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品：高山的风景——常江先生对楹联文化的八大贡献

常江先生本名成其昌，满族，汉军正黄旗人，1943年生于吉林，其曾祖父是有着“吉林三杰”之称的清末民初诗人、书法家成多禄，由此而言，常江先生一生为文与治学，自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先生书斋名为“两栖轩”，意指一生栖身于两项事业：地质文学和对联文化。在我看来，常江先生的这两顶事业，就如同一个大写的“人”字，起笔的一撇，如同他最初从事的地质文学事业，他从青海的一支地质队中的“帐篷诗人”，最终成长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主席；而收笔的一捺，如同他所投身的当代对联文化事业，他从一份油印小报《楹联通讯》的编印者，最终成长为中国楹联学会的首任秘书长，继而担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甚至就综合贡献而言，堪称当代对联文化第一人。他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把这两项看似相距甚远的事业，都做到了极致。

1979年，常江先生开始由新诗创作部分转入对联文化的研究领域。1983年初，他在《八小时以外》上发表了《联海泛舟》一文，并因此与全国各地的对联爱好者和研究者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应各地联友的要求，常江先生于1983年3月开始自办油印的《楹联通讯》，至1984年4月，共出12期，这份每期仅印发一百余份的简陋刊物，却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以及国内唯一的对联刊物—《对联》杂志。

常江先生1984年调回北京后，即联络一批有志于对联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筹备组建中国楹联学会，这项工作得到了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中将的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同意作为主管单位并派马萧萧先生参与筹备工作，于是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1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在筹备组另一成员郭华荣先生推动下，《对联》杂志也于1985年元月创刊。

当代对联文化的一大特点和在大陆迅速兴盛的基础，就是对联文化的社团化，中国楹联学会的成立使对联的创作和研究脱离了书斋式的小圈子而登上社会文化生活的大舞台，同时又能借助团体的力量，完成个体无法胜任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对联史料以及群众性征联活动等工作。中国楹联学会的首届领导班子中，魏传统将军担任会长，常江先生因其首倡之功以及出众的领导协调才能而出任秘书长。在1994年召开的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常江先生荣膺“联坛十杰”称号。此后，常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分管学术、评审等学会主要业务，在四代会后学会陷入低谷的一段时间，他还临危受命负责主持学会的全面工作。随后，在由谁人接任中国楹联学会代会长的问题上，常江先生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顾全学会发展大局，主动提出把代会长职务让给上下人脉关系更广、领导经验更为丰富的空军政治部原文化部长孟繁锦先生，显示出一位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也由此开启了孟繁锦先生主持中国楹联学会的十载辉煌。在2005年中国楹联学会五代会上，常江先生担任学会名誉会长，成为学会继傅钟、钟敬文、王力、赵朴初、马萧萧先生之后的第六位名誉会长。

常江先生以其出众的才识和高尚的品德在当代对联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数当代对联人物，能在对联社团领导、对联理论研究、对联作品创作、对联史料整理、征联活动组织及评奖、对联文化的媒体传播以及对联书法等方面全面发展，能够引领一代之风气的联学大家并不太多，倘论综合得分最高者，则非常江先生莫属。

其一，常江先生对于中国楹联学会的缔造之功，是当代联界应该永远铭记的。后来树下乘凉者，莫忘前人栽树功。如果不是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率先成立，两年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后，按照国家社团管理规定，对联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小分支，很可能无法单独成立全国性的组织，那样的话，当代对联文化的局面必然会是另外一个面目，繁荣的程度肯定会大打折扣。常江先生在担任学会职务期间，客观公正，讲究原则，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我与先生结识凡二十年，从未闻其背后议人是非，总是就事论事，持论公允。他得到全国各地楹联组织的崇敬和爱戴，是几十年如一日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的结果。

其二，常江先生对于当代对联理论的建设有着卓越的贡献。关于对联的学问古来十分零散，从梁章钜《楹联丛话》到民国期间的十余种“对联作法”类图书，只能说粗具了对联知识体系的雏形，离文艺学意义上的“中国对联学”理论体系尚有很大距离。更何况，由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传统文化的断裂，在八十年代初期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传统的对联文化知识。常江先生挟其丰厚的对联古籍收藏以及担任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所接触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致力于当代对联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于1986年和1988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对联谭概》和《对联知识手册》两部著作。这两部理论著述系统梳理了前人的成果，以文艺学的方法，阐述了对联的定义、起源、发展史、分类、格律、修辞、写作和鉴赏，为科学的对联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常江先生的对联理论著述与湖南余德泉先生的《对联纵横谈》（1985）、《对联通》（1998）等著作，形成了“北常南余”两大当代对联理论的高地，在近三十年间影响十分巨大。

