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名世是不是桐城鼻祖的问题，相关的专家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认定戴名世确实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徐成志、江小角主编的《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一书中，收有操鹏先生的《戴名世：桐城派开山鼻祖》，此篇文章的题目当然就是作者的观点。而王凯符、漆绪邦在《戴名世论》一文中也持这个观点：“就戴名世的文论和散文创作对桐城派的影响来看，说戴名世就是桐城派作家，甚至以他为桐城派一祖，都是可以的。”

徐文博、石钟扬所作《戴名世论稿》一书中，用了较长的一个章节来论证戴名世确属桐城派作家，此书中引用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断语：“桐城派古文就推戴南山为开山之祖。”而柳亚子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中称：“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论者谓其才学实出方苞之右。”

以上是赞同的观点，当然，有赞同就有反对，比如贺珏在《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一文中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的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桐城派祖述归有光，正如黄宗羲的评论，学归有光的有两样学法：一种是得其‘春光’，一种是得其‘陈根枯干’，戴南山是前者，方苞则属于后者。”

而第三种折中性的观点，则认为戴名世虽然不是桐城派中的成员，但他却给桐城派以较大的影响，王泽浦在《桐城派发生及其衰亡的社会原因》一文中称：“直接影响桐城派的，便是戴名世。……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不高，而且最后又因为《南山集》被杀，所以没能列为桐城派的始祖。”

戴名世撰《南山集全集》十六卷，清光绪十六年合肥王氏木活字本，书牌

戴名世撰《南山集全集》十六卷，清光绪十六年合肥王氏木活字本，卷首

余外的说法还有许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不外乎以上三种说法之一。而我的私见，则认为戴名世确实是桐城派的鼻祖，对于这一点，其实后世有公论，只是迫于官方压力而不敢直接表明，因此桐城派在排列宗祖之时，就刻意地把戴名世隐掉了，而这么做的直接原因就是“《南山集》案”。

从表面看，“《南山集》案”很简单，就是戴名世写了部《南山集偶钞》，其实此书是戴名世的一部杂文集。这部书刊刻发行后，并未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可是在该书发行后的第十年，被人以此书为借口，向皇帝奏了一本，于是就产生了清代较有影响的一场文字狱案，最终结果，戴名世被杀，他的著作也全部被禁，而他的名字也不允许在其他书中再提起。面对这种局面，谁还敢把戴名世列为桐城派鼻祖呢？

从戴名世的个人经历来说，其实他不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参加清廷举办的科举考试。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终于考取了进士，并且成绩极佳，获得殿试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按说这个好成绩，戴名世应当欣喜若狂，因为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在那个时代也是参加科考中的高龄人士。然而这个结果却并没让他兴奋，因为他本是考中了状元，最终的结果却是别人顶替了他的位子，而顶替他的人则是巡抚赵申乔之子赵熊诏。

康熙四十八年，科考的主考官是相国李光地，当时李光地看到戴名世的答卷感觉很满意，他给予了此文很高的评价：“以动静作主，贯串上下两截，却是一气浑成，略不见连缀之痕。熔铸儒先传注，更有神力，先正元墨中，有数文字。”于是李光地就将戴名世列为南宫会元，也就是该场考试的第一名。一个月后，戴名世等本科进士去参加殿试，考试的结果是戴名世变成了第二名，而状元则成为赵熊诏。

按说会元并不一定是状元，但是赵熊诏在参加科考时仅是第二十七名，显然这跟第二名的戴名世差距较大，而今赵却成了状元，戴从心里当然不乐意，认定是赵的父亲在背后做了手脚，戴当时跟他人说了句：“但恨门第不如人耳！”这句话后来传到了赵氏父子那里，为此埋下了祸根。

两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五十年冬，时任左都御史的赵申乔弹劾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我把赵弹劾的原折照录如下：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材，隆恩曲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懍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狥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

赵申乔的这篇弹劾文字直接指责戴名世的文集中有狂悖之语，同时说他用刻书的方式来谋利，赵觉得应当将戴名世的书板焚毁，不能让戴传播这样的思想。同时赵申乔在此文中又称“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让人读来怎么都有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赵申乔用这句话来强调，他弹劾戴名世是为了维护国家法纪，而并非是跟戴有什么私怨。

显然，赵申乔的这个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朱洪在《血祭桐城派——戴名世传》一书中称：“戴以会试名列榜首，声名鹊起，北方学界都认为今科状元，非戴名世莫属。及殿试揭晓，为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戴名世屈居第二。赵熊诏向无才名，在此之前，几乎无人知道有这个人存在，以至有人怀疑，他的状元桂冠是其父赵申乔贿赂得来的。因为舆论纷纷，赵申乔百口难辩，于是上疏参了戴名世一本，既报私怨，也钳制人口，所谓先发制人。”

