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瓦桥关是雄州古城的四大古建筑之一,不仅指1958年前后被拆毁的跨街券门式城墙建筑,还应指城、桥、关三位一体的集合,是一座政治、军事色彩很浓的城池、堡垒、国门,演绎和见证了后周与契丹、北宋与契丹的成败兴亡,是蕴含着战争与和平意味的历史符号。特殊的地理形势赋予瓦桥关首当其冲的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包括攻防与外交。北宋“水上长城”与“地下长城”于此成为枢纽,经略大局。自宋代以来,许许多多的诗人诗篇吟咏瓦桥关,抒写家国情结、功名理想、历史惆怅与批判意识。诗家符号“瓦桥关”与“狄夏台”,实乃对立、统一的一组意象,其符号意义便是“战”与“和”,意味深长。

一、古关今何在

瓦桥关是宋、辽对峙时期以白沟河为界河之边境线上的“三关”之一。“三关”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流行于河北、山西的民歌《小放牛》中有一句唱词说“杨六郎把守三关口”[i],著名的系列连环画《杨家将演义》之五《大战瓦桥关》,说的正是杨家将大战瓦桥关的故事[ii]。据《辽史》载,“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已而,陷易、瀛、莫等州”[iii],记录的是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伐辽的历史。世宗夺三关后,置雄州于瓦桥关,置霸州于益津关,置信安军于淤口关(今霸州信安镇)。雄州,即今雄安新区之雄县,明朝洪武七年(1374)降州为县。

北宋时期,雄州是赵宋的北大门,瓦桥关则是辽、宋长期拉锯战所争夺的边境军事堡垒。瓦桥关始置于唐代,明代邑人郭存谦重修。从明代诗歌中可以看出,瓦桥关所在的雄州在当时乃歌吹繁华之地。明朝万历举人马希周《上元诗效李义山体》云:“上元灯火说雄州,处处同人作胜游。云里烟花金夺目,月中歌吹锦缠头。楼台佳丽开新第,裘马翩翩误故侯。都向瓦桥关上过,陌尘彻夜不曾收。”[iv]显然,瓦桥关是当时的一处名胜,上元佳节,游人往来如织。明代正德年间任雄县教谕的魏纶写有《雄县八景诗·瓦桥关》:“冰轮东转海天凉,十二栏杆夜未央。睡熟长鲸金作背,归来仙鹤雪为裳。宝珠落水骊龙戏,药杵敲云玉兔忙。却笑汉家题柱客,终惭商代济川航。”[v]“金作背”“雪为裳”“宝珠落水骊龙戏”等词句,描绘的正是月夜瓦桥关空中月光、桥上灯光与水中波光交相辉映、闪烁变幻的情景,足见此处之繁华。

然而到了清朝,瓦桥关似乎繁华不再。且看马之骦《大雄山上坐均乐亭故址临眺》:“怀古情殷踏晓霜,旷原迤逦蹑崇冈。隔林明灭余西淀,负郭参差半北邙。接壁护祠前迹永,望山均乐古亭荒。雄关险塞虽殊昔,安抚经营未可忘。”[vi]大雄山“高峙数十丈,峰顶广夷,一名‘望山’,以其标领群岫为众望也”[vii]。均乐亭,金皇统二年(1142)昭武节度使于大雄山上建亭,曰“望山亭”,以其眺望西山而名。后四十余年,昭勇节度使加以修补,更名为“均乐亭”。马之骦是雄县人,清初诗人与学者,撰有《雄县志》。诗人面对雄关险塞的今昔沧桑,怀古幽思中充满了感慨。而这种怀古式的遗憾又见之于清代其他诗人的笔下,如张铁峰《题雄文阁》有句云:“沽水北来春泛泛,香城南去路迢迢。横空云栈余沙碛,半壁严关尚瓦桥。”[viii]雄文阁,俗称文昌阁,明天启五年(1625)建。香城在雄县南,距古鄚州(今雄安鄚州镇)十里。沙碛指东汉公孙瓒所筑堡垒。此诗描写诗人登临雄文阁的情景和感受,他看到的瓦桥关仅剩断壁残垣。

