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

笔者考察了这一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 为了方便起见, 只对常委以上的40人 (包括赵毅敏) 进行统计分析。

从基本的人口学特征来看, 40人全部为清一色的汉族, 其中男性37人, 占92.5%, 女性3人, 占7.5%。三位女性邓颖超、章蕴和帅孟奇全部从事过全国妇联的领导工作。从年龄来看, 40人平均年龄72.1岁, 年龄最大的帅孟奇81岁, 最小的胡耀邦和马国瑞63岁。其中60—69岁年龄段的10人, 占25%;70—75岁年龄段的24人, 占60%;75岁以上年龄段的6人, 占15%。中央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干部, 为之后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埋下了伏笔。

从党龄上看, 平均党龄49.3年, 党龄最长的方志纯为54年, 最短的阎秀峰为42年。党龄在49—54年的高达31人, 占77.5%, 而这其中党龄为53年的12人, 党龄为52年的8人。如何解释这种入党时间密集于1925—1926年的现象?

从这些干部的简历、传记、回忆录、年谱乃至纪念文集等资料来看, 他们大多是通过从事工农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而1925年和1926年正是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1925年5月,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并迅速席卷全国, 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争, 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当月成立。6月, 中共在广州、香港领导发动有25万人参加的反帝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各地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 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高涨, 毛泽东也回到湖南的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 北伐战争爆发, 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中。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彭湃也发表《海丰农民运动》。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全国输送农民运动骨干, 中央纪委常委曹广化就参加了这届讲习所的学习。而从中共党员人数来看, 1925年初为994名, 10月份就发展到3000名, 到了1926年4月, 则发展到1.1万名, 到了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 党员人数已达57963名。[1]这些干部如此密集地在1925—1926年入党是和当时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总形势息息相关的。

从教育程度来看, 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15人, 占37.5%;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10人, 占25%;大学文化程度的15人, 占37.5%。从籍贯来看, 湖南籍的13人, 占32.5%;河南籍的5人, 占12.5%;河北籍的5人, 占12.5%;湖北籍的4人, 占10%。其他还有山西籍的3人, 四川籍的2人, 陕西籍的2人, 江西、安徽、上海、山东、辽宁和黑龙江籍的各1人。从籍贯分布特点来看, 具有某种程度的集群性。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四省高达27人, 占67.5%。

如何解释这种不均衡基础上的精英集群现象?与这几个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有关。这些省份, 特别是山区, 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 往往交通不便, 有利于革命中心的形成;加上山区人地结构紧张, 阶级矛盾尖锐, 具有成为革命中心的经济基础。因此产生了多个革命根据地, 成为孕育革命精英的摇篮。再加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李先念等人的领导和带动, 使得这几个省革命精英辈出。从党员人数来看, 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时湖南、湖北两省最多, 分别为1.3万人。[2]

在这40人中, 解放前曾被捕入狱的有16人, 占40%, 分别是:王鹤寿、魏文伯、赵毅敏、曹瑛、马辉之、王维纲、吕剑人、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李士英、李楚离、张子意、周仲英、阎秀峰和张策。“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和入狱的高达36人, 占90%。这说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是由久经考验并具有坚定信仰的职业革命家组成。

在这40人中, 曾经任过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有12人[3], 占30%, 分别是: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周扬、张启龙、韩光、刘澜波、帅孟奇、章蕴和赵毅敏。这说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具有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的特点, 从而为中央纪委的恢复重建以及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来源

中组部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中提出:中央一旦恢复纪委, 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因此, 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必须权威、全面和严肃。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有:1.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 也就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2.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3.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 能坚持原则, 作风正派, 办事公道, 看问题比较全面, 党内信得过的同志。4.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5.要包括一些中年同志, 少数民族同志和女同志。6.专职委员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1]

从当选的领导集体来看, 组成人员的选拔还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要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纪委、中央监委的人员组成, 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二是要根据中央纪委的主要职能来确定候选人, 特别是要考虑到当时党风涣散、党内问题成堆的现实;三是要根据党和国家面临的整体形势和任务来统筹考虑人选, 比如当时拨乱反正、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形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等等。