朱洪认为，赵申乔弹劾戴名世的原因，就是想掩盖自己通过贿赂而让其子成为状元这件事。但徐文博、石钟扬则认为赵申乔这么做是另有原因。康熙五十年冬，赵申乔时任太原巡抚，当时发生了陈四等饥民抢粮食事件，事情闹大之后，赵申乔受到了降四级留任的处分，而后赵又任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因为发榜过期，他又遭到了吏部削薪三个月的处罚，而在处罚后的第十几天，赵就开始弹劾戴名世。因此，徐、石在《戴名世论稿》中给出的结论是：“从其时间相近这一点来看，赵申乔确实是重演康熙二年落职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

窃撰明史稿的故伎，其目的在于害人邀功，摆脱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赵申乔的所为不过就是通过转移视线以削弱他在朝中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并没想由此而构成一场大案，后人退舟在研究了赵申乔的那份疏本后称：“疏中声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等语，其实嫌怨甚深，特饰此语以掩其迹耳。但赵在当时负抗直名，颇有名臣之目，其特疏参戴，只云‘祈敕部严加议处’，并非有意死之。迨诸臣议罪竟坐大逆，处以极刑，则迥非赵氏初意，即赵亦自悔其多事矣。故赵刊奏议，竟削参戴之疏不载，盖亦恐以此得罪士林也。”

戴名世撰《南山集》十四卷，清秀野轩木活字本 ，书牌

戴名世撰《南山集》十四卷，清秀野轩木活字本 ，卷首

然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却超出了赵申乔的想象，康熙帝下令将戴名世抓入狱中，而后派人进行调查取证，这个案子一审就是三年，并且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刑部向皇帝报告了最终的审查结果，而后作出了如下的判决：

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之戴名世，应即行凌迟；著《滇黔纪闻》内有大逆等语之方孝标，今已身死，应锉其尸骸；戴名世、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方孝标归顺吴逆，身受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洪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书大逆之言；令该抚将方孝标同族人，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有官职官衔者，尽皆革退；除已嫁出之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到部，发与乌喇、宁古塔、白都诺等处安插……

这个判决足够狠，要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同时将戴家几代人中，凡是十六岁以上的男性，一律斩首，其他的人则予以流放。但在这三年的过程中，也有人替戴名世说过好话，再加上其他原因，最终康熙所下的御旨要比刑部的判决轻了许多：

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槱，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发黑龙江。这案干连应斩绞及为奴安插流徙人犯，俱从宽免罪入旗。汪灏在修书处，效力勤劳，不忍即行处死，着从宽免死释放，不许回籍，将伊妻子家产俱入旗。此旨亦着晓谕汪灏。

这个结果仅是将戴名世一人处斩，而没有使用残酷的凌迟，余外的三百多人只是流放，也都免了死罪。据说康熙帝在作出这个判决时，也是犹豫再三，桐城派的后人姚永朴说：“上徘徊竟夜，以手拂裾，纽为之解。”看来，玄烨也是想了一晚上才作出了这个决定。

玄烨为什么对处理“《南山集》案”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呢？历史的真实很难得知，但应该说这个结果跟李光地的营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李是戴的座师，按照古代的惯例，考得进士者都将主考官视为自己的老师，李光地也确实是想营救戴名世。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的某天，朝中的词臣汪霖去世了，玄烨感叹说：“汪霖死，无复能为古文者矣。”而这位汪霖正是七年前戴名世中举的主考官，从这个角度来说，汪也是戴的老师。

当时李光地听到了玄烨的感叹，立即就追加了一句：“必如班、马、韩、柳，诚急未得其人。若如霖者，才固不乏，即若某案中之方苞，其古文词，尚当胜之。”李说再找到像班固、司马迁和韩愈、柳宗元这样的人物，恐怕不容易了，但若像有汪霖这样的才能的人，在当今应该不少，比如说方苞就比汪霖的古文作得好。

李光地为什么在这时提到方苞呢？因为戴名世的那部《南山集偶钞》中就有方苞写的序言，当时所有跟此书有关联者，比如写序的几个人以及刊刻书的人等等，统统被抓了起来，李光地在此提到方苞，其实是想在皇帝面前引出戴名世这个话题。果如其所料，玄烨又问他：天下写文章好的人，除了方苞，其次当属谁？于是李光地脱口而出：戴名世。

“《南山集》案”在那个时代也算一个大案，所有人都唯恐连累到自己，而李光地竟然勇敢地点出戴名世之名，何况谁都知道戴名世是他的门生，他这么做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虽然到最后，皇帝还是处死了戴名世。但意想不到的是，康熙虽然杀了戴名世却放过了方苞，不但免了方的罪，同时还破格让方入职南书房，而赵申乔也因为奏“江南科场案”和“《南山集》案”两大案有功，被升为了户部尚书。

戴名世撰《南山集补遗》三卷，清木活字本

那么，《南山集偶钞》究竟是因为怎样的违碍字句而导致戴名世被判死刑的呢？其实《南山集偶钞》收录了百十余篇文章，其中有戴氏写给学生余石民的一封信被清廷抓住了把柄，认为戴名世怀有“大逆”之心。戴名世写信给余石民，是他想通过余来邀请一位叫犁支的和尚来会面。