雄州古城原有瓦桥关、圆通阁、慧光阁、雄文阁等多处著名古建筑,但可惜今已不存。踏访雄县雄州镇时,土著居民回忆说,瓦桥关遗址最后被拆于1958年前后。

关于瓦桥关的位置,有各种记载。今日进行历史考据,必须注意的关键词有“河”“桥”“关”“街”“城”等,还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先胪列有关文献如下:

其一,明末清初顾祖禹曰:

易水:(雄)县南二十五里,自安州流入境……一名瓦济河。《志》云:易水至雄县南,东合白沟河,是为瓦济河。

白沟河:(雄)县北三十里,亦曰拒马河。自新城县流入境,即宋之界河也。

瓦桥关:在(雄)县南易水上……唐大历九年,魏博帅田承嗣叛。发诸道兵讨之,卢龙留后朱滔军于瓦桥……光化二年,幽州帅刘仁恭为汴将葛从周所破,自乾宁军退保瓦桥,既而汴将张存敬复攻仁恭,拔瀛、景、莫三州,下二十城,将自瓦桥趣幽州……五代梁乾化二年,晋将周德威攻燕,遣裨将李存晖等攻瓦桥关,关及莫州皆降于晋。贞明三年,契丹据平州,晋王存勖自瓦桥运粮输蓟城,屡被契丹抄掠。后唐同光二年,契丹入寇至瓦桥,遣将屯戍。周显德六年,伐契丹,赵匡胤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以城降,周主以其地控扼幽、蓟,建为雄州,割容城、归义二县隶焉。宋太平兴国五年,契丹主贤入寇,围瓦桥关官军,陈于水南……宋白曰:瓦桥亦谓之瓦子济桥。[ix]

其二,清代黄宗羲曰:

易水:源出易州阎乡西山……易水又东,至雄县南,为瓦济河。[x]

其三,《雄县新志》曰:

大清河,一名白沟河,即古拒马河也,由县西北三十五里大铺村入本境。东南流经王克桥,由城西折而东,迳瓦济桥下,东南流至龙湾村……[xi]

自县治起,过七省通衢坊……出城南行,过瓦济桥,出雄关,由万柳堤至十里铺南一里,过燕南赵北坊,至易昜桥南入任丘境以达南七省。[xii]

瓦济桥,跨大清河上,在县城南门外。[xiii]

瓦济街,自圆通阁南,直抵南门。[xiv]

瓦桥街,在南门外南,过瓦济桥及雄关,直抵慧光阁。[xv]

其四,清代刘崇本《雄县乡土志》曰:

城在瓦济河之阳,周九里三十步,即初唐之归义县城。宋景德间,知雄州李允则展城至北岳祠,故南北长,东西狭。东门曰永定,南向;南门曰瓦济,南向;西门曰易昜,西向……旧有外罗城,宋李允则筑,周十八里,今圮无存。永定门外有东西街,曰东关;瓦济门外为南关;易昜门外为西关。以无北门,故无北关,今圆通阁北即古雄州之北关也。

一铺起南关南境,北至瓦桥南口。有街曰瓦桥街……瓦桥街南首有慧光阁(即白衣阁),北向,遥对南城门……再北路西有药王庙。稍北曰雄关,即古之瓦桥关,跨街中,人由下行,旧有门为启闭;上有阁,祀火神、文昌,文昌南向,火神北向。[xvi]

其五,当代学者周振成曰:

瓦桥关旧址在今日县城内横跨大清河上的解放桥南侧。[xvii]