其三，常江先生的对联创作也风格独具，卓然成家。其创作能遵循他在《对联知识手册》一书中总结出的“工、稳、贴、切、新、奇”六字方针。每有撰作，必先求立意之新，角度之奇，然后求内容之贴切和形式之工稳。其联平易中有哲思，畅达中寓巧趣，每每耐人寻味，给人启迪。我于2005年曾编印“联苑英华丛书”，《马萧萧联稿》之后的第二部即是《常江对联选》，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各地联友的好评。

其四，在对联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嘉惠士林。常江先生在参与主编《中国对联大辞典》的基础上，独力编纂了《中华名胜对联大典》，该书1993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不仅是名胜对联的集大成之作，而且每副对联都注明出处，为今后的楹联资料整理指明了学术方向。常江先生还整理了民国时期最大的一部对联总集—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原书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和补编，陆续出版了十七册之多，又编有《集联汇选》初编、二编五册，另有四川彭作桢编成《古今联语汇选再补》一册，卷帙浩繁，今人不易窥其全貌。常江先生根据自藏善本，进行标点、校勘，并按类别重新编排为八卷本的《古今联语汇选》交西苑出版社出版，极大地方便了当代人研习这部巨著。

其五，除了对联社团外，当代对联文化的另一大特点是群众性征联活动的兴盛，常江先生一开始就置身联界中枢，自然执掌起各类征联活动组织和评奖之职。通过多年的反复摸索，中国楹联学会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征联组织和评奖规范，这些已被当下征集诗词歌赋以及其他文学活动采用。常江先生为这套规范的总结和建立，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其六，在对联文化的媒体传播，特别是当代对联电视节目的参与上，常江先生可谓介入最早，社会知名度也最高。常江先生在联界较早参与电视媒体的对联节目的制作工作，从1995年央视一套的“夕阳红”栏目、1997年央视一套的“中国风”栏目到2002年央视十套的“交流”节目，他以出众的气质、出彩的语言和出色的临场反应，一次又一次登上央视的大舞台，向国人展现对联文化的风采，也展示了对联学者的涵养和魅力。特别是在2002年央视一套的七集春节特别节目《佳联趣对贺新春》中，常江先生与大山、孙晓梅联袂出镜，从大年初一到初七，连续向全国观众播讲对联知识和趣闻，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节目进行的征联活动的收稿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五十余万件。五年后的2007年春节，央视将这一节目翻新为七集的《奇联妙对贺新春》，常江先生再次出任主讲，节目又一次赢得普遍的赞誉。在近些年具有全国影响的各种对联电视节目，如上海东方卫视的《绝对中国元宵夜》、山西电视台的《山西省首届楹联高手电视大赛》中，常江先生均坐镇评委席，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其七，常江先生从一开始进入楹联的殿堂，就以一个学问家的敏锐目光，看到建立楹联目录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它的基础工作便是编制古今对联书目。他非常明确地说：“一部专论，一部辞书，一部史志，一部书目，一部集成，是构成一门学科的五大支柱。”他搜集楹联书籍、编辑楹联书目，几到忘情地步。楹联书目的数量，从他在《楹联通讯》上披露的183种，到本文集《芸楼联目》的7654种（除去类书和韵书），三十多年来，常江先生为我们开发了多么大的一座宝山呵！难怪诗词界有人惊呼，说这是楹联人的幸运，因为至今还没有人整理古今诗词书目。难得的是，先生的弟子王家安已经立志接过先生的衣钵，将包括目录学在内的楹联学术传统坚持下去。

其八，常江先生的曾祖父成多禄有“东北四大书圣”之一的誉称，常江先生承传家学，亦钟情于以书法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对联创作，其书作自然洒脱，与成多禄先生书风较为神似。近年来，常江先生自撰自书的对联作品，已遍及各地名胜景点、楹联书刊，在各类机关、企业、学校及楹联组织等单位也多有镌刻悬挂。

杜甫祖父为杜审言，故有“诗是吾家事”之句；《成多禄集》中收录对联达百余副之多，中国楹联学会编纂的《清联三百副》中收录了他《题吉林北山旷观亭联》《题吉林吟秋阁联》和《题吉林万绿轩联》三副，可以说成多禄是历史上的对联大家，故常江先生也常常引以为豪，引以为幸，大有“联是吾家事”之慨。

事实上，常江先生以其对当代对联文化的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对联文化”等词语产生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正如他在1994年为自己戏拟的“墓志铭”所说：“他活着，常常被人忘记/人们并不觉得多了点什么/他死了，或许被人提起/人们可能会觉得少点什么。”很多人都会成为联林的过客，随着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但常江先生却有足够的资格在这方园地里自称主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文化长河无情而又有情，它必然在“千淘万漉”的拣择后，显露“真金”。

（刘太品，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兼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对联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对联文化研究》主编，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