这位犁支原本是南明桂王宫中的一个宦官，桂王政权被灭后，此人出家进了佛门，而那时，戴名世正想撰写明史，所以他想找到犁支，向其了解南明时的一些史实，而最为要命的是，戴名世在这封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与余生书》）

戴名世在这里连用了三个南明的年号，而那时的南明政权正是清廷重点消灭的对象，难道戴名世不知道这种说法很犯忌讳吗？其实他这么做也有一定的原因。康熙帝亲政后，从表面上放松了对思想的控制，以至于让戴名世感慨说“近日方宽文字之禁”，看来，他认为那时文禁已经放松了。

显然，他错估了形势。戴名世觉得既然已经到了能够畅所欲言的时代，他就应当来修明史，陈正宏、谈蓓芳在《中国禁书简史》中评价戴名世说：“毛病出在戴名世太天真。他很羡慕司马迁这样的大历史家，自己也想仿效；而在当时，要想写一部具有重大影响、能够成为一代之著作的史书，唯一的路就是编明史。”

为了编明史，戴名世开始到处收集史料，同时寻找能够了解实况的当世人，为此给他带来了大麻烦，而这个麻烦正是因为戴名世记录下的真实历史跟清廷官方的说法有了冲突。陈、谈在《中国禁书简史》中认为，“《南山集》案”之所以搞得这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戴名世“把清政府力埋的许多东西给捅了出来”，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廷杀明代崇祯太子。

戴名世墓全景

崇祯皇帝有七个儿子，李自成打进北京时，还有三位王子，其中太子慈烺，藏在了北京的民间，崇祯帝的女儿也躲到了外祖父周奎家，后来慈烺到周奎家与公主见面，周奎担心事情弄大，于是向清廷举报了这件事，慈烺被抓了起来。本来清廷一直要杀掉跟明朝有关的所有皇亲国戚，但是他们打进北京时就宣称崇祯皇帝是李自成害死的，他们要替崇祯报仇。既然是这样的说辞，那么，他们要杀掉崇祯帝的儿子很难自圆其说，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个办法，对外说这位慈烺其实是假太子。

然而有些人却出来证明这位太子是真的。于是清廷就请出了一位袁贵妃，这位袁贵妃当年很受崇祯皇帝的喜爱，她自然也就跟太子很熟，清廷让此人来辨认，而这位袁贵妃说太子是假的，于是清廷就在狱中把慈烺勒死了。

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纷纷议论，因为在顺治元年五月，袁贵妃就已经死了，她怎么可能在康熙年间又出来作证，所以人们都认为这位袁贵妃其实才是假的。清廷极力压制这种议论，然而，戴名世的这部《南山集偶钞》中有一篇《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戴名世在此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姊长公主，养于奎家，相见掩面哭。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惧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遍召旧臣识之。或谓为真，或言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朝中皆言其谋出大学士谢陞。陞，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加陞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围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请告去，寻死，自言见钱凤览为厉而杀之。钱凤览者，亦言太子为真而被杀者也。

戴名世说，凡是说太子为真者，后来皆被处死，这就等于说明太子确实是真的。而他在此文中同时还说，康熙四十七年，朝廷用同样的手段杀掉了崇祯皇帝的另一个儿子慈焕。戴名世的这些记载彻底地揭露了满人入关后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他将这些字句写入书中广为流传，当然令清廷很是愤怒，可是又不能明言是为这样的事杀掉他，所以就给他定了个谋反和大逆的罪名。而《戴名世论稿》一书对这个罪名进行了逐条的批驳，并引用《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条文证明这个罪名根本不成立。成不成立没关系，皇帝想定某人有罪，那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

两棵青松代替了石翁仲

对于戴名世的诗作，金性尧所著的《土中录》中有《戴诗存疑录》一文，此文的第一段话为：“《戴名世集》中附录了两组诗，一组是《古史诗鍼》，多至一百一十篇。从诗的语言风格看，就绝非清初人之作，如《自戕同尽》的‘闯王善杀汉家王，一见胡儿便败亡’，即其一例。而且戴氏只是对当时现实不满，对清廷并无仇视之意，否则，何必到五十七岁再去考进士？”金认为这是假诗。而后该文中又引用了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中的一段说法，这段说法中也列明了一些戴南山的诗句，但金性尧同样认为这些说法不可靠。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假托的诗文呢？金性尧在此文中说：“历代流传的假托诗文，作伪者的动机不尽相同，上述两组诗，却是出于对戴氏的同情哀怜。”同时该文中又引用了《戴南山集·游烂柯山纪》文末的两首七绝：

采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间世已更。

不看仙人贪看弈，模糊仍复觅前生。

谪向尘寰病未瘥，同班仙侣近如何。

语君弈罢朝天去，为谢狂生罚已多。

金性尧评价说：“这才是戴诗的真实”，并且引用了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中对这两首七绝的评价：“可见其郁郁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