现在,我们来考辨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第一,河流的名称。以上材料中提到多条河流名称,如易水、南易水、拒马河、白沟河、瓦济河、大清河等,都与瓦桥关有关。综合顾祖禹撰著之《读史方舆纪要》、秦廷秀等修纂之《雄县新志》以及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xviii]可知,由于历史上河流分合、河道存废或一水异名等原因,流经雄县古城瓦桥之河流情况是有变化的:唐朝时是滱水(唐河)、濡水、徐水汇合后的下游。后周名滱水。北宋与金代名南易水,是唐代滱、濡、徐汇合后的河段的名称。元代是徐水、鲍河汇合后的下游,此时跟易水的下游拒马河(白沟河)没关系,各行其道。明代变化很大,鲍、曹、徐汇合后名瓦济河,西北方向易水、濡水、拒马河汇合后名白沟河,又与琉璃河汇合后向南注入瓦济河;只有这个时候,自雄县西南向东的瓦济河段才可以勉强“一名拒马河”或“一名白沟河”。清代白沟河自雄县而东名曰清河。以最新版地图看,北易水河、中易水河与南拒马河汇合于定兴县的北河镇,往东南经高碑店的白沟镇又与自北而南的白沟河汇合再向南流经雄县,自雄县向东直至天津入海的这一段叫大清河,既是拒马河的下游,也是白沟河的下游。

第二,桥、关的名称。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看,“瓦桥”这一名称最晚在中唐大历九年(774)以前就有了,而宋代的宋白说“瓦桥亦谓之瓦子济桥”,说明“瓦桥”是“瓦子济桥”的简称。需要注意的是,“瓦桥”不只是桥名,应该还是地名。当时不少军队“军于瓦桥”“退保瓦桥”“自瓦桥趣幽州”“攻瓦桥关”“自瓦桥运粮输蓟城”“入寇至瓦桥”“先至瓦桥关”等等,说明中、晚唐五代时期,瓦桥乃兵家必争之地,乃因桥设关,关以桥名、地名而命名。而据《雄县新志》和《雄县乡土志》,“瓦桥”或“瓦子济桥”,又名“瓦济桥”,“瓦桥关”又称“雄关”,因后来关上建庙,祀火神,所以还有“火帝阁”的俗称。

第三,街、城的名称。雄县古城有“瓦济”之旧称:“雄州素号‘瓦济’。”(金代赵元卿《均乐亭记》)[xix]“雄邑在古为‘易京’‘瓦济’,于今为保定属县。”(明代张天瑞《重修雄邑记》)[xx]可见,雄县古城,南门曰“瓦济”,门内有“瓦济街”,南关曰“瓦桥关”。

第四,城、街、门、桥、关之位置关系。由上引材料可知,明清时期雄县古城中有县治、圆通阁、七省通衢坊等处所;自圆通阁向南为瓦济街,直抵南门,南门即瓦济门;南门外是瓦济河上的瓦桥以及桥南不远处的雄关,即瓦桥关;继续南行,可直抵慧光阁;南门南至慧光阁间的街,便是瓦桥街。雄州古城原有的四大古建筑,除雄文阁外,圆通阁、瓦桥关、慧光阁原来在一条南北大街上,现已荡然无存。周振成说:“瓦桥关旧址在今日县城内横跨大清河上的解放桥南侧。”以有关名称的变化情况看,曾经的“瓦济街”“瓦桥街”,后来名曰“南关大街”,现在名曰“温泉路”;现在的“大清河”相关河段,历史上曾经有过“南易水”“瓦济河”“拒马河”“白沟河”等各种名称;这“解放桥”正是“瓦桥”的旧址。不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清代刘崇本《雄县乡土志》中的“旧有外罗城,宋李允则筑,周十八里”这句话。这一记载说明,宋代雄州城的城防布局是内城周九里三十步,外罗城周十八里。内城南门名曰“瓦济”,而从上述有关文献便可看出,“瓦桥关”实际是外罗城的南门,名曰“雄关”。瓦桥街北起瓦济门,南至慧光阁,瓦桥关的位置在“瓦桥”与“慧光阁”之间。2018年4月16日,笔者实地考察了雄县南关与一铺村,访谈了雄县县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周振成、桂林市旅游文化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昝贺伏、雄县政协文史办王旭龙、“雄安记忆”摄制组总监郭亚军以及《雄县志》副主编宋忠臣,并与他们一起踏访旧瓦济街、旧瓦桥街、旧瓦桥,采访了一铺村瓦桥关附近的土著居民。虽然瓦桥关城楼被毁于1946年,跨街城楼券门及城墙被拆于1958年前后,旧街两侧地面除了民居,已不见任何旧关遗存,但土著耆老包括宋忠臣都确认了瓦桥关的旧址所在。根据实际测距,“瓦桥”在原“瓦济”门南约200米,“瓦桥”南约500米处即为“瓦桥关”旧址所在。

