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饮之太和

文 / 郑开

早春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四面八方的风的簇拥下，穿过喧哗与骚动的街道，来到了余敦康先生的寓所。路上，我一直在想：余敦康先生戴了二十余年的“右派”帽子，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也由于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而长期中断，这种曲折经历和他的研究旨趣之间，究竟有没有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

郑开（以下简称郑）：记得费希特曾说：你信奉或主张哪一种哲学取决于你是哪一种人。能不能反过来说：你是哪一种人亦决定了你倾心于哪一种哲学？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想请您谈谈您的经历和思想、精神气质（包括研究旨趣）之间的关系。

余敦康(以下简称余)：1957年的时候，我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自感于当时北大大字报的议论，写了几封信给我在武汉入学任教的同学，这几封“北京来信”，引起了武汉高校的热烈关注。信中写的是我对于当时霸权话语的横行、人性压抑、思想创造力受到扼制以及精神不自由(扭曲)的思考，确切地说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的哲学反思。我也因此而被划成了“右派”，成为时代的弃儿。我当时的思想已趋于成熟，对时局的思考也比较深。回过头来看，把我定为“右派”，并不是“错划”，我本来就早“右派”。

郑：这当然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我称它为“悲剧”，是因为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这种命运是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您自己所评说的那样——抑或历史的必然，也许无关宏旨。而对于您来说，哲学思考的“生命线”是不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开放的心态”呢？这一点，和您的玄学研究很有关系吧！

余：我对魏晋玄学情有独钟，是因为我的性情契合于那个时代的哲人，他们思想解放、个性自觉的人格是我再三致意的，也是我要表彰的。实际上，有意无意之间，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从中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我在2004年北大新版的《魏晋玄学史》的“后记”中写道：

由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五十年代以后，北大的传统和北大的学风受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也被迫中断了学业，离开了北大，到社会底层去承受生存的考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关于玄学的基本性质，关于玄学的抽象思辨，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这些纯粹属于高深学术的问题与我的生存毫无关联，值不得去用心细想了。但是对于玄学之所以成为玄学的文化底蕴，对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学家们的悲惨命运，对于阮籍、嵇康诗文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时代忧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心态，却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强烈的共鸣。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汤用彤先生把玄学的方法论的原则归结为“得意忘言”。“言”是属于知识论层面的理智分析，玄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不能“忘言”，仅仅停留于知识论的表层，就不能“得意”。而“意”则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对象，是玄学家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进行探索的天人新义，这才是玄学的本质。这么说来，我被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凭借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特殊的历史经验，竟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了我作为整个的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对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论述增添了一层新的体会，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幸事。

这段话表明了我的心态，我以自己的生存体验来契会何晏、王弼和郭象，表彰他们的理想追求，同时抒发我自己的情思。

郑：您以这样的方式、进路研究玄学史，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您喜欢喝酒、高谈阔论，颇有魏晋风度，而且您曾说过，如果不喝酒就不配研究魏晋玄学，是吧？

余：你这话既对，也不对，得失参半。喝酒与玄学研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不必多说，我以前是说过那样的话，只是句玩笑话。现在，我想说两点意思。第一，我写的玄学文章都倾注了我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是从吃了很多苦头的、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切身体验出来的(因为我是“右派”嘛)，所以我的研究方式和结论不同于其他人：我是用自己游离于时代边缘的精神诉求，即人性解放与思想自由，来印证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的玄学理论的。他们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仍坚持理性和自由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而然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念。所以，我的玄学研究，就是为玄学“翻案”，阐扬其正面价值，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总的说来，玄学研究，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的那样，既要有“理智的了解”，又要有“情感的满足”。性情不同，他所选择的情感满足的对象亦自不同。比如说，汤用彤先生的性情有似王弼，所以对王弼的本体之学倍加赞扬。冯友兰先生的性情有似郭象，所以对郭象的独化论倾注了过多的关爱。至于鲁迅先生的性情，则有似于嵇康，这就是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校勘《嵇康集》的精神原动力。第二，你说这种研究只是我个性、个人风格使然，其实并不尽然。这也是一种诠释学的进路。我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提出学史的唯一进路，强调中国固有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学传统，特别强调了诠释经典的过程展现真正的自我，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追随古人，找什么根本不存在的“原义”，把学问事业局限于考证这个字、那个句什么的。

