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7日，裕仁召见东条英机，晋升其为大将并任命为首相出面组阁。不久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有些人认为强行拉美国下水是二战日军高层最愚蠢之举，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这其实是日本决策层的无奈做法。然而在这个时间点上，裕仁如获至宝，对这位亲手提拔的新任首相赞不绝口：“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

所谓“近卫”便是前任首相近卫文麿，此人当真如此不堪吗？其实，若把东条英机和近卫文麿都摆上台面比较一番，我们便会发现后者才是二战中日军“入侵”战略的制定者，此人一手将日本带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对历史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东条英机简直如弱智一般。

1912年3月，近卫文麿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大伙儿恐怕想都不敢想，这位日后的战争狂魔此时不但痛恨政治，甚至连自己的国家都看不顺眼。这个标准的“愤青”反而十分同情中国，他在自己的“东亚保全论”中就曾提出，中国和日本现在同样处于历史低谷期中，理应团结一致结束西方国家的摧残。另外，近卫文麿年轻气盛，十分看不惯日本高层的大人物们对西方列强的卑躬屈膝，为此，他根本无心沾染政治，不想同这些形形色色的家伙同流合污。

尴尬的是，近卫文麿虽然出身贵族，身份显赫，12岁时便继承了公爵爵位，实际上他的家族此时外表光鲜，其实早就中衰，欠了一屁股债。近卫家也算得上是“门庭若市”，隔三差五就有人跑上门来催债，甚至当面就把值钱的东西搬走。艰苦的生活没有令他沾染到贵族的习气，相反，近卫文麿年轻的时候人品十分好，经常买一些小点心送给路边的穷人，称“叫花子也是宾客”。

1916年，25岁的近卫文麿步入政坛。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政坛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西园寺公望与近卫的父亲是好友，前者十分佩服近卫的节操，对这位后辈也以“阁下”相称。有了这位大佬的提携，再加上近卫文麿显赫的身份，他以耀眼的晋升速度成为当时日本政坛之上一颗闪亮的新星。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近卫文麿对中国有着传统的崇拜感，仍然坚持主张日本携手中国抵抗西方殖民者。他批评日本政治家们是“得过且过主义”，对西方列强拙劣的“和平主义”竟然照单全收。如此看来，近卫称得上是日本政坛的一股清流，然而一切都在1919年发生了改变。

当年1月，近卫文麿跟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受到了蓬勃的民主运动和西方先进思潮的猛烈冲击，虽然在和会上仍恪尽职守地与西方代表们“斤斤计较”，实际上，他的观念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近卫对中国那套迂腐的繁文缛节与政治家们同样的软弱妥协失望不已，很快便对这个东亚的老大哥不再抱有幻想。

从1921年开始，近卫文麿的地位极速攀升；6年后，一部分激进的日本贵族组成“火曜会”，近卫文麿顺势脱离了老前辈西园寺公望并加入了该组织，不久便成为火曜会的领袖之一。1931年9月，日军悍然发动侵略，曾经对侵略十分厌恶的近卫文麿此时已经彻底“堕落”了：他表示“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公开对少壮派军人的无耻做法大加赞扬。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稳定局面开始压制军部势力，向天皇推荐了自己的好学生近卫文麿担任首相。老谋深算的西园寺公望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曾经痛骂日本政坛、不愿与这些庸碌之辈同流合污的“君子”青年居然变得与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形同一丘之貉。1937年6月4日，在“众望所归”之下，近卫文麿组建内阁。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便明确提出：“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换句话说，“侵略”正式成为了日本接下来的国家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时的他嘴上说得坚决无比，实际上却十分心虚。例如在卢沟桥事变前夕，近卫曾反复向其他人询问，最终才听取了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等人的建议，于7月9日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当军部增派两个师团，同中国军队形成大战之势时，近卫曾试图同中国接触，寻求和平解决、避免战争全面爆发的办法。然而，仅仅是担心他的政治形象受到损毁，近卫便把自己最后一丝矜持彻底抛开。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日本首相如同走马观花一般接连变动，近卫文麿两次卸任又两次出山，然而正是在他的一手把持下，日本明确地将“侵略”摆在了首要的战略方针上。近卫的转变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批评这个曾经品德高尚的君子一面高喊和平口号，一面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泥沼。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份儿上，一切都已经晚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最初日军接连的胜利令高层弹冠相庆，近卫文麿也激动不已，把军刀亲手赠送给东条英机。然而当时间来到1944年中旬，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近卫文麿突然又倒打一耙，要求撤掉东条英机，组建停战内阁。此举令近卫的政治形象彻底黑成一团，人们纷纷唾骂他为“日本第一蠢人”。然而，近卫的精明阴险之处恰恰在此：他已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此战必败，希望能够及早停战，保留天皇制度以谋求东山再起。

1945年初，近卫文麿已形如丧家之犬，他深知是自己一手将日本带向侵略道路，罪不可恕，唯一的愿望便是保全天皇制度。他提出以昭和天皇退位，明仁太子继位继位的方式换取天皇制度的保留，但当时的裕仁痴心于“一亿玉碎”，不但不予采纳，还将军国主义分子小矶国昭大将任命为首相。二战结束后，近卫文麿曾跟麦克阿瑟套近乎，试图将挑起侵略的罪行全都甩给东条英机和统制派军阀。麦克阿瑟不明所以，对近卫大加赞赏，更是引得日本国内骂声一片，甚至连自家民众都指骂近卫为“头号战犯”。

1945年11月，盟军开始对卢沟桥事变进行调查，近卫文麿得知后面无血色。12月6日，盟军正式下令逮捕近卫文麿。此时，天皇派特使希望他能够在法庭上为天皇“洗白”。近卫文麿却说：“为天皇效力我什么都可以做，但在法庭上我不可能说谎，作为战争指挥责任是是没法推脱的，总要归结到作为大元帅的天皇陛下，我觉得我无力替陛下辩护。”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麿服毒自尽。他在遗书中承认了自己在二战中的政治错误，应当对日本战败负责。然而，他却对自己挑起侵略之事一个字也不提及。会看他的一生，一个单纯好心、不愿沾染政治的年轻贵族，一步步变成满口和平口号、实则充满野心的战争狂魔，这样的反差实在是太过刺眼，实在是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