第五,“瓦桥关”可以指那个被拆毁的拱门城墙建筑,却又不限于此,还应该指城、桥、关三位一体的集合,是一座政治、军事色彩很浓的城池、堡垒、国门,是附着了战争与和平双重意味的历史符号。

二、“三关”第一关

柴世宗一口气拿下“三州”“三关”后,本想乘胜尽夺燕云十六州,但突然染疾且不久病重而亡。陈桥兵变,柴荣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龙袍加身,以宋代周。赵匡胤、赵光义也曾雄心勃勃,数次大举伐辽,但均以惨败告终。其后北宋对契丹基本上取守势,河北东路与契丹的分界线大致以东西方向的易水下游拒马河即白沟河为界,边境北宋一方乃四州一军,即雄州、霸州、信安军、清州、沧州。以今之地而言,便是雄安三县、霸州市的南部地区以及天津市的西青区、静海区、滨海新区。

为了有效抵御辽国的侵略,北宋初策划实施了两次浩大的工程:“地下长城”和“水上长城”。“地下长城”就是今天所谓的宋、辽边关古地道,当时应该是由杨延昭牵头策划修建的重大军事工程。工程由于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正史从未记载,某些方志隐现些蛛丝马迹:“八角井在雄县圆通阁前,相传谓霸州亦有井与此穴相通……往年浚此井,见井内向东有一路,木架撑之,壁间窦中置铁灯盏。”[xxi]“引马洞,杨延昭所造,始自(霸)州城中,通雄县,每遇敌至,潜以出师,多获。”[xxii]“霸州,故唐益津关也……城,杨延朗修葺以控扼契丹……沿城有七十余井,亦延朗所凿,谓之护城井。”[xxiii]“杨延朗”即六郎杨延昭,后人为避讳而改。据学者研究,“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军粮城泥沽村),曲折两千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xxiv]。景德二年(1005),杨延昭升任高阳关副都部署,管辖安肃军、沧州、瓦桥关等河北路十五军、州、关。从有关方志的记载信息及已经探明的古战道情况判断,杨延昭主持修建的宋、辽边关地道长约一百五十里,将雄州、霸州、信安军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等重要军镇关隘秘密联系起来,在当时起到了藏兵贮粮、传递军情、邀截辽兵的军事功能。

