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漢學家： 賈平凹的作品讓“我老感覺中國男作家根本不瞭解女人”

來源 捍衛人文 顧彬：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知疲倦

沃爾夫岡·庫賓（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顧彬，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作家。波恩大學漢學系終身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德國翻譯家協會及德國作家協會成員。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爲主要研究領域。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等。

德國詩人薩托里烏斯（Joachim Saritorius）曾說：“顧彬是一位有家可歸的流亡者，無論在波恩、北京、耶路撒冷或維珀斯多夫，他都有一種流亡者的陌生感……”或許正是這種陌生感，使得他一次次試圖站在文化的對面，反觀文化，審視自身。從某種意義上說，顧彬活成了一個“跨語際”的世界公民，在不同文化之間穿梭、探索、找尋，不斷更新自己對語言和文化的認知。

微信來源：青春文學月刊，本文爲節選。

語言與歷史

“語言需要記憶”

張暢：在你心目中，好的中文應該是什麼樣的？有無典範？

顧彬：汪曾祺的中文很漂亮。王安憶的中文也很好，很清楚。我要的是一個清楚的語言，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餘華不行的。比如《兄弟》，男人到廁所看女人方便，還講給別人聽，他能寫一百頁，其實一頁就夠了，不要重複。

張暢：二戰後，德國文學家和思想家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被政治戰爭污染和損傷的母語。如何看待對語言的這種影響？

顧彬：因此我總說，中國作家和德國作家一樣，應該重新學語言，我們重新學德文，過了五十年，我們有了一流的作家。中國作家也應該這樣，重新學中文。一些中國當代詩人，比如歐陽江河、楊煉都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張暢：經歷現代性的轉型期、革命運動、消費主義浪潮、與他國文化的交互譯介、直至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呈現在語言層面的影響有哪些？今天的中文樣態透露出怎樣的文化、歷史印記？

顧彬：問題不在這兒，問題在於當代的年輕作家，最有代表性的是韓寒和郭敬明，他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能寫今天。這樣的話，他們的語言沒有張力。如果你不能思考未來和過去，只主張當代和現代，這個語言是空的。語言需要記憶。

張暢：所以你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危機”是源自現代性與古典傳統的斷裂嗎？

顧彬：我覺得原因有幾點：首先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作家像商人一樣賣他們的作品，寫出來的東西只圖銷量，無視了文本質量。其次，雖然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者變多了，但不如之前老舍、胡適他們，無法超越以前。還有就是作家應該正確地看待自己，德國人秉承的是“懷疑”文化，總會對自己有懷疑，也會公開表達這種懷疑。歌頌自己的作家在德國並不多見。

語言與中國當代文學

“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知疲倦”

張暢：你說過：“中國當代文學的危機是一個國際的危機。”怎麼理解？

顧彬：因爲我學過好多語言，它們影響到我的德文。我有些詩、散文肯定受到了中文的影響。比如我的德文非常嚴格，有的時候我會模仿唐朝的詩人，“破壞”德語的語法。但如果沒有學過中文的話，我沒辦法這麼寫。德國有個作家說，我們學一種語言，是在一條船上；我們學另外的語言，是從一艘船看到另外一艘船。他說得對。這些語言能夠豐富我們。

張暢：這就是爲什麼你反覆強調，中國現當代作家應該學習除母語外的第二種語言？

顧彬：他們不應該學一個，應該學很多。1915年以前，美國作家龐德就覺得英語國家沒有什麼新的、好的詩歌，英文詩歌已經失去了前途，希望能從其他文化得到啓發。1915年之後，他有機會讀到中國唐朝的詩歌，他的目的不是分析漢語本身，而是希望通過中國文學恢復英文詩歌的氣象。龐德的做法不光改變了英語國家的詩歌界，也影響到了其他民族和國家，包括中國。

中國當代詩人很喜歡的一位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是德國最好的詩人之一。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德文，很有特點。這是從古代希臘詩歌來的。他原來翻譯古希臘的詩歌，然後用古希臘詩歌的方法來創作德語詩，他的傑作完全得益於古希臘詩人的傑作。

