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君子之文，淡焉泊焉（下）韦力撰

朱洪的《戴名世传》中也引用了戴南山的多篇诗作，比如康熙三十五年，戴名世与方苞等二十多人到顾嗣立家聚会，那时顾嗣立在北京宣武门外买下了一个小院落，他在里面造景植绿，而后起名为“小秀野堂”。建成之后，顾经常邀请朋友来此小聚。这年的四月三十日晚上，大家在此喝酒赋诗，戴名世竟然连写了四首，其中第二首和第四首为：

城角笳声白发新，窗间月色绿樽频。

寺僧莫讶连宵过，元是吴门旧酒人。

亦是天涯亦是家，瓶花几朵护窗纱。

江头毕竟渔矶好，净少风尘不用遮。

戴名世被关在京城狱中三年，这个阶段他也有一些诗作，其中有《遥和友人宴集醉后之作八首》，其中第一首为：

岁月骎骎去不还，当年遗恨出柴关。

秋风蟹舍乾坤大，春雨牛栏日月间。

名盛当忧才未称，书焚何待缓来删？

从今典籍休开看，对古难容愧作颜。

这首诗的六、七句显现出了戴名世对于写书的后悔，他觉得要是早点儿把自己的这些违碍著作烧掉，就不会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他在该诗的第六首中，更加表明了这种心态：

何曾一饭恩常负，岂料衰年祸乃迁？

无力能填精卫海，有言空问屈平天。

桂焚势及琼林尽，云起偏遮皓月圆。

一夕忽成千古恨，厉阶谁实始丹铅？

既然说戴名世是桐城派的鼻祖，那当然他在文章方面下的功夫更大。就观念而言，戴名世也倡导复古，但他却并不认为古人样样都好，他在《读易质疑序》中说：“若乃骋其私见小慧，支离曼衍，显无忌惮，而务求胜于古人，是乃所谓叛臣者也。其或读古人之书，而阿谀曲从，不敢有毫发之别异，是乃所谓佞臣者也。佞之为古人之害也，与叛等。”即使诗圣杜甫，他也认为其诗作中有并不完美的地方：“世之论杜诗者，慑于众定之名，昧于瑕瑜不相掩之义，概而称之，而不敢有区别，且直指其瑕与颣而以为美在是也，使读之者或竟唯其瑕与颣之是学，其贻误来者不更甚乎？”（《与洪孝仪书》）

戴名世的散文，其中有一篇《鸟说》颇受后世夸赞，这是一篇寓言性的杂文，该文的后两段为：

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雏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辄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其树，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徐、石所著的《戴名世论稿》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鸟说》堪称短篇佳制。若以物喻文，则其形若鸟，小不盈掬，却玲珑剔透，娟皎可爱；其构如巢，大不过盏，却一波三折，精密完固；其言似草，朴质自然，却内蕴深情，动人心弦。掩读之余，不禁拍案叫绝：美哉斯文！”

戴名世曾经想修明史，虽然该书未成，并且为此身首异处，然而他的史学才能却颇受后世夸赞，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大抵南山考证史迹，或不如力田、季野，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頫首，唯此二人而已。”由此可知，戴名世无论文章和史才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者。

戴名世的乡贤戴钧衡在《戴南山集序》中称：“国朝作者间出，海内翕然推为正宗，莫如吾乡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极所叹服者，则唯先生。”戴钧衡认为，方苞的文章乃是桐城派的正宗，而方苞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戴名世。

戴名世撰《扬州城守纪略》民国间扬州陈恒和书林刻《扬州丛刻》本，书牌

戴名世撰《扬州城守纪略》民国间扬州陈恒和书林刻《扬州丛刻》本，卷首

在他二十岁那年，为了生活，他当起了家庭教师，而这个阶段，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研究八股文，这种文体当时被称为“时文”。可能是因为写得多了，让他对“时文”有了感觉，后来他竟然将自己的这类文章刊刻了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戴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说：“见近日所雕刻流传、习熟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窃叹之。”看来，戴名世认为别人刊刻的“时文”水平太差，既然如此，他还不如自己来。