“水上长城”的策划与实施者则是曾多次担任雄州知州的何承矩。宋淳化四年(993),何承矩赴任雄州知州,兼任河北沿边屯田使。瓦桥关以南、以东,地当古代九河下游,这一带河湖相连,地势低洼。为了有效抵御契丹,瓦桥关守将何承矩“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xxv],筑堤蓄水,壅塞九河中鲍、唐、沙、徐等河流,形成众多水泊,河湖港汊交错相接,构筑了东西蜿蜒八百里、南北曲折六十里的汪洋一片的“水上长城”,正所谓“九河南汇成天堑,一派东归助海潮”(魏纶《雄州八景诗·易水秋声》)[xxvi]。“水上长城”形成后,河北东路的北方边境防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界河(即今海河)以南、流经今河北青县和天津静海的黄河以东地区,是荒芜的盐碱地与沼泽滩涂,不利于骑兵行军交战。益津关和淤口关以南、清州黄河一线以西地区的水上长城面积比瓦桥关以南的白洋淀水域面积还要大。而雄州之西的安肃军、广信军皆重兵布防,自遂城(今徐水遂城镇)往西南之望都、定州、真定一线,一方面背依太行余脉有险可守,另一方面若辽兵欲直取东京开封,走这一条路线显然舍近求远了。由辽国析津府(今北京)通往北宋东京的捷径是涿州、雄州、鄚州、瀛州(今河间)、大名、濮阳、开封一线,约当今天的大广高速的北京、河北、河南段。据《辽史·兵卫志》记载:“皇帝亲征……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xxvii]这条捷径的北宋国门是雄州,瓦桥关首当其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这一特殊意义,马之骦的《云川卫》说得最为清楚:“瓦桥古关阸,周宋北雄边。虽无峤岭限,沮洳相句连。中通一线路,其势如蚰蜒。匹夫据其要,万众不得前。”[xxviii]云川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所置军事重镇,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曾徙治于雄县。“周宋”即后周和北宋,“蚰蜒”比喻曲折的道路。北宋与契丹交界的河北东路千里边境地区,没有高山峻岭,无险可据,但由无数淀泊、湖塘勾连而成的“水上长城”形成了军事屏障,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通道,只有经由雄州而南的狭窄蜿蜒的一孔之隙。瓦桥关雄踞北方边境,其险要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其他诗人对此亦多有描写,如程晋芳《雄县》:“波腾平野白,日落戍旗黄。七郡凭襟带,三边控井疆。”[xxix]王士正《雄县诗》:“落日雄关险,悲风易水深。天依围朔漠,地占界辽金。”[xxx]这些诗篇都揭示了千里“水上长城”与边防重镇雄州(特别是瓦桥关)在宋、辽对峙时期的重要战略意义。

“瓦桥关南秋水长,瓦桥关北晚烟苍。”[xxxi]瓦桥关所在的雄州,从宋代以来,一直是志在建功立业者的舞台与梦乡。胡宿《寄题雄州宴射亭》曰:“北压三关气象雄,主人仍是紫髯翁。樽前乐按摩诃曲,塞外威生广莫风。龙向城头吟画角,雁从天末避琱弓。休论万里封侯事,静胜今为第一功。”[xxxii]胡宿官至枢密副使,先后两次使辽。宴射亭,州衙中宴请客人与之比武射箭之处,为雄州知州李允则所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有李允则用计骗过契丹而拓展雄州、加固城防的故事[xxxiii]。雄州,正是瓦桥关之所在,而瓦桥关乃“三关”之首。重镇严关,雄踞北方边境,守将英武儒雅,举重若轻,国门安如磐石。清代嘉庆进士屠倬《雄县旅舍书怀》所写则是又一种情调:“平沙得得马蹄闲,指顾燕南赵北间。喜听村氓太平鼓,西风吹满大雄关。”[xxxiv]描写了雄关古县政通人和、熙熙而乐的和平景象,歌颂了在任地方官的为政业绩。

在战争年代,瓦桥关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和平年代,瓦桥关成了和平使者的友谊关。宋、辽交战终结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停战协定“澶渊之盟”。有趣的是,宋、辽结盟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却议和于雄州瓦桥关附近的狄夏台。据史书记载,“狄夏台在县城东十五里。今有村曰狄夏头,即其地。宋真宗景德中使曹利用与契丹定和议于此”[xxxv]。“狄夏头”现又一分为二为“东狄头村”和“西狄头村”。“狄”为辽,“夏”为宋,“狄夏台”之命名,即蕴含着民族友好之意。“澶渊之盟”明确宋、辽为兄弟之盟,北宋向辽国每年输岁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边防设施保持现状,不得更易河道。其后不久,北宋开雄州、霸州、安肃、广信四大榷场,辽国开放新城贸易口岸,互通有无。如今,雄县还有许多当年边贸的历史遗迹,如米家务、马务头、道务村。辽、宋恶战二十多年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迎来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其后每年,宋、辽互通信使,增进交流。“据《宋、辽交聘考》统计,北宋从景德元年(1004年)到宣和三年(1121年)的118年间,与辽国不间断地以各种名目互派使臣达682次,平均每年6至7次。”[xxxvi]信使中多有文臣,如胡宿、欧阳修、彭汝砺、沈文通等,他们常以诗文记录出使的见闻与感受。

