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在国力日渐强盛的背景下，日本逐渐向外扩张，试图用武力重构东南亚国际秩序。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一次，日本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中国的东北。

到了1905年4月，日俄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时任盛京将军的增祺回乡丁忧。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由谁来接任盛京将军一职，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和内外关系的仔细考量，清政府选用赵尔巽担任这一职务。

众所周知，虽然在咸丰、同治以来，清王朝对待满汉大臣的区别已经日渐淡化，但是盛京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盛京将军一职自来是正一品，直到乾隆年间才降为从一品的官职，是统辖奉天的最高行政长官。清王朝能够将这一职务交给一介汉臣，足见赵尔巽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中的分量。

赵尔巽，1844年生，字公让，号次珊，汉军正蓝旗出身，奉天铁岭人。同治年间高中进士后，历任安徽、陕西、新疆、甘肃等处官职，是晚清王朝最倚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自接受这一任命后，足足准备了两个半月才动身赴任。当时日俄之战即将结束，俄国大势已去，在局势清晰后，六月十九日，赵尔巽正式离京赴任。自四月初四日接受任命以来，到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里，赵尔巽为做好上任准备殚精竭虑，期间遇到了各方阻力。

赵尔巽

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体现的是清王朝在日俄战后所面临的处境，也可以看出在此时的国际关系中，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艰难抉择。

当时的奉天几经炮火浸没，百废待兴。战后重建首要事宜就是网罗人才，赵尔巽深谙此道。为了尽快重兴各项机要事务，赵尔巽共向朝廷征调26人。这些名单中，除了当时已被革职的史念祖外，朝廷全部应允。

但在这26人中，大多是各级政府的在职人员，因此想要调用这部分人员，清政府的允旨只是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上级部门的意见。而清王朝的态度并不明确，根据各位大臣的争议而左右摇摆，因此选调人才的沟通过程就尤为重要。

为了得到最大的支持，赵尔巽亲自与部分调用人员的上级沟通。比如为了调动金还、熊希龄，赵尔巽亲自拟稿“奉事至急，实在乏才，或金或熊，请调其一”致电湖南巡抚。其实在这些人当中，如果赵尔巽调用的是自己的门生故吏，那么各端方了解其中的亲密关系，一般都不会阻挠。

除非要调用的人处在非常重要的职位，上司自然不肯放人。清廷的态度又摇摆不定，赵尔巽少不了颇费一番功夫。比较典型的有光绪年间的进士，当时因避嫌被清廷派往广西任命为南宁府知府的王人文。

当赵尔巽申请调用此人时，虽然清廷已经授派其前往广西，但还是应允了赵尔巽的要求。不过广西巡抚李经羲收到消息后不愿放人。赵尔巽以王人文尚未上任无经手事宜、广西众官员多人可堪此职、奉天办事无人三个理由力争，但清廷最终还是没有允准。

当时王人文自身更想投入赵尔巽麾下，在赴任途中尚自写信表明心意，但赵尔巽回复说“万无开理，只可前进。候机，勿两误。”果然，几个月后，锦州府知府一职开缺，赵尔巽再次奏请调用王人文，终得允准。

而对熊希龄的征用，也是十分不易。熊希龄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戊戌变法期间为陈宝箴父子效力，变法失败后，也因此获罪。

清廷将其革去原职，交由地方查办。此人虽然被清廷弃用，但却颇受赵尔巽赏识，此番奉命镇守奉天，赵尔巽向朝廷请调熊希龄，他当时的上司倒是愿意成全，清廷也允准了，可是就在准备动身上任时，熊希龄又奉清廷命令，随同端方去往东西洋各国考察。途中赵尔巽一再催促，熊希龄本人也十分焦急。但是等他回国再赴任时，已是一年半以后了。

除了身处要职的人不便调用外，赵尔巽请调的人员中还有被朝廷革职，但他本人十分欣赏的人员。当时清廷目光守旧，要选调这些人也要颇费一番波折。

曾任广西巡抚的史念祖，因对赵尔巽有知遇之恩，后来赵尔巽曾念其旧恩，有曾经经历过战场烽火，想要启用此人，却被清廷拒绝。此番赵尔巽以其“少习军旅，久更大任，于内政外交皆阅历有得。其宅心之缜密，”再次申请，几经奏请，朝廷终于同意任用。

