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來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來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里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视的是什么？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余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其罪状读起來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三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

一直以來，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來愈准确，当语言愈來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稜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來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么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來”，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

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作者：蒋勋，台湾作家、画家、诗人、美学家，本文由勋衣草美学社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所用，不作商用！版权归蒋勋所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文中所用配图都已购买版权，引用请征得版权。谢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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