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我们一同思考并发笑

肖克凡和他的长篇小说《旧租界》

□兴 安

肖克凡《旧租界》插图     兴安/绘

与肖克凡的结识是在什么时候，确实记不得了，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北京文学》任职，又极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好友——闻树国老兄。说起闻树国，我必须要多说几句。他是当时《小说家》的主编。九十年代的天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因为那里有两个了不得的杂志，影响了九十年代甚至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一个是茅盾题写刊名的《小说月报》，一个是《小说家》。《小说月报》的影响力当时在许多之上，如果一个作家不被《小说月报》选载，那他几乎很难说在小说界混出了名堂，据说那时候整个百花文艺出版社基本上是靠《小说月报》的发行挣的钱盘活的。而《小说家》杂志，人们肯定已经把它遗忘了，因为这个杂志早已经不存在了，就如同它的主编闻树国不存在了一样。很难统计当年的《小说家》和它的品牌“中篇小说擂台赛”推出过多少名篇名家，我搜肠刮肚只想起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苏童的《红粉》，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迟子建《旧时代的磨坊》，虹影的《你一直对温柔妥协》，还有方方、叶兆言、朱文等，迟子建的处女作长篇《树下》好像也是发在这里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新生代作家风起云涌，我和他还策划了一年六期的“‘南北中’小说家对抗赛”，由我领队北京队，王干带领南京队，冯敏组建中直队。北京队里有当时小有名气的徐坤、邱华栋、张人捷、丁天、王芫等等一干人。南京队里有韩东、赵刚等。南北中，三方轮番出场，一对一，用小说打擂对决。把当时的文坛搅得风生水起，硝烟弥漫。可惜后来他离开了《小说家》，之后《小说家》也没了，再后来闻树国兄就彻底地离开了我们。文坛从此无树国。

我写这么多的题外话，不单单是为了纪念或者缅怀一下我和肖克凡兄共同的好友，也是借机回顾一下那段几乎被遗忘的我们共同的历史，我觉得我不说，还有谁会说，谁还会记得。我清晰地记得，我和克凡兄在闻树国那昏暗的小书房里深夜长谈的日子；我还记得，我们一同踱步在天津的街头，从鞍山道到渔夫码头，或者穿过河北路去“疙瘩楼”喝酒的时光。一晃闻树国兄走了快20年了，我们却还在继续干着文学这个行当，我和肖克凡兄的友谊依然还在继续。我时常感觉，故去的人并没有故去，只是远走他乡，断了音讯，以此来考验活着的人的记忆。所以，我之后与肖克凡兄的见面，无论在哪，总会留出些时间谈谈闻树国，谈谈这个远去的好友，谈谈那个年头的文学的热闹和真诚。

克凡兄与树国兄共有着天津人的特点，或者叫优点，为人厚道、平易近人，说起话来带着些天津的哏味儿，尤其是他讲的段子，非常好玩，充满了幽默和机智。所以，当我最初审读肖克凡的这部长篇《旧租界》的时候，我总感觉，小说里那个天真却又早熟的小男孩，那个不想说谎话，却对大人的世界充满好奇与不解，且又充满同情心的小家伙，就是肖克凡本人。我感觉是他在讲述，在观察，在和我们一同思考并发笑。

我感谢克凡兄搁笔多年重新开始长篇创作，便将他在内心和记忆里积攒了几十年的硬货给了我，让我做它的责任编辑，让我作为读者去重新发现一个不同的天津卫。不少人去过天津的意大利风情街，去过德国人修建的“疙瘩楼”，但这些景点都是近十几年才被逐步修复起来的，在这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旧天津也曾是和老上海一样是个“十里洋场一朝梦”的繁华所在。当然《旧租界》并不是写这些，而是写它如何被改造和改变，写它的消散。在这一点上，它与王安忆写上海的《长恨歌》异曲同工，只不过《长恨歌》写的悲情和戏剧性，而《旧租界》相对平实、温情和节制。

《旧租界》的叙述时间，是从天津解放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囊括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再到七十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开放。小说写了旧租界内各色人物的心态和不同命运，既有旧天津的风土人情，又有新社会的时代气息。作者非常善于塑造人物，语言也透着天津人的独特韵味。小说写的非常节制，既有理性的反思，又有深刻的挖掘，尤其是作者写出了逆境中人性的温暖和普通百姓的善良与坚韧，以及对未来的向往。