除了上述人员，赵尔巽还选调了一些素来有才能声望的人才。这些人才的网罗过程艰难，但幸好除了个别人员，其他的大多被他收用。这些人成为赵尔巽重建陪都的重要班底，后期都成为奉天各级各类行政机关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即便这些人员已经到位，奉天的重建还是艰难重重，所需要的大量人才依然空缺。熊希龄曾经直接说出这一问题：“惟此间可虑者，人才消乏。随经次帅奏调多人，而皆为各省所扣留。从前候补者，多属被议报效之流。近时则以天寒路远，来者亦非上品。前途大为可忧。”其中的次帅自然就是指赵尔巽，这段话，说尽了赵尔巽在人才匮乏时的无奈与担忧。

除了对人才的需求，重建资金也是赵尔巽急需解决的问题。原本就在户部任职的他对全部各省的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于清廷的窘境更是了然于心。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也为了不让清廷背负过重的负担，赵尔巽主动请求，从各省处拨款，作为重建陪都的费用。

清廷看到他这一态度，自然不会不允。当各省得到赵尔巽的筹款消息时，纷纷表示理应为国效力，愿意出手相帮。他们表明态度，各自主动认领不同金额。然而态度虽然如此，认领的金额却也是赵尔巽需要沟通的事情。

各省的情况不一，身处户部时，他就对此情况相当了解。然而有的省份主动慷慨奉献，有的却只愿出小力承担部分。当时的分布情况是这样：湖北允诺出资20万两，湖南、广西、江宁分别允诺出资10万两；山东出资4万两；江西、安徽、山西各自允诺3万两；河南、陕西允诺出资2万两。这些省份当中，有的实力雄厚，却出资甚少；有的并不宽裕，但是倾尽全力。

一番衡量之后，赵尔巽再与各省份逐个沟通。对于前者，他不再多说，只表示感谢；而对于后者，赵尔巽就再次协商，希望多筹备一些款额。沟通过程中，赵尔巽再三协商，身为一介朝廷重臣，此时的表现几乎接近于讨价还价。

比如陕西的2万两，赵尔巽就认为与其实力相差太大。他致电陕西端方，“东事关系全局，百端悉赖财政。昨蒙召对，谕向各省筹开办经费。我公伟略公忠，诏肯相助。祈示成数，以便入告，并乞勿在十万以下，至恳。”

作为朝廷重员，这一言辞姿态已经相当低，但是陕西误以为这是每一年都需要资助的数目，只答应2万两。赵尔巽再次致电解释，并说明不敢常年劳烦各省，这只是重建奉天的一次性费用，陕西才稍稍放松，但最终也只是允诺了4万两。

之后赵尔巽没有再次追问，向陕西、安徽等省份表示了感谢，在他看来这些省份已经尽力。而对于一些更有实力的省份，赵尔巽的态度就比较强烈，希望对方追加款额。比如江西巡抚起初答应的3万两，赵尔巽就先致电感谢，再表示希望其追加。

几经讨价还价，最终江西终于同意追加了两万两。这些费用都来之不易，最后经过几轮磋商，赵尔巽总共从各省处筹得资金100万两左右。这笔钱对于战后重建奉天的需要来说还相差甚远，赵尔巽深知奉天的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再无财力，因此余下的部分必然要从朝廷处拨用。

几经计算，赵尔巽上奏折，希望朝廷拨款100万两。为了减轻清廷的负担，赵尔巽提出这一款项只是暂时借用，待奉天重入正轨后再奉还朝廷，清廷同样允准。

几经周折，赵尔巽终于筹得白银200万两。虽然这笔钱远远不够各项财政支出，但是对于短期内的困难来说，已经让赵尔巽从容很多。

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尽早预筹战争善后对于当时强邻环伺的清廷来说尤为重要。当时日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赵尔巽多次派遣人员去前线打探战况，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他频繁的拜访日俄驻华公使，商讨恢复主权的相关问题。

为了处理善后问题，赵尔巽广开言路，征求各方意见。除了派人去前线了解战况，他还广泛征求奉天当地官员的意见，力求对奉天局势把握精准。此外，四月十一日，赵尔巽直奔天津，与袁世凯关于奉天事务商讨两天。

五月二十二日，赵尔巽第一次关于奉天重建上奏朝廷，七日后，他又面见帝后，商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驻防问题。六月初八，赵尔巽再次赶往天津与袁世凯商讨奉天事务。直到上任之前，赵尔巽终于形成了到任之后的施政大纲。为了减少来自日方的阻力，赵尔巽多次参与外交活动，从而了解日方外交政策，促进感情交流。

赵尔巽在赴任前的种种准备，和面临的重重困难，其实是当时清廷处境的一个缩影。他所面临的困难正是由于清廷国力的衰弱，了解赵尔巽的这些准备工作，从中就可以看出晚清的财政状况和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