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科技大师华丽生命的袍子，也曾经长满了虱子

摘要：（茅以升戴传蕙和女儿）。（茅以升和权桂云）。

茅以升：科技大师华丽生命的袍子，也曾经长满了虱子

文：老张在路上

人生在世，无论如何，总做不到十分圆满，即便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也无法真正做到十全。苏轼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女作家张爱玲说的更加透彻和无奈，她说，生命是华丽的袍子，上面长满了虱子。

科技大师茅以升波澜起伏的一生，正好是这些名人名言的注脚。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

从来没有人质疑茅以升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非凡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桥梁之父”。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在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之前，在华夏大地上，还没有一座现代化的大桥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

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造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造的，沈阳的浑河大桥是日本人造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造的……

中国有悠久的建桥历史，做为桥梁专家，茅以升对这一点，了解的比一般人更多。

钱塘江自古就是一条凶险之江，在过去，杭州人若说起某件事绝对办不成时，就会说：除非钱塘江上架起一座大桥。有的外国工程师也说：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世呢。

血气方刚的茅以升矢志不渝，经过两年半的开工修建，大桥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茅以升以自己在现代桥梁建造中的卓越贡献，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写作的《中国石拱桥》发表在1962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上后来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桥梁专家茅以升》一书中指出的：“茅以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曾称赞茅以升：“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

茅以升取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背后，他的婚姻和情感世界，却是一言难尽，苦辣酸甜，百味杂陈。

法国华裔媒体人茅青曾写有《我们家的人和事儿》一书，对茅以升的家庭、婚姻、爱情进行了深入描写。茅青是茅以升弟弟茅以新的外孙女。

茅以升祖父茅谦（1848—1917），原名为茅戊年，字子贞，号肺山，学名茅谦，江苏镇江人。近代报人、水利专家。

茅谦次子乃封到日本学习军事，结识新军九镇统制徐绍桢，追随徐参与辛亥革命。另一子乃登曾任革命军江浙联合军司令部秘书部副部长。

茅乃登就是茅以升的父亲。

茅乃登有三子一女。长子茅以南，早年留学日本，长期从事铁路、公路工程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去世。次子茅以升。三子茅以新1902年出生，1922年毕业时因成绩优秀，公派留学美国，入普度大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茅以新长子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茅乃登女儿茅以纯，1905年生，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主修钢琴。1941年死于伤寒。

茅以升和夫人戴传蕙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定下的，那年茅以升16岁，戴传蕙17岁。

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终身以教书为业。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

戴传蕙知书达理，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性格温和。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茅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1912年，两人正式结婚，结婚时茅以升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结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戴传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着大家庭生活。

1920年年初，茅以升回国，被聘为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次年才来接戴传蕙和儿子茅于越以及初生数月的女儿茅于美去唐山，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茅以升工作频繁变动，从1920年到1949年，29年之间，南来北往，迁徙如家常便饭。戴传蕙跟着茅以升，住过的城市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镇江、杭州、长沙、桂林、贵州平越（今福泉县）、重庆、上海等，所租赁的房屋竟有27处。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总有一个牺牲的女人。茅以升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勤于外事，疏于内务，向来不问家事。工作变动，举家搬徙，往往“事发突然”，戴传蕙的操劳可想而知。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重起炉灶等等诸般杂条已够劳累，而他们有6个孩子，退学转学，不能延误学业更是搬迁中的头等要事，都要靠戴传蕙一人精心安排。

1933年春天，茅以升接到杭州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是学桥梁工程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参加造桥，这次居然请他去造这样一座大桥，他非常兴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授之职，暑假之后赴杭州就任。戴传蕙再次扶老携幼迁离了居住不到两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

钱塘江江面辽阔，风波凶险。江底的泥沙深厚非常，水流冲刷，江底变迁莫侧。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桥，冒险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此之前，茅以升在1930年曾经做过江苏省水利局局长数月。那年江苏省闹水灾，堤防决口，灾民逾万。茅以升目睹水灾惨状，引咎自责，辞去局长之任，而就北洋大学之聘。

那次水灾事件，让戴传蕙饱受虚惊。这一回，建造钱墉江大桥，大桥建造过程中，时有险情。戴传蕙忧虑失眠，抑郁焦虑，竟患上精神分裂症。戴传蕙常常自言自语，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

后来真被她不幸而言中了，1937年11月上海战事爆发，钱塘江大桥被炸断，蒋介石希望借此拖住日军进攻的步伐。晚年的茅以升说过亲手炸桥时的心情，“就如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一般。”

戴传蕙担心茅以升会完不成桥梁工程大业而患病，好几年中医西医诊治都不见效。

1946年抗战结束后，茅以升接到了修复大桥的命令。戴传蕙听到这个喜讯，一块大石头落下地，她的精神分裂症竟然痊愈了。

病好后，戴传蕙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戴传蕙替茅以升收发书信，按待来访者，管理一应杂务。茅以升回家，看见桌上整整齐齐的报刊、文件、书信以至电话内容的小条子，就满意地夸赞她是个称职的好秘书。

（茅以升戴传蕙和女儿）

1946年，茅以升偷偷娶了20岁刚出头的权桂云，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茅玉麟。

权桂云1925年生于苏州，比茅以升小29岁。权桂云父亲曾在苏州某警察局当过局长，但因肺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姓郝，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帮人做针线维持生计。

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外表秀美，身材娇小，操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茅以升当时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茅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相识，见到权桂云后，他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

（茅以升和权桂云）

尽管年龄悬殊，权桂云也非常喜欢茅以升，觉得茅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任何过高的要求。

本来茅以升与权桂云的婚姻生活是隐蔽状态的。这在新中国成立前可以理解，也不会有人过问。茅以升对妻子戴传蕙隐瞒了又娶了房小夫人的事，所以家中一直相安无事。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娶了外室的情况），同时也不得不向戴传蕙坦白这一事实。

（茅以升戴传蕙一家人）

戴传蕙从未想过丈夫娶二房，她沉默了。从此在后辈眼里，老人总是眉头紧锁着，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

1967年1月12日深夜，一群小将敲开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大门，在院中呼啸而过。戴传蕙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彻夜惊恐不能成眠。

清晨，茅以升叫她起床，却无答声，掀开被子一看，见戴传蕙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等到车来，医生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终年72岁。

（茅以升和女儿）

戴传蕙去世后，1968年，权桂云和女儿搬到了茅家，料理家务，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

茅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并过早离世，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茅以升共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茅玉麟。茅以升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子女各个阶段的情况。

（茅以升和权桂云）

茅以升长女茅于美曾回忆说，父亲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把家小丢在一边，而是每次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一起跟着他走。他愿意同全家人在一起。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长子茅于越有求必应。

茅以升19岁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后来茅以升出国留学，茅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茅于越1949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解放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

1972年，茅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回国探亲。那时权桂云与女儿茅玉麟已经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茅于越夫妇向茅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便不肯进家门，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茅以升因此非常为难。此次，虽经反复调节且茅以升苦苦恳求，茅于越最终没有原谅茅以升。

自从茅以升偷娶外室的事情暴露，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茅以升的小女儿茅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1975年，权桂云因心情抑郁而病逝。

1987年，茅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茅玉麟。几十年过去了，茅玉麟仍旧清楚地记得陪伴父亲度过的最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