从当选的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名单来看, 主要有以下来源 (这些来源之间有交叉) :

一是“文革”前曾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 (专任或兼任) 的一些同志。这些同志 (常委及以上) 包括:黄克诚、王从吾、帅孟奇、李士英、王维纲、李楚离、马国瑞、袁任远、郭述申、张子意、王鹤寿、马辉之和周仲英等。黄克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湖南省纪委书记;王从吾是1949年中央纪委成立时的副书记, 后来担任中央监委副书记;帅孟奇是1955年中央监委成立时的候补常委;李士英、王维纲是1955年中央监委的候补委员;李楚离是1956年中央监委委员;马国瑞、袁任远是1962年中央监委常委;郭述申、张子意是1962年中央监委委员;王鹤寿和周仲英是1962年中央监委候补委员;马辉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委副主任、东北局纪委副书记。这些同志的入选, 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继承、延续和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 也是当时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这一届中央纪委委员 (常委以下) 中也有一些“文革”前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的, 还有一些地方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以及中央监委派驻相关部委和地方监察部门的干部。这些同志包括:安建平、李坚、李振海、蹇先任、范儒生、杨长春、刘英、浦安修、何善远和毛铎等。安建平曾任中央监委监察员, 后任中央监委派驻纺织工业部监察组副组长;李坚曾任中央纪委农村处副处长, 后任中央监委华北监察组组长;李振海曾任中央监委文教监察处处长;蹇先任曾任武汉监察委副主任;范儒生曾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杨长春曾任煤炭工业部监察局局长;刘英曾任外交部监委书记;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监察室主任;何善远曾任中央监委驻地质部监察组组长;毛铎曾任中南局监委副书记, 后任中央监委派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这些同志大多曾经工作在纪检监察工作的一线, 熟悉纪检监察的日常工作, 他们的入选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贯彻执行以及纪检监察队伍的职业化意义重大。

二是因各种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文革”结束后, 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安排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任务由中组部来承担, 并主要采取了回原单位安置的措施。但也有一些老干部因为各种原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纪委成为中组部的安排对象之一。同时中组部考虑到过去中央监委兼职委员太多的弊端, 也有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中央纪委出任专职委员。中组部在对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 (草案) 是99人。……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 我们认为, 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九十九人是适宜的。”[1]这些同志包括: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张策、马辉之、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曹瑛和赵毅敏等。1963年, 郭述申被免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后, 一直没有安排工作。曹瑛“文革”前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单位被撤销。赵毅敏“文革”前担任中联部副部长, “文革”后期被疏散到陕西乾县监护劳动。1978年秋, 赵毅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 回北京体检, 等待落实政策。

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后复出的一些同志。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相关的冤假错案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宣部阎王殿”、“陶铸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等。涉及的这届中央纪委领导有: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章蕴、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赵毅敏、马辉之、周仲英、王鹤峰、李楚离、孔祥祯、帅孟奇、张子意、方志纯、周扬、李士英和曹瑛等。1978年这些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委领导时, 有些已经平反, 有些还没有平反, 比如黄克诚和帅孟奇等就是1979年才彻底平反的。他们的当选从事实上宣布了他们的平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之所以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同时, 这些经受过冤假错案考验的领导干部, 在纪委案件处理时, 也会更慎重和全面, 对于预防纪委错案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四是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纪检监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它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 为此, 历届中央纪委、中央监委都有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出任兼职委员。这届中央纪委委员也选任了组织、宣传、公检法和军队等部门的领导干部, 其中有很多是兼任。这些同志包括:曹广化、韩光、李士英、李一氓、吕剑人、魏文伯、武新宇、周扬、段云、何廷一、胡德华、黄甘英、李华生、刘敬之、曾三、张凯、周凤鸣、周太和、朱穆之、朱云谦、平杰三、杨心培、何东昌、张中、张祺、张承先、黄民伟、卢仁灿、饶正锡、王若水、严东生、杨秀山等。其中, 韩光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李士英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一氓时任中联部副部长, 周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何廷一时任空军副司令员, 刘敬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 曾三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 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何东昌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卢仁灿时任海军副政委, 饶正锡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等。

