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描写渔夫，苏轼为什么可能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前言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常被后人争论是非，批判王安石的甚至把他和秦桧相提并论，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 《鹤林玉露》评价说：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
支持的如梁启超《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认识，使得北宋政坛形成了新旧两党的残酷斗争，无数人被卷入其中。老街味道的这篇文章不是评论王安石，而是说在党争之下文人的讽谏特点所带来的后果。宋朝是一个对待文人比较宽宏大量的时代，最有名的文字狱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
为什么苏轼差一点惹来杀身之祸呢？老街可做不了全面的阐述，只是从下面两首诗的思想深刻性来看看作诗的手法不同。同样是描写渔民的生活，手法不同，感受不同，反映的现实生活当然也不同。
一、张舜民《渔父》里的桃源之梦
张舜民是北宋大诗人陈师道的姊夫，英宗治平二年(1065)中进士。 他的词风和苏轼相似，甚至有的作品被误认为是苏轼的所作。在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期间，张舜民写过一首五律《渔父》：
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
保甲元无籍，青苗不著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
这首诗洋溢着一篇温和安详的桃源之风，不过在第五、六句点了一笔：保甲元无籍，青苗不著钱。这是讽刺王安石的变法。但是结尾处仍然美化了渔夫的生活，认为生活于此地好似神仙一般的生活，何必羡慕桃花源呢？
注：胜，平声，小舟胜养马：仄平平仄仄；当，仄声，大罟当耕田：仄仄仄平平。籍，入声，仄；桃源在何处：平平仄平仄，鲤鱼翻波。
耒江应该是今天的耒水，是衡阳地区第2大河流和湘江最大最长的支流。我家住在耒江边上，门前碧水流淌，我家有一艘小渔船，就如同养了一匹马，每天驾着小船撒网捕鱼就像农民耕田一样。但是让我开心的是，我不用被迫去贷款（王安石变法让农民借青苗钱），自由自在的我也不用遵守保甲制度入（ 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桃源算什么，这里就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张舜民美化的这种生活，是不是能够在渔民身上体现到很难说，不过在出家人那里也许真得能够实现吧。宋朝一个和尚也写过一首类似立意的诗。
释绍嵩 (宋)《山居即事》：
此地真奇绝，何须屋万间。穿林邻虎穴，隔水是尘寰。
保甲元无籍，讹邪自不关。安闲有深味，未敢负云山。
山里的风景和生活真好，不用羡慕广厦万间的奢华。一条溪水隔断了尘世间的纷纷扰扰，在我山居外的树林边有老虎的行踪（诗的三四句是倒装，可细细体会）。在这里生活张舜民的渔夫一样，不用入保甲之籍，世上乱七八糟事情与我也不相关。不敢有负于这云山，我知道安静闲适之中自有深意，需要我去参悟。
隐居深山的高僧们可以享受这种生活，但是生长在尘寰中的渔夫们有这种“神仙”一般的“安闲”吗？我们看看苏轼是怎么写渔民的。
二、苏轼《鱼蛮子》中的残酷现实
苏轼是一个很不适合官场的人，作为当代名士他很受两派的青睐，不过苏轼不愿意趋炎附势，总有自己看法，因此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被旧党所接受，一生仕途坎坷备受折磨。
同样是写渔夫的生活，在苏轼这里就把虚无的美化剥离得一干二净。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底层渔民的艰难生活。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
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
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
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
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
1、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
在江淮之间，渔夫们以水为田，以舟为居室，把鱼虾当作粮食，不用耕种还有富余。用张舜民的诗句来说就是：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这几句，作者不动声色，还看不出其立场。
2、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
这里有春秋笔法了，不称“渔父”而称“鱼蛮子”，这些与农民不同的渔民呀，不是“左衽”的异族，这里用典，孔子《论语·宪问》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他们居住的屋子，是水边简陋的竹屋。
3、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
于是他们就时代蜗居此处生儿育女，不是侏儒就是丑八怪（戚施是蟾蜍的别名，也有驼背的意思）。捕鱼就像路边捡东西一样简单，此处呼应第四句：不耕自有余。
4、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
煮鱼（雪鳞）时不放盐（古代盐比较贵重），就和青菜一起乱炖，吃饱了就睡，和水獭、猴子有什么区别呢。
5、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在人世间生活，落地就要交租赋，真不如作个不如鱼蛮子，脚不沾地可以驾浪浮空虚。潜台词是躲过了官府的盘剥。
