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园：颇有争议的丁韪良——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第 一千三百期
颇有争议的丁韪良
——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6载（1850-1916，期间大约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在宁波宣教十年，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宣教士，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丁韪良同时也是一位饱受非议的宣教士，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教科书和著述中，把丁韪良定性为“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强盗”或“杀人犯”等等。但这样的定性与攻击往往具有简单化倾向，在许多问题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不可否认，丁韪良的一些言行和主张确实叫人争议。早在宁波时，他就已涉足政治与外交等事，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1. 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把“传教条款”纳入约内；另一件事，就是他痛恨乃至咒骂义和团运动，以及于“庚子之乱”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过激言论，比如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建议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等等。凡此种种，皆激起爱国华人的哗然与愤慨，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基督教宣教士，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当如何看待他此等言行呢？
但随着对丁韪良其人其事研究的深入，不少史家、学者对丁韪良在当时历史大环境下的所做所为越来越表示同情与理解，再纵观他一生的言论与作为，以及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就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功远远大于过。他有污点、瑕疵，但瑕不掩瑜。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人之有限，也受历史的局限。人无完人，再有智慧也难以超越局限，岂能无过？
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的翻译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与起草，这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地位上。试问，当时像他这样的“中国通”能有几人？有谁能比他更能胜任此职呢？作为一个美国人，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看问题；作为一个宣教士，希望其宣教活动能在“约”的保护下进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当然他无法预料到此举之不幸。退一步讲，一个善良、正直的宣教士和国际法专家参与两约的签订，总比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甚至蛮不讲理的恶棍要好得多，至少他不会胡来。所以说，丁韪良的参与对中国来说，焉知非福呢？
1900年，义和拳之乱爆发后，无知、暴虐的拳民们涌入北京，外国使领馆、教堂、西式学校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丁韪良主持的西式学校，以及京师大学堂都在被攻击之列。5月，义和团在京师大学堂门口张贴了告示，威胁要将学校里的师生全部杀光。73岁的丁韪良先躲入美国公使的宅邸，后又和所有在京外国人躲入英国大使馆中。6月20日，京师大学堂的一位英国教习，走出使馆与义和团交涉，竟被杀害。暴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一个街口。当时义和团所杀的不仅是西方人，只要和西方人有关的，只要是沾洋边的就杀，沾洋边的就抢，而且连妇孺也不放过。作为一个宣教士，当丁韪良看到他的教友们大量被屠杀，而且杀得非常惨烈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位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日后丁韪良伤心地写道：“我不由自主地羞愧、脸红，心想我倾其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到头来一文不值。中国人从我所教授的《万国公法》中，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任何身临其境的人，都会对中国感到绝望，特别像丁韪良这样一直对中国很好的人，绝望会更大。所以他后来在愤慨与绝望中说出的一些过头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个常常被人提起的例子就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参与了抢劫，如同强盗一般，甚至说此事就记载在他所著的《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里。关于此事，许多人不顾原文中的上下文，断章取义，或者以讹传讹。难道一个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得二品顶戴的高级官员，真的会脱下“道袍”，参与抢劫吗？凡认真阅读过《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一样了。
丁韪良确实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义和团之乱”中，大约有三千多中国基督徒避难于英国公使馆中，很多人已濒于饿死的边缘。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宣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多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的性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仅仅流行在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都接受的美德。这件事恰恰衬托出丁韪良等美国宣教士们以人为本和珍视生命，跟所谓的“强盗”和“抢劫”完全是两码事。而有些人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太深，根本不把几千名中国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
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爱。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非常深的感情，甚至超过我们许多中国人。如果感情不深的话，他不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国家上。过去人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批判和评价他，给他扣了许多顶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帽子，可以说许多是不实之词。许多对丁韪良的“反动的美国宣教士”“帝国主义强盗”、“西方外交家”这样的定位大都依据他在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发表的文章，或其所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这本书。把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与定位围绕一本书或者几篇文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在中国生活了长达62年之久的丁韪良写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向世界介绍中国，翻开丁韪良关于中国的主要著述，将会看到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同情，不仅在当时的宣教士中是一个异类，即使在今天读来，其对中国文化理解之透彻至今让人叹服。为丁韪良最好的辩护就是把他的主要作品忠实地翻译出来，让广大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让读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些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阅读中通过这位世纪老人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来反思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领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错综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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