那他究竟喜欢不喜欢“时文”呢？戴在该序言中又说：“余非时文之徒也，不幸家贫，无他业可治，乃以时文自见。失足落人间，究无救于贫困。”看来，他认为苦练“时文”只是为了糊口，其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戴在《甲戌房书序》中说：“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戴名世认为，正是因为“时文”的兴起，才使得古文得以灭亡。

在戴名世眼中，“时文”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他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余自年二十以来，于时文一事耗精弊神，虽颇为世所称许，而曾无得于己，亦无用于世。”由此说明，戴名世坚定地认为，只有正统的古文才是学习的对象。

于是乎，他在练习“时文”之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研读古文方面，他在《初集原序》中明确地说：“余生二十余年，迂疏落寞，无他艺能，而窃尝有志，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妄欲追踪古人。”

看来，戴名世是个有志向的人。他谦虚地说自己什么本事也没有，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在文章方面成一家之言。显然，他跟司马迁有着同样的志向，并且他认定如果能给他一个合适的机会和环境，那他在古文方面一定不输于古人：“假令天而不遗斯文，使余得脱于忧患，无饥寒抑郁之乱其心，而获大肆其力于文章，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

戴名世既然有这么高的志向，那他认为怎样的文风才值得赞颂呢？他在《与刘言洁书》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

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仆尝入乎深林丛薄之中，荆榛罥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虽咫尺莫能尽焉。余且惴惴焉，惧跬步之或失有也。及登览乎高山之巅，举目千里，云烟在下，苍然茫然，与天无穷。顷者游于渤海之滨，见夫天水浑沦，波涛汹涌，惝恍四顾，不复有人间。呜呼！此文之自然者也。

戴名世认为，好的文章就如同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那么多的花哨和热闹。而后他说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就有如进入了荆棘满布的深山，他在这里艰难地行走，费了很大功夫，终于登顶，而后举目四望，群山全在脚下。

以上这段话是在讲述，只有通过刻苦的学习与修炼，才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而对于文章的内容，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中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不得已而为之之谓物，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谓物也。”

看来，所有好文章必须具有的条件就是要言之有物。这段话讲述的是文章的内容，而对于文章的写法，他在《初集原序》中又说：“世之学者，其天之所与既不逮古人，而又无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胸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牵规矩，依傍前人，曰：‘吾学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铢铢而称之，然而未尝似也；即一一似之，而我之为我者尽亡矣！”

戴名世强调，写文章要有独创性，首先要有好古之心，努力地学习古代的好文章，但同时又不能抄袭古人，而有的人却以自己的文章像某位古人为标榜，这样的态度显然无法写好文章。

戴名世作过一篇《张贡五文集序》，他在此文中提到了一个能够写出好文章的诀窍：

始余之从事于文章，年不过二十。一日山行，遇一卖药翁，相与语，因及文章之事。翁曰：“为文之道，吾赠君两言：曰‘割爱’而已。”余漫应之。已而别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归视所为文，见其辞采工丽可爱也，议论激越可爱也，才气驰骤可爱也。皆可爱也，则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盖昔尝读陆士衡之言，曰：“苟背义而伤道，文虽爱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则虽于道无伤、于义无背，亦有当捐而去之者，而况背义与伤道者乎？翁之论较陆士衡则精矣！

戴名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在年轻时，某一天进山，在山里遇到了一位卖药的老翁，二人交谈时，谈到了写文章的事情，这位老翁听了戴的叙述后，教给了戴一个秘诀，那就是要舍得割爱。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能够对自己所作之文进行大删大改之人，确实不多。但这位老翁说，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有好文章出现。显然，这种说法戴名世没有听进去，他只是出于礼貌，随口地应付着。

等其回来之后，细品此老翁之言，他才觉得这位老翁的所说极有见地。戴细看自己所写的文章，横看竖看，怎么看都觉得写得好，然而细想，他觉得将大部分内容割舍掉，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经过了一番的删改，他认为真正可存世者，也就占两、三成，而后他引用了陆士衡说的同样观点。戴认为，这位老翁所言比陆士衡说得还要精确。

老翁教给他的这个秘诀，让戴名世的文章水准有了很大进步，他在该序中说道：“余自闻此论，而文章之真谛秘钥始能识之。乃家贫多事，其业未工，而曩时好文之志渐且颓落。余之负愧于翁者盖已久矣！”