北宋至和二年(1055)秋,欧阳修为特使前往辽国,祝贺辽道宗登基,其《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云:“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xxxvii]以“西楼”作地名的,在雄县城西有七个之多,有人据此认为欧阳修诗中的“西楼”说的是现在的雄县,其实错了。这里的“西楼”指的是契丹的大本营临潢府,即现在的内蒙古昭乌达蒙巴林左旗之南的波罗城。《金史·地理志》:“临潢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xxxviii]欧阳修感慨,出使契丹,路途遥远,从国都汴京到国门雄州已跋涉千里,而从瓦桥关至契丹上京,还有两千里的路程。彭汝砺曾多次出使辽国,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担任过贺辽主生辰使,其《和国信子育元韵》记录了他出使返程中将至边境时的心情:“雪余税马立孱颜,望尽南垂北际山。一段黄云凝不散,胡人说是瓦桥关。”[xxxix]回归途中,一路冒雪跋涉,一路登临远眺,一路逢人打听,寥寥几笔,便将一位归心似箭的使者形象勾画出来。

瓦桥关曾是宋、辽使者出入的友谊关,也曾是古代朝鲜燕行使往返的重要通道之一。《天槎大观并序》是朝鲜使臣金德承天启五年(1625)仲春所写,据载,使臣团队从朝鲜出发经由海路于山东登州登陆,其后经德州、河间、雄县、良乡等地到达燕京,总行程五千六百六十里。在这部燕行录中,作者记述了关于雄县的历史与见闻:“雄县,汉易县,属涿郡,后汉属河间国,晋改易城县。唐初置义州,贞观州废。宋置归信县,政和中,为易阳郡。大明改州为雄县,属保定府……雄河源自安州,流经本县东,合易水,达直沽河入海……瓦桥关,为三关之一。宋欧阳修诗,古关哀柳聚寒鸦……白沟河是拒马河下流,宋与辽分界之处。”[xl]这些描述,概括而清晰,是古代朝鲜使臣到访雄县瓦桥关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文献记录,证明了瓦桥关在明朝依然是国道或者说国际通道的所经之处。(待续)

[i]《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第376页。 [ii]冉一改编、马方洛绘画《杨家将演义》之五《大战瓦桥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iii]《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7页。 [i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41页。 [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93—994页。 [v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75页。 [vii]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19页。 [vi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31—1031页。 [ix]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页。 [x]黄宗羲:《今水经》,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页。 [x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3页。 [x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8页。 [xi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61页。 [xi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2页。 [x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3页。 [xvi]刘崇本:《雄县乡土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9—100页。 [xvii]周振成:《瓦桥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xviii]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xix]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817页。 [xx]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829页。 [xx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79页。 [xxii]唐交等修《霸州志》卷一,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第10页。 [xxiii]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xxiv]恩泽:《杨六郎河北事迹考》,载《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 [xxv]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5页。 [xxv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93页。 [xxvii]《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页。 [xxvi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73页。 [xxix]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32页。 [xxx]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03—1004页。 [xxxi]田同之:《瓦桥关》,《砚思集》卷六,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 [xxx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86页。 [xxxiii]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7页。 [xxxi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34页。 [xxxv]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70页。 [xxxvi]沈文凡、陈大远:《宋辽交聘背景下的彭汝砺使辽诗》,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xxxvii]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85页。 [xxxviii]《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xxxix]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九○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4页。 [xl]金德承:《少痊公文集》卷二,朝鲜木刻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此文初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10期,有出入处以刊发文为准。)

作者简介:姜剑云,江苏东台人,九三学社社员,文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国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国庆北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韩国学刊《岭南学》海外编辑委员。著作有《太康文学研究》《审美的游离》《禅诗百首》《新概念大学语文》《文史索隐》《文史探赜》。主持项目有: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谢灵运新探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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