6、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
此处转折，不知道真得“空虚”就可以躲掉吗？如果他们被他们盯上，舟车也要纳税怎么办？渔夫扣头泣求，千万不要告诉桑大夫呀。桑大夫是谁？是汉朝善于理财的桑弘羊，这里暗指王安石一派的新党官员。
三、讽谏的力度 直笔与曲笔
张舜民虽然也有曲笔调侃：保甲元无籍，青苗不著钱。但结尾还是美化了渔夫的生活，既然不羡慕桃源，过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表示在当时的政治变革中百姓是安居乐业的。
但是到了苏轼的笔下，有如鲁迅“匕首投枪”一般锋利，一下子击碎了光环、扯下了遮羞布。直笔的现实主义手法把渔民们的卑贱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甚至这样的生活也是在逃避了苛捐杂税后才有的小确幸。以至于渔民们心中一直有不安全之感，假如被官府盯上了怎么办？
唐朝末年有一位诗人杜荀鹤，他写过一首《山中寡妇》：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唐朝末年兵荒马乱之中，山中寡妇没有释绍嵩 (宋)在《山居即事》中的潇洒：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虽然王安石时代，整个国家是安全有秩序。但是对于很多百姓来说，释绍嵩诗中的“保甲元无籍，讹邪自不关”仅仅是一种妄想；“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更是一种梦中的情形了。
熙宁二年（1069）开始，苏轼就连续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对于《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雇役法》、《均输法》等等都指出了其中的弊端。熙宁四年（1071）苏轼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时，亲眼看到王安石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上神宗皇帝书》说：
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
熙宁七年（1074），苏轼上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民不堪命……冒死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
不久，新党分子终于开始反扑，苏轼的人生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乌台诗案。
四、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的苏轼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表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结果被新党抓了辫子，御史何正臣、李定指出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并且从苏轼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诗句曲解附会。
苏轼被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常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当时情况虽然危机，但是有几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开始为苏轼解脱，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连新党的领袖，当时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苏轼死里逃生以后，被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儿子，苏轼做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虽然如此反省自己，可苏轼对于新法的弊病还是耿耿于怀。在哲宗元祐初年（1086）宣布废除新法以后，苏轼给朝廷的十多份奏状中，列举了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间饿死人的事实以及王安石变法造成的严重后果。
但是苏轼虽然反对新法，自己却并没有选择站队旧党。后来王安石病死，司马光上台，苏东坡又不主张尽废新法，认为新法中也不乏可取之处，结果又被旧党所不容，再次远离了政治中心。苏东坡在《与杨元素书》中写道：
昔之君子，唯荆（荆公，王安石）是随；今之君子，唯温（温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则一也。”
结束语
说回苏轼和张舜民的这两首诗，无论二人是褒是贬，其实都可以归为政治讽喻诗一类。据说这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如果确实如此，已经在乌台诗案以后了。假如是写于乌台诗案之前的话，一定会被作为苏轼的罪证之一。
纪昀《苏文忠公诗集》评价时说：“香山一派。读之，宛然《秦中吟》也。” 香山是指香山居士白居易，这位唐朝大诗人对于苏轼的影响非常大，其东坡居士的名号就来自于白居易。白居易对于自己的众多作品中最得意的就是政治讽喻诗，《秦中吟》是其讽喻诗的代表作。
相对来说，张舜民的诗读起来更有艺术美感，讽喻之功如蜻蜓点水一般点了一笔。而苏轼的《鱼蛮子》思想性更深刻，但是读起来就没有那么舒服。
一般人读诗或者写诗，更倾向于张舜民的《渔父》和释绍嵩的《山居即事》。即使今天我们学诗也是如此。
@老街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