我希望中國當代作家多學外語，跟國外的同行見面時，不應該老依賴外國漢學家們。但是很可惜，中國一些當代作家不會英語，通過一個外國人使兩個民族接觸，這是很大的問題。

張暢：你在書中說盼望中國作家能寫一個人、一兩天之內的生活經歷，而非一羣人在一個大時代下輪番登場。書寫一個人的個體體驗、困境爲什麼比寫時代、歷史的社會全景更重要？

顧彬：中國當代作家寫長篇小說的問題在於，他們不能集中在一個人的靈魂。如果寫短篇或者中篇小說，會集中在一個人的靈魂。王安憶九十年代寫的小說，都只集中在一兩個人身上，比如《小鮑莊》，寫得就很好。現在這類的中篇小說從50頁擴大到800頁。莫言和餘華的小說，可能會有幾百個人，寫的時間背景是一百年。可是掌握一百年、一百個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說，你們的作家都失去了人，根本不知道人是什麼。我對閱讀的要求是，在某一個人的某一部作品裏，能夠找到我自己。

張暢：21世紀已經快過去17年了，你會如何評價過去這十幾年的中國文學？

顧彬：你們還有第一流的詩歌，可以和所有世界上最好的詩相比，這是肯定的，無須爭論，包括一些年輕的詩人，我翻譯得不少。散文也有很好的，北島的散文非常好。中篇小說韓少功沒問題。短篇小說王安憶沒問題。長篇小說很有問題，但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在德國、美國也是一樣，這是一個國際的問題。我說過，長篇小說的時代過時了，應該回到中短篇小說。

張暢：爲什麼說長篇小說的時代過去了？

顧彬：長篇小說原來是一種對整體的渴望，而現代性的特點之一就是全體的丟失，中心的損失。人不再是一種人，而是變成幾種不同的人。現代長篇小說的目的本來是將時代精神解析出來，但現代性並沒有通過長篇小說了解自己，因此它失敗了。爲什麼好的現代長篇小說多半是未完成的，或是碎片式的？因爲它抓不住現當代歷史的本源。因爲一百年的歷史越來越複雜，連長篇小說也沒辦法全部反思清楚。能克服這件事嗎？恐怕沒辦法。

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知疲倦，寫完一本以後馬上寫第二本，每年都能出新作，莫言43天寫一本好幾百頁的小說。他們的長篇小說應該去和法國的馬塞爾·普魯斯特、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奧地利的羅伯特·穆齊爾、中國的錢鍾書、德國的君特·格拉斯、托馬斯·曼、赫爾曼·黑塞、拉美的馬爾克斯相比。普魯斯特幾十年只寫一部《追憶逝水年華》。文學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果。

——附錄——

顧彬：我對年輕人和女人比較寬容

與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批評相反，對中國當代詩人，顧彬從來不吝讚美之詞。他十分肯定地說：“中國當代詩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爲目前詩歌在所有的社會都處於邊緣，這是正常的，而中國的狀況，他感覺是慢慢好起來的。

他認爲顧城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好的詩人”。1992年顧城獲德國DAAD創作基金，到德國寫作一年，1993年4月搬進了顧彬在柏林的住處。在柏林的時候，顧彬經常和顧城、謝燁一起出去玩，談論詩歌、人生、生命，顧城喜歡談論這些比較大的問題。顧城在德國還畫畫，他送給顧彬很多畫，現在在美國的一個檔案館裏。“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這個世界，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顧彬回憶道。

不僅是顧城、北島、楊煉、歐陽江河等知名詩人，顧彬跟不少中國民間詩人也見過面，與他們開過朗誦會，在深圳的打工詩人郭金牛的詩，他翻譯過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詩人餘秀華，顧彬也覺得她的詩不錯。他評價作品的標準會視情況而定，“如果是年輕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較寬容，因爲他們還能夠發展。如果年齡大，如果是男人，我會比較嚴格，要求很多。”

爲什麼對女作家比較寬容？“因爲她們的路不簡單。不少男人不承認女人，不承認她們寫作，創作藝術。我認識好多好多男人，他們不允許他們的妻子發揮她們的才能，故意阻礙她們的發展。因此我老幫助女人，鼓勵她們。過去到1980年代末，德國男人也不一定允許女人發揮她們的才能，現在好得多。但是到現在中國，包括香港，基本上還是這樣。”

顧彬會從生活來看寫作，對於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創作的。“比如說張潔，她告訴我原來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麼地方寫的？在廁所。真的，她沒有地方寫作，因爲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況，我的標準也有變化，這是正常的。”

前不久賈平凹以農村拐賣婦女爲題材的長篇小說《極花》，因爲其對女性的態度引起了很大爭議，顧彬覺得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寫的小說也是這樣，我們在他的小說能夠感覺到的女人，讓包括我在內的人反感。比方說《廢都》，這部小說裏的女人是肉，不是一個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皺着眉說，“我老感覺中國男作家根本不瞭解女人”。（來源：****，爲節選）

齊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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