五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这主要出于纪检监察日常工作的需要以及代表性的考虑。这些同志包括:郑爱平、何东昌、张兆美、徐少甫、汪文风、王苏民、殷继昌、章蕴、帅孟奇、刘英、刘丽英、安建平、张瑞华、胡德华、浦安修、黄甘英、彭儒、蹇先任、马信 (回族) 、王朝文 (苗族) 、多吉才让 (藏族) 、杰尔格勒 (蒙古族) 、阿木冬·尼牙孜 (维吾尔族) 、黄荣 (壮族) 等。郑爱平时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 46岁。汪文风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 49岁。王苏民时任大庆市委副书记, 42岁。殷继昌时任开滦矿务局局长, 44岁。刘丽英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 46岁。胡德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53岁。王朝文时任贵州革委会副主任, 48岁。阿木冬·尼牙孜时任新疆自治区常委, 46岁。多吉才让时任西藏日喀则地委书记, 39岁, 是这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年龄最小的。从这些少数民族同志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是五个民族自治区各出一个名额。同时在选拔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时, 也考虑了年轻化方面的要求。

六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一些同志。在考虑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整体格局时, 陈云指出, 应该选一些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到中央纪委来。刘丽英和汪文风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刘丽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 她同林彪、“四人帮”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78年,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 报道了她的事迹。[1]汪文风是1976年悼念周恩来《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集体作者“童怀周”的主要负责人。对于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汪文风回忆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 是陈云同志建议的, 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2]当时两人对于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一无所知, 直到报纸公布名单后才知道。

三、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

中国革命是从几个革命中心兴起, 经过瑞金时期, 再经长征形成延安时期, 然后经过经营东北, 从北向南, 直至解放全中国, 走过了一条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的革命进程, 使得党的很多高级干部革命生涯相互汇合, 历史性地形成一些渊源。特别是延安经历[3]和东北经历[4], 更是许多高级干部共同的革命生涯特征。从总体来看, 高级干部的革命生涯具有随革命进程而呈现分散—集中—扩散的特点。[5]同时, 党管干部原则使得干部工作具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很多高级干部相互之间合作共事的机会和频率大大增加。

从这届中央纪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的革命生涯来看, 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经历。从解放战争的经历来看, 主要是东北局、华北局的干部, 同时也有部分西北局、华东局的干部。东北局的干部有:陈云、黄克诚、王鹤寿、刘顺元、赵毅敏、张启龙、袁任远、郭述申、李一氓、张策、刘型、刘澜波、唐天际、曹瑛、曹广化和韩光等。解放战争时期, 陈云曾任北满和南满分局书记, 东北局副书记;黄克诚曾任西满分局副书记, 1947年后曾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王鹤寿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刘顺元曾任辽东省委副书记;赵毅敏曾任冀察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张启龙曾任吉林省委书记;袁任远曾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郭述申曾任辽北省委书记;张策曾任东蒙工委书记;刘澜波曾任安东省委书记;唐天际曾任吉东省委书记;曹瑛曾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部长;韩光曾任大连市委书记等。华北局的干部有:胡耀邦、周扬、王从吾、马国瑞、刘建章、马辉之、孔祥祯、王维纲、王鹤峰、周仲英、李楚离和曾涌泉等。解放战争时期, 胡耀邦曾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 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周扬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王从吾曾任冀南区党委书记, 华北局组织部长;马国瑞曾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建章曾任冀南行署副主任;马辉之曾任晋察冀中央局民运部长;孔祥祯曾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长;王维纲曾任太行区委副书记;王鹤峰曾任太岳区委书记;周仲英曾任太岳区委城工部部长;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委书记;曾涌泉曾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西北局的干部有:张子意、武新宇、阎秀峰和吕剑人等。解放战争时期, 张子意曾任晋绥分局书记;武新宇曾任晋南行署主任;阎秀峰曾任晋南行署副主任;吕剑人曾任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长。华东局的干部有:魏文伯、刘顺元、李士英和傅秋涛等。解放战争时期, 魏文伯曾任华东局秘书长;刘顺元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李士英曾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傅秋涛曾任华东局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