写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文革”是绕不开的主题，然而不少作家写这段历史，过于强调人物外在的冲突和戏拟化的言行，少有深刻的剖析和历史的真实感，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止于简单化和概念化，这其实是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浮泛化的解释和表达。而肖克凡对此却处理的非常自然、节制、冷静、举重若轻，给人新意。那确实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混搭的时代。大家闺秀叶太太嫁给了被人瞧不起的“管匠儿”穷张，即水暖工；小男孩的妈妈，重点中学的教师（知识分子）嫁给了大老粗，下放农场的领导曹书记。这种奇妙的错位，恰好象征了时代的变迁和特殊年代的世道人伦，甚至审美风尚的裂变。叶太太应该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她身上浓缩了中国当代史的曲折和进程。正如肖克凡在与同是天津作家的龙一的对话中所说：“她（叶太太）的人生轨迹也是三进三出三起三落，最终命运画了个大大的圆圈，看似重返原点实则丧失了原点。通过叶太太这个人物，我以大量细节表现我们的文化传承的流失与守望，譬如叶太太怎样从工程师太太蜕变为蓝领工人的媳妇，过起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最终还是分道扬镳。我试图以象征手法表达人性力量的起伏与消长。”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总的来说，《旧租界》这部长篇与作者以往的小说相比，文笔更加老到，尤其对人物的观察与把握非常到位，是一部有特色有风格有思考又好读的作品，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了给肖克凡助威，我在编辑这部长篇时，突发奇想，请了国内著名的7位作家，何立伟、郑彦英、王祥夫、关仁山、葛水平、冯秋子、荆歌，加上我，为这部小说画8幅插图。当我把我的设想传达给这几位作家的时候，得到了他们一致的响应。几位作家集体为一个作家的一本书做插图，在国内恐怕是第一次，况且每个作家从自己不同的角度，用绘画捕捉细节和场景，阐释小说的内涵和故事，我认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也应该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

（兴安，著名评论家、画家，作家出版社创意合作部主任。）

风吹草低的气象

关于肖克凡短篇新作《特殊任务》

□石一枫

大概去年秋天，我去四川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遇到了肖克凡老师，那还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当然以前早就听说过，看过他的小说和编剧的电影。也听朋友讲过肖老师坐飞机的段子——找空姐说，我没坐头等舱的能耐，偏又长了经济舱盛不下的腿，您通融通融？　空姐人也挺好，遂给调到前排出口的位置。一见之下，果然个儿高腿长。一路上我们俩零零散散聊了会儿天，我就厚着脸皮说，想找您要个稿子，您也通融通融？　肖老师打了个哈哈说好，又说他写的都是老派小说，听那口气，大概是把我当成什么新派人物了。

此后过了几个月，没动静，我也不好意思催。春节前后，肖老师说写了个短篇，又强调是老派小说。打个哈哈，也有回响，这不知是不是老派人物的风范。这篇小说就是《特殊任务》（刊于《当代》2018年第5期，《小说选刊》2018年第10期转载），我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并且真是所谓“老派”的好：娓娓道来，一切自然，看似没刻意说什么事儿，其实从历史创痛到人情世故都在里面了。过完节，我把小说拿到编辑部，大家也觉得很好，没多久就发表了。

《特殊任务》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家三代人，姥姥、妈和外孙子在困难时期去走亲戚，其中对过往年代的唏嘘自不必谈，现在看这篇小说最大的好处，是再回忆起来时，每个人物的性格、形象、微妙心思仍能栩栩如生。读的时候冲击强烈的小说不少，冷不丁再想起来仍然鲜活的小说不多，这样的小说，不管新派老派，都是写出了火候的。

我想，现在《小说选刊》愿意选载这篇小说，大概也是从中看出了类似的感觉。肖克凡老师是能在从容中写出火候的作家，而真正的火候也许都是从容之中写出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这种小说的气象，在有些时候，风吹草低的气象强于狂风暴雨的气势。

（石一枫，著名作家，《当代》编辑。）

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