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子时（晚上23点—凌晨1点），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驾崩于圆明园，享年58岁。其遗体被连夜运抵京师紫禁城，三天后（八月二十四）的申时（15—17点）入殓梓宫，并且按例停灵于乾清宫供嗣皇帝乾隆及百官祭奠。同年十一月十二，恭上庙号为“世宗”，11个月后（1736年【乾隆元年】十月十一日）奉移雍正梓宫前往易州（易县）泰陵，停于隆恩殿之内。又过了四个半月，雍正帝的棺椁于1737年（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才正式入葬泰陵地宫。

那么问题来了，按照清朝祖制来说，自清军入关后开始逐渐吸收汉式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兆葬之法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作为“入关第一帝”的顺治以及孝献和孝康两位皇后仍旧是以满洲习俗通过火化之法将宝宫入葬孝陵地宫之内。但从康熙帝开始，正式仿照汉制实行土葬。并且，从西汉文帝刘恒继位之初就建霸陵为开端，形成了“新帝继位之初就当营建陵寝”的定制，清朝自康熙开始也是如此。

有违雍正风格的皇陵钦工

清圣祖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驾崩，到1723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入葬景陵地宫，历时仅十个半月。而与此相对应，雍正帝却足足用了一年零六个月，这与素来雷厉风行的雍正和以孝义为重的乾隆格格不入。由此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终雍正在位的十三年，他的万年吉地都未能修建完成，从而导致其入葬地宫的时间延迟。

虽然这种现象在清朝后世皇帝当中很普遍（咸丰定陵、同治惠陵、光绪崇陵等皆如此），但毕竟所处的时代不同，作为“康乾盛世”的纽带与桥梁，雍正帝素以焚膏继晷、勤勉治国而著称，虽然其在位仅仅13年，但却彻底改变了康熙晚期遗留下来的国库空虚等难题。所以，并不会出现经济紧缺的问题，并且这也不符合他干练果决的风格。究其根本，主要受以下两大因素的影响：

第一，政务繁忙，朝乾夕惕。雍正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继位之时，已然年近半百（45岁），相较祖父顺治6岁登基、父亲康熙8岁登基来说，他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除了朝政以外的事情。

雍正帝画像

朕念皇考四十五年顾复深恩，勉承大统，仰荷贻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

根据《清世宗实录》和《世宗起居注》的记载与汇总，从继位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去世的当天，雍正都始终保持一种忙于政务的状态，几乎很少有休闲和娱乐活动。践祚13年当中，除了遵照祖制前往遵化东陵有8次告祭之外，他从未去过热河行围避暑，也未前往木兰秋狝，诸如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十分热衷的下江南、登泰山等活动也从不涉猎，甚至连关外三陵都没有前往拜祭过，之所以连祖陵都未曾全数遵宪拜祭，雍正帝以“勉承大统，夙夜袛惧，务期综理详明”，足以见得在当时他自身的压力着实不小。

实际上，压力远不止雍正说得那么单纯。在其继位之初，前有父亲驾崩，后有生母薨逝。出于孝道，雍正既要办理好父母的丧事大典，也要将二人尽早入葬景陵地宫。而与此同时，康熙晚期所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亟待解决，还要分身时刻关注当年九子夺嫡所遗留下的隐患，巨大而纷杂的压力让年逾四旬的雍正只能全身心投入到上述一系列头等大事当中，焚膏继晷而无暇分身。

第二，吉地选址本身就起步晚。皇帝继位之初就应营建皇陵，而第一步，就是卜择吉地。陵址的选择是需要皇帝本人和相度大臣以及一众堪舆能人协同完成的，而且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自己手里。受第一点当中各种压力的影响，雍正难以在继位的前三年去专心思考自己万年吉地的事情，所以直到1726年（雍正四年）九月，在父母均已入葬、朝中紧张的局势稍有缓解的前提下，雍正才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山陵的相关事宜。

历时长达三年的泰陵选址

工部奏，万年吉地需用物料。请派出官员，督同各省备办。得上奏曰，楠木难得。如果不得，即松木亦堪应用。其备办此等木植，自京城差遣官员，未免骚扰地方。即交与总督、巡抚，动正项钱粮采买。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雍正的吉地选址并不像父亲和祖父那般顺遂。1726年（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四，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文渊阁大学士张廷玉二人会同工部采办吉地所需楠木。1727年（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正式下诏，遣李楠、明图等人按照祖制前往遵化孝、景二陵附近“敬谨相度”。经过明图等人的反复查勘，在回奏雍正的奏折中言道“无可营建之处”。