戴名世说，自从他听从了老翁的所劝，才觉得自己真的掌握了写文章的秘诀。而后他又谦虚地说，因为家里穷，他将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讨生活方面，以至于年轻时准备全力以赴写好文章的雄心，也衰减了不少，想到这一层，他觉得自己有愧于那位老翁。文中最后说，他只知道那位老翁是湖北人，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

如果戴名世的所言确有其事的话，这真让人叹羡：能在年轻时就遇到如此明白之人给以指引，而我直到今天也没有这样的幸运，以至于自己的文章依然写得又臭又长，想一想，真是惭愧！

在写文章的观念上，戴名世赞同明末艾南英的观点，他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说：“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戴名世在这里复述了艾南英的说法，其认为文章首先要载道，而后又要得法，三者则需要文辞优美。

翻看戴名世的文集，确实能够看到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贯彻着这种主张，比如他曾写过一篇《穷鬼传》，该文起首一段为：

穷鬼者，不知所自起，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韩愈。愈久与之居，不堪也，为文逐之，不去，反骂愈。愈死，无所归，流落人间，求人如韩愈者从之，不得。阅九百余年，闻江淮之间有被褐先生，其人韩愈流也。乃不介而谒先生于家，曰：“我故韩愈氏客也，窃闻先生之高义，愿托于门下，敢有以报先生。”先生避席却行，大惊曰：“汝来，将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韩退之以子故，不容于天下，召笑取侮，穷而无归，其送汝文可复视也。子往矣，无累我！无已，请从他人。”

显然，此文乃是戴名世编出的一篇寓言。他说有个穷鬼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世间，在唐代时，这个穷鬼就跟随在大文豪韩愈身边，看来穷鬼的到来没给韩愈带来好运，时间长了之后，韩愈终于写出篇文章，要将穷鬼赶走。

戴名世所说的这个故事，指的是韩愈所作的《送穷文》，此文中写到，韩愈为了把穷鬼打发走，就送礼物给穷鬼，穷鬼不但不离去，反而指责韩愈只有小聪明而无大志。

而戴名世的这篇文章就是本自韩愈的《送穷文》接续而来者，他说：等到韩愈去世后，这个穷鬼就流落到了人间，穷鬼想再找到一个像韩愈这样的人，可惜没了这样的运气。穷鬼一找就是九百多年，而后终于打听到有位穿粗麻短衣的穷书生跟韩愈很像。其实这位书生就是戴名世，因为戴在文中用词是“被褐先生”，而戴名世的字正是“褐夫”，由这种比喻就可看出，戴名世自视为当世的韩愈。

文中说，穷鬼打听到了当时江淮又出现了一个像韩愈的人，于是就直接来到了戴名世家中，之后穷鬼作了自我介绍，戴听后大感吃惊，准备哄穷鬼出去，同时跟穷鬼说：当年韩愈就是因为身边有你，才被天下所不容，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再连累了我。

穷鬼好不容易找到了“清代的韩愈”，当然不愿意离去，于是穷鬼就向戴请问自己究竟有怎样的罪过，于是戴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子以穷为名，其势固足以穷余也。议论文章，开口触忌，则穷于言；上下坑坎，前颠后踬，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则穷于行；蒙尘垢，被刺讥，忧众口，则穷于辩；所为而拂乱，所往而刺谬，则穷于才；声势货利不足以动众，磊落孤愤不足以谐俗，则穷于交游。抱其无用之书，负其不羁之气，挟其空匮之身，入所厌薄之世，则在家而穷，在邦而穷。凡汝之足以穷吾者，吾不能悉数也，而举其大略焉。

戴名世的这段话，表面是指责穷鬼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麻烦，其实这只是夫子自道，他讲述了自己性格不为世所容的原因。穷鬼承认了他的这些指责，同时穷鬼也说：

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往独来而游于无穷。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其何伤乎？见韩愈氏迄今不朽者，则余之为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终安之。

