华，都是传奇符号，他们的拥趸大多数也不关注真正的语言精进。

诗歌退场，诗人封神

八十年代的吊诡一言难尽，最终归于死寂般的沉默。自那以来，诗歌已经渐渐回归为一种小众的文学体裁。诗人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中了。上一次作为文化事件的诗歌热恐怕还要追溯到余秀华，但那是因为诗歌还是因为身份呢？我保持怀疑。

大诗人奥登在谈论伟大诗人的条件时，列出了多产、题材和手法的宽泛、风格上的独创、诗艺上的成熟、创作生命长寿。“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这个要求或许太高，但好在文化地位不同于文学地位。

一语成谶，海子的早逝使他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中戛然止步，却成就了文化上的自我繁殖。

谈论海子的声音铺天盖地，但是真正读完海子所有作品的人寥寥无几。而他的追随者们在滥用着麦子、太阳、雨水这些意象。

“好多人都是根据海子的短诗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等认识他，诗歌界搞评论的往往也没有把他的作品读完。”《海子评传》的作者燎原说。

这是因为海子诗歌创作体量十分庞大，从1983年毕业到1989年离世，海子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只有短短六年，却写下了至少270首抒情短诗和庞大的现代史诗《太阳·七部书》。况且，他大部分长诗都处在未及完成的碎片状态，多部长诗中成品与草稿混合杂芜，太过挑战普通读者的耐心。

但这并不妨碍海子的狂热读者直接把他送上神坛。“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把他们自己的认知甚至是偏见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原料，投进了海子的诗歌熔炉，然后从里面捞出了一勺滚烫的铁水，去铸就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诗歌祭器。”诗人臧棣曾评论道。

海子成了点缀小资文青生活的文化偶像和流行元素不足为奇。遥想艾略特如日中天时，一句“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也遍布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轮胎广告。

在一个快节奏的信息负载社会、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中，诗歌再次凭借自身的“短小精悍”脱颖而出，风靡一时。生活太过乏味，紧张兮兮的精神生活中，诗歌仿佛是高级的调味料。从地铁中装点门面的诗句到花样繁多的文创，时不时发起全民创作三行情诗的媒介狂欢，诗歌的鸡汤化在所难免：文化和思想上的匮乏，使得易于传诵的诗歌成了唯一的精神食粮。这不禁令人惶然：诗歌再次受到热捧了吗？

一个时代弥漫的情绪和社会环境有着莫大的关联，敏感、脆弱、抑郁成为青年群体的痛点，宅、丧、佛系、吐槽成为文化的日常。“诗和远方”成了新的时代语汇，撩动着更加庞杂、鲜活的年轻人生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感建立一种身份认同。

偏爱写诗的荒谬

诗歌复兴了吗？也许离得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

其实专业诗人群体很少再谈到海子、顾城、骆一禾这些“诗歌偶像”，最好的汉语诗人的称号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写得不够好。在笔者所接触的当代诗人群体中，对于海子的兴趣明显低于文化圈和媒体圈，海子或许是他们走向诗歌写作的最初召唤，但也早已是过眼云烟。“或许海子的语言在之前是新锐的，可是现在无疑陈旧了。”一位知名的青年诗人说。

海子的意象也无法回应飞速变化着的中国，他也无法预见当代中国人焦灼的心灵状态，倒是全国近万名“打工诗人”纪录着中国普通人赤裸裸的生活。

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边界。我们的言谈直接反映着我们对世界理解的丰富程度，网络流行词的粗鄙鬼畜似乎预示着这并非一个优雅的时代。如果说当年风华正茂的诗人正是如今那种保温杯的油腻中年，你是否会错愕唏嘘？如果将写诗读诗和刷微博玩抖音相提并论，你会不会感到本能的反感？

但在文化上没有沉淀的年代，诗人注定是孤独的。我们已经从一个人人写诗的年代坠入将诗人边缘化、奇观化的年代。诗歌出版人彭明榜在北京的南锣鼓巷经营起一个小院，这里有一间大瓦房，里面放着几千册诗集，这处名叫小众书坊的地方是中国许多诗人的据点，“我们大概是北京最清静的书店了”。诗人们享受着孤芳自赏的清静，自得其乐。

在今天，写诗意味着什么？可能在绝大多数人眼中，这近乎行为艺术。意大利的大知识分子艾柯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在某个特定的年龄，比如说十五、六岁，诗就好像手淫一样。但是长大一些之后，优秀的诗人就会把早期的诗作烧掉，而拙劣的诗人则把它们发表出来。”

昂扬的诗歌爱好者读诗、写诗，恰如艾柯所喻，是在精力旺盛、情感充沛时期的一种自然喷涌，在语言艺术上往往经不起多少打磨。步入中年的文学爱好者，不再关心诗坛最新的语言实验，但却对三十年前意外亡故的诗人念念不忘，只因那寄托着他们的青春和文学梦。今天的人们悼念海子，就是悼念文化思想上的青春期，警示当下一蹶不振的精神状态。

故去三十年的诗人依然被悼念，匆忙而热切，令人感动又无奈。我想起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名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曹柠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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