壬寅，谕大学士等。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

精力有限的雍正帝只能在一个月后再一次派遣好兄弟怡亲王允祥率领众人在遵化境内昌瑞山皇陵之外的范围内勘查。十几天后，允祥等人发现遵化境内东北部的九凤朝阳山实为一处上佳吉壤，为此具折上奏，有了最信任之人的推荐，雍正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确定了九凤朝阳山作为自己未来的万年吉地。

动用正项采买，不许克扣。恐地方官员阳奉阴违，仍有扰累民间之事，应再行申饬。凡属需用各项物料俱著该督抚动用正项钱粮，遴选贤员采买，按时价照数给予，不许分毫扣克，务令小民均得利益，自然欣然乐从。该督抚等时时留心察访，俾属员敬谨遵奉。倘稍有不遵谕旨之处，朕必访闻，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吉地选址一定，所有相应的木材、砖料等都需提上日程，在采办工需过程中，体民之疾苦的雍正一再强调：“动用正项购买，不许克扣，恐地方官员阳奉阴违，仍有扰累民间之事，应再行申饬。”恐有生变的世宗皇帝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九再一次降旨，重申“倘督抚与属员稍有不遵谕旨之处，朕必访闻，一干人等一并从重治罪”。在吉地选址的过程中仍然不忘民生与反贪墨等大计，雍正的朝乾夕惕可见一斑。

虽然选定九凤朝阳山为吉地陵址，所需工料也开始加紧筹集当中，仅遵化州本土所援引的转料就多达120余万块，看似规模宏大、效率倍增的前提下，却直到一年多后（1729年【雍正七年】）方破土兴工，由此可见雍正本人在山陵一事上的精力还是很有限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开工后没几天，在陵穴部位动土之际就发现了纯土之中又含砂石，这种情况不论哪位皇帝都是不允许的，何况雷厉风行的雍正。也正是此次的相度失败，让雍正加强了对自己未来山陵的重视程度。

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

除却穴中含砂石的不足，经过雍正特派的堪舆大臣详加复勘，进一步发现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但形局未全，实不可用”的重大缺陷，到此，雍正帝果断废弃已然开工的九凤朝阳山，命人另寻他处相度。经历此次失败后，对于一向胸有成竹的雍正来说，影响较大，所以为此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未知的决定。

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他公然弃顺治帝所定的祖陵而去，派人以更大的范围进行卜择，甚至最远到达了东北盛京一带，当然，核心还是“以京师附近为宜”。而之所以又称之为未知，则是因为此次的创新性卜择能否为自己选到一处真正的上佳吉壤，甫下诏令的雍正心中实际上是没谱的，运气好可以选到中意之所，运气不好的话既违背了祖制也顺不了自己的心意，实在进退两难。

不管怎样，雍正最终还是下达了大范围择选吉地的谕旨，此次派往相度吉地的诸臣有和硕怡亲王允祥（康熙帝十三子）、福建总督高其倬（堪舆能人、多才多艺）、乌雅.海望（孝恭皇后族侄，雍正帝族兄弟，两代帝王【雍正、乾隆】堪舆专事大臣）、管志宁（以精通相地堪舆之术而受到重用）等人，可谓人才济济。

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

时间紧迫任务又繁重，一众人等不敢耽搁日夜兼程赶往京师附近以及东北盛京，共选出14处备选，经过两次筛选和允祥、高其倬的再度复勘，最终划定位于京师以西的易县泰宁山脚之处的太平峪为最佳吉壤恭呈御览，在绘图贴说中，允祥等人称泰宁山“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经过雍正本人的详加思虑，也认为太平峪“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所以，在1730年1月20日（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太平峪最终确定为雍正的万年吉地陵址，此时距离其下诏卜择已经将近3年的时光。

远祖陵而辟新陵的背后真因

此次卜择虽然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尘埃落定，但雍正所面临的难题才刚刚开始。众所周知，位于遵化的昌瑞山皇陵是顺治帝于1651年（顺治八年）十二月在不用任何堪舆大臣的情况下“遥掷佩韘”而定，其后康熙的景陵也遵守成宪葬于父亲孝陵附近。按例，后世皇帝必须都葬于昌瑞山，而雍正却最终选择了距离昌瑞山足足600余里的泰宁山，如此前无古人的大胆做法，必然会受到一众大臣的强力反对。虽然雍正本人一向行事果决，但舆论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此时，如何向群臣和天下交待便成为了急需解决之难题。

