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南京政府在平息国民党内争，控制各地方实力派方面可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除了直接控制了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外，还间接控制了广西、山西等省。山西的政治军事仍受阎锡山控制，他们与南京政府表面上虽是上下级关系，确切地说是更接近于联盟性质的关系，而这样联盟的基础则是顺从民心的抗日立场，是日本人的侵略与威胁使国民党内部在复杂的条件下很快达成妥协与和解。

在国民党内部，从1934年起，南京政府及其中央军相继通过平息福建事变，控制了福建地区；通过追击红军，控制了湖南、贵州两省，并派兵进入滇、川、陕、甘等西南、西北诸省；特别是经过南京政府精心策划，把西南腹地四川一步步控制在手中，使得经营抗战西南后方基地的工作能够付诸实施；1936年蒋介石又利用红军东征途经山西，阎锡山独臂抵挡不支之机，派陈诚率中央军入晋，加强了对阎氏的控制与监视；同年7月，又通过软硬兼施，解决两广事变，解散西南政务委员会，控制广东、驯服广西，将两广置于国民政府驾驭之下。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南京政府在平息国民党内争，控制各地方实力派方面可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除了直接控制了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外，还间接控制了广西、山西等省。曾经一度举兵反蒋的李宗仁、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也终于在抗战大旗之下放弃了反蒋之念，归顺南京政府。就连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也不能不在公开场合表明他们拥蒋抗日的立场。历时十余年的军阀混战终于有了暂息的机会。

图：宋哲元

然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民心向背为依据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并有国民党“正统”和中央政府的资格可恃，而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基于蒋介石及其政府逐步明确其抗日决心，这符合了国人团结一致御侮抗日之要求。离开了抗日卫国之基本，南京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国内的统一。正如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刘舆训等在致蒋介石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此次统一告成，内战消灭，实以外患压迫为背景。故在今日严重形势之下，举国沉毅一致，以听政府之指挥。假使交涉稍为萎弱，内战必致复兴，是迫于外者以屈服而为隶属，发于内者以鱼烂而致覆亡。”

的确，当时国民党内争的平息与地方实力派的受抚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广西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就“这样和了罢”（——李宗仁语）之前，是向蒋介石提出了“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时间实现”、“保留军队控制权，军费由中央协助”等多项政治、经济条件的，并且都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 山西的政治军事仍受阎锡山控制，他们与南京政府表面上虽是上下级关系，确切地说是更接近于联盟性质的关系，而这样联盟的基础则是顺从民心的抗日立场，是日本人的侵略与威胁使国民党内部在复杂的条件下很快达成妥协与和解。

图：李宗仁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