下面更具体地考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成员之间的历史渊源。

早在东北时期, 黄克诚曾经和陈云并肩战斗。1957年, 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黄克诚为成员之一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76年11月, 陈云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并指出:黄克诚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 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 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 为人是克己朴素的。[1]此后不久, 黄克诚回京治病, 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1978年1月, 陈云向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 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 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早在延安时期, 王鹤寿曾经做过陈云的政治秘书, 后来又多次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此, 王鹤寿回忆说:“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 无论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 还是后来做地方党委工作、工业战线方面的工作, 以及最后在中央纪委工作, 陈云同志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者。”[2]因此, 对于王鹤寿的情况, 陈云非常清楚。在酝酿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时, 陈云推荐王鹤寿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后来, 中央纪委成立了由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和张启龙组成的五人核心小组, 负责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

早在1926年, 王从吾、平杰三就在一起闹革命。1939年的冀南区党委, 王从吾是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 马国瑞是区党委宣传部长, 张策是区党委民运部长。1949年, 王从吾任华北局组织部长, 平杰三任华北局秘书长, 周扬任华北局宣传部长, 张瑞华任华北局妇工委书记。

1930年, 赵毅敏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当时王鹤寿是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 韩光是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抗战胜利之前, 陶铸、王鹤寿、刘顺元、曹瑛等一批同志被党从南京监狱救出, 刘顺元和王鹤寿是当时审查干部的小组成员。[3]1945年华中分局成立后, 李一氓、章蕴为分局委员, 李士英为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 东北旅大地委书记是韩光, 副书记是刘顺元。而1949年旅大区委副书记是韩光、李一氓和郭述申。1947年, 石家庄市委成立后, 毛铎为书记, 曾涌泉为常委。1948年, 黄克诚任晋察热辽分局书记时, 赵毅敏为分局委员、宣传部长, 李楚离为分局委员、冀东区委副书记。1948年济南特别市委成立, 刘顺元为市委书记, 李士英为市委常委、社会部长。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 傅秋涛为分局副书记, 李士英为社会部长。1948年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为胡耀邦, 周仲英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年华中局成立后, 赵毅敏为宣传部部长, 孔祥祯为组织部副部长。

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 刘澜波、韩光、王鹤寿和张启龙为政府委员。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 李士英、章蕴和傅秋涛为军政委员。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 赵毅敏、黄克诚、唐天际和孔祥祯为军政委员。1949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 王维纲、胡耀邦、张子意为军政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 湖南省委书记是黄克诚, 省委常委有袁任远和曹瑛, 省委秘书长是刘型, 省委委员、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是唐天际。王从吾、帅孟奇、张启龙和李楚离分别在“文革”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 张策、孔祥祯和马辉之分别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武新宇、袁任远是前后任的内务部副部长, 后来又在1954—1958年同任内务部副部长。1956—1957年的中直机关第五届委员会副书记有曾三、侯维煜、李之琏和安建平等。1962年, 刘顺元和李士英同为江苏省委书记 (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

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来看, 解放战争时期的交叉点是最密集的, 革命生涯汇合的频次也是最高的, 这充分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调配最为频繁的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 高级干部由集中到扩散, 从北向南, 依次递进。与之相随的则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交汇, 南下干部与地方地下党干部的交汇, 由此也带来干部的大调整和大流动。与这种干部的大流动相对应的是干部的大转型, 也就是从革命干部向执政干部、从军事干部向管理干部、从地方干部向全国干部的转变, 这种干部转型关系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而随着全国的解放, 党的高级干部群体必然向全国扩散, 由此带来的是干部革命生涯交汇的稀疏和星散。

1978年多名高级干部在中央纪委的汇合, 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形态, 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 也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在这一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 知人善任和相互举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也是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