穷鬼的这番话打动了戴名世，于是穷鬼就留在了戴的身边：

于是先生与之处，凡数十年，穷甚，不能堪，然颇得其功。一日，谓先生曰：“自余之归先生也，而先生不容于天下，召笑取侮，穷而无归，徒以余故也，余亦悯焉。顾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皆以为功于先生也，今已毕致之矣。先生无所用余，余亦无敢久溷先生也。”则起，趋而去，不知所终。

穷鬼在戴身边与之相处了几十年，其果真让戴变得更穷，这个结果让穷鬼都不好意思了，于是穷鬼就做了一番总结，而后站起身来，独自离去了。

戴名世通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来讲述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抱负，这正是他作文章的巧妙之处。而这样的写法，戴还作过一篇《讨夏二子檄》：

宋人有吴元美作《夏二子传》，指蚊、蝇也。今年入夏以来，余深为此所苦，而吴子之文余未之见，因俳为是说，以致其愤痛之意云。

以上为该文的起首一段，戴名世讲述了本篇檄文的来由，其称宋代的吴元美作过一篇《夏二子传》，而文中的“二子”，指的就是蚊子和苍蝇。在某年入夏之后，戴大受蚊蝇的困扰，所以他很想看到吴元美的这篇文章怎样来描绘蚊蝇，但是他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于是他决定自己写一篇檄文来讨伐这两种害虫，以此来解自己心头之恨。他在该檄文中历数蚊蝇的恶行：

盖闻群飞可以刺天，聚蚊可以成雷，谓正伤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负不洁之形，徒开可憎之口，乘时并起，敢为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昼夜，各自摇毒，互相召乱。于是奔赴蒸炎，沉溺溷浊，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种其丑类，以子以孙，秽德既彰，见者皆唾。犹复挥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污洁白，营营之声，乱人耳目。是以诗人恶其罔极，以为告戒。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号于晦冥之间，剥肤饮血，饱不思去，狠戾成性，踪迹莫测，其股不足折，而其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间蹈瑕，轻悍飘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

通过这番描述可知，戴名世表面写的是蚊蝇，而实际上则是以此喻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寓言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

如前所言，戴名世自视甚高，因为他间接地把自己比喻为韩愈。其实不仅如此，他还想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文章大家，可能他也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大，于是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解释为“梦说”：

余少梦适山间，遇一老父，蒙檞叶于身，坐石上。余异之，问以神仙之术，不答。有顷，天上有红云一缕，冉冉下属地。老父指谓余曰：“食此者，文章冠海内。”余以口仰接吞之。老父复与余有所言，既觉忘之矣。自是七八年来，忧沮病废，曾未尝学问有所发明，回忆曩者之梦，真可赧也！（《纪梦》）

戴名世自称，年少之时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在大山里遇到了一个老先生，此人一看就像个得仙者，于是戴向他请问如何能成仙，但此人却不告诉他。过一会儿，天上飘来了一朵红云，老先生跟戴说：你吃了这云，就能成为天下第一文章大家。闻听此言，戴立即吞下红云。而后老先生还跟戴说了一些话，但等戴醒来后就全都忘记了。而后的一些年，戴的生活并不很如意，而让他难以忘怀的是：虽然梦中吞食了红云，但自己在写文章方面也未见有大的长进，所以他每当想起这个梦，都让自己觉得惭愧。

显然，此文的最后两句只是戴名世自谦一下，他在文章方面的成就还是受到了后世的首肯，比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南山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铸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且蕴且浅，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

梁启超夸赞戴名世就是位写文章的天才，其实天才很大成分也是刻苦努力的结果，比如戴在《意园制义自序》中称：“每一题入手，静坐屏气，默诵章句者往复数十过，用以寻讨其意思神理脉络之所在，其于《集注》亦如之，于是喉吻之际略费经营，振笔而书，不加点窜。”

他在写作之时，每当看到题目，首先是在那里认真地构思，这样的构思要经过多次地打腹稿，直到成竹在胸，他才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认真以及天生的才气，才有了这样一位文章大家。对于他的文章特色，石钟扬先生在《戴名世和他的散文》中予以了这样的总结：“就创作而言，方氏之文出于经，故长于析理，严谨而朴实；戴氏之文出于史，故长于叙事，疏宕而隽逸。望溪之文乏南山之雄健，南山之文逊望溪之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