其实，雍正之所以远离祖陵另辟新陵，并非昌瑞山除孝景二陵之外没有吉壤，不然也不会出现后来的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之所以会决然开辟一座全新的陵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雍正本人的初始动机来看，在其最开始下诏卜择之时，并未想着要另辟陵区任意相度，而是命人在昌瑞山祖、父陵寝附近查勘。虽然关于此次卜择的记载并未见于《清史稿》以及《世宗实录》当中，但在《雍正朝起居注》中却明确记载了雍正派马兰镇（东陵）总兵特恒协助明图等人相度的记录，试问如果不是前往昌瑞山卜择，又为何会派常驻祖陵附近的特恒协办。

况且，雍正的皇长子弘晖（1697—1704）与皇三子弘时（1704—1727）最初是建在东陵附近的黄花山脚，如果雍正没有想过遵守成宪，其二子又何来祔葬于昌瑞山之说。当然，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五，由于雍正帝泰陵已定，所以在乾隆的诏令之下，二人的金棺由东陵黄花山迁往西陵端亲王园寝之内，再度体现“子随父葬”之意。

其次，关于九凤朝阳山的堪舆问题。前文说到，在九凤朝阳山相度过程中，发现“穴中带砂石且形局未全”，此为皇陵卜择之大忌，从之后儿子乾隆和曾孙道光卜择陵址时，九凤朝阳山也均未选中便可看出，此地确实存在不可容许之缺陷，并非雍正刻意废弃的任性妄为。

泰陵石像生

再者，个人要求过高。当然，在昌瑞山之后又建起三座帝陵的情况下而仍旧未入雍正之眼，可以充分体现出他对于自己未来吉地的标准还是要求非常高的。在第一次昌瑞山相度之时，堪舆大臣回复的“无可营建之处”，实则可以详化为“无可有皇帝心中所属之营建之处”，毕竟最终的拍板权在雍正自己手里，所以标准自然也由雍正钦定。

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又泰宁山雄高群巘，抽脉自管涔恒岳而来。襟带百川，分水以拒马滹沱为界。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自集纯嘏于万年，流嘉祉于奕叶矣。得旨，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一应所需工料等项，俱著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著该部遵行。

当然，要求过高的结果就是难以一时觅到吉壤最终远离祖陵选择了泰宁山太平峪。而面对天下悠悠之口，此时的雍正想出一条妙计，在允祥、高其倬等人呈送太平峪烫样之后，虽然甚合其心意，但仍以“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为由，命王大臣、九卿等人“详悉会议具奏”。如此一来，既表明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进退两难，又能通过百官会议而使臣民宾服，实为两全其美之策。

百官自然不乏洞悉帝意之人，没过多久，以“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同意雍正在泰宁山建立陵址，并且为了让雍正心安让天下信服，通过对古往今来一系列引经据典，从而证明远离祖陵新建陵址一事并非孤例，有先例可循自然不会违背兆葬之法。加之“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最终泰宁山得以月余之内就顺利卜定，离不开雍正的思虑周全和百官的费尽心机。

史海君说：

尽管如此，雍正本人在国库充盈之际，还是建议在营建吉地之时“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并且在吉地破土兴工之后，针对迁移相应村庄一事上，雍正也做出“照应得之价，加倍赏给”等语，如此节省吉地钦工费用但同时又給利于民的政策，既通过节省成本对远离祖陵一事做出弥补，也体现其重视民生之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雍正作出“毋庸建石像生”的指令，作为以孝道著称的乾隆，于继位之初就命和亲王弘昼、户部尚书海望等人详加复勘，最终还是为父亲建了标准的5对石像生以示崇敬之意。当然，在要求甚高的雍正心中，十全十美的泰宁山吉地也并非真的完美无瑕，诸如神道以及石像生就被泰陵的案山蜘蛛山而拦腰隔断，故而使神道不得不绕蜘蛛山周边而建未能呈笔直之状，“随山川形势盘旋”。

泰宁山吉地工程于1730年（雍正八年）八月十九破土兴工，但直到其去世，也未曾完工。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在新辟陵址之后，雍正一方面没有留下仿照昌瑞山孝陵规制而建的谕旨，另一方面也未曾对嗣皇帝乾隆做出泰宁山以后亦可随葬后世皇帝的指令，在如此两难的境地下，导致其陵寝工程最终于1736年（乾隆元年）九月十六方全工告竣，为此历时长达六年（加上选址，长达10年）的泰陵工程终于顺利收尾，这也是为何在去世一年多之后，雍正才入葬泰陵地宫的真正原因。而乾隆面对父亲未留下未来东西二陵兆葬安排的难题，最终选择以“昭穆次序”巧妙破解。

参考资料：

《陵寝易知》

《雍正朝起居注》

《昌瑞山万年统志》

《雍正朱批奏折》

《乾隆朝上谕档》

《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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