郑：插一句话，西方的诠释学也主张根本没什么“原义”，另外也提出了诠释的有效性问题，古代经典毕竟有它的相对确切的含义与意义，离谱的诠释不就成了瞎解释？再者，您是否能“诠释”一下您所说的“自我”——“六经注我”的“我”？

余：经典诠释当然需要诉诸传统学术中的某些技术或工具，比如说小学。但我强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就是通过诠释经典进行的，例如各种注解疏证，但你看嵇康、阮籍诠释《庄子》，说“越名教而任自然”，率性而行就是真庄子，很有启发吧。再看郭象诠释《庄子》，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二为一，你能说他没有道理?汉宋学者，包括经学家(特别是今文学家)诠释，为什么让人感到千载之下虎虎有生气?就是他们不依傍古人，敢于把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时代精神注入经典诠释中去，通过诠释，体现我的关怀，我的理解，把我的生命融入古人和经典中去。这就是“六经注我”的“我”，这样才能真正“成一家之言”。回到刚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自己的玄学研究，既有个人风格的因素，也有某种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

郑：您曾经自述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儒学、玄学和易学。我的问题是：古人常常认为《诗》、《书》、《春秋》、《易》都出于乱世和季世，诸子著作亦是“古之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

余：说来话长。扯远一点。中围哲学史这门学科草创于五四时期，而“五四”以来的主题则是“中国向何处去”，我是搞中国哲学的，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民主、法制和公平这些价值理想观念，在孔孟老庄里有没有渊源?冯友兰说的“旧邦新命”，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早年北大求学时期的想法就是如此，挨整的二十多年问我仍坚持自己的信念。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思想没有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我与大多数同辈学者很不一样。当摘掉“右派”帽子、重操旧业之后，我就有机会发表白己的省思和看法，这些省思与看法载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章中。

我写的玄学文章是“翻了个案”，针对侯外庐他们。因为他们对玄学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实际上，何晏、王弼的玄学正是一种批判思潮，批判曹魏时期推行的“刑名法术”。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周易研究，也是翻案文章，我想从中挖掘某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文章力图揭示这样一点：《周易》融合儒家和道家思想，并把它们提炼为天地人和谐为主流的思想体系，伟大而宏深！

《内圣外王的贯通》针对的是海外新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新儒家主要是讲“内圣”，其实“外王”亦很重要。牟宗三企图从“内圣”开出“外王”，开出来了吗?开不出来。于是乎搞了个什么“转化”，什么“良知”、“坎陷”。

我写《夏商周三代宗教》和《春秋思想史论》，目的是“对中国的宗教、哲学和伦理的诠释作出合理定位”，从历史的根源上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两篇文章“主要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一工作现在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郑：为什么？

余：老了，力不从心了。

郑：您的著述中经常提到“文化精神价值”，那么，如果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的话，它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什么？它与我们现代社会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余：1988年，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发表了论文《(周易)的“太和”思想》。这篇论文的主旨就是论证蕴含于《周易》思想体系中的“和谐”思想。《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说的“和”不是抽象的东西，只能从冲突与矛盾中去理解“和”。强调“和”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社会理念，就是要冲决阶级斗争的网罗。儒家常说“致中和”，“和谐”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亟须的东西。

郑：您所说的，不，您所诠释、表彰的“太和”思想，是不是也包括人与自然层面的和谐？

余：那当然，古代哲人往往是从天人之际观察、分析和阐明问题，既然“究天人之际”，那么，《周易》的“太和”思想就不会仅局限于社会关系层面。

郑：现在，天下谈论“和谐”者滔滔，可在当时（1988年）恐怕是孤明独照吧。

余：现在想起来，1988年写的那篇文章见证了近年来社会政治的深刻进程。你说，从过去的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构建和谐社会，难道不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动吗?我当年表彰、推崇的《周易》“太和”(最高的和谐)理想，与现在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可谓不谋而合。但在当时，很多人还是不那么理解。我发言之后，德国学者很感兴趣，通过翻译(我不懂德语)交流了若干看法，而中国学者却批评这篇文章“太过理想化了”。

郑：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理想，古希腊哲学中idea，旧译“理念”，新译“相”，其实就包含了“理想”的意味；哲学表达了希望，具体地说就是表达了政治期望和生活理想。冯友兰先生曾区分了“真际”和“实际”，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象在于“实际”，哲学的对象则在于“真际”。是不是这样？另外，我觉得您强调的“和谐”思想，也体现了道家思想中。

余：当然。老子关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强调的就是一个和字。道家的这种自然和谐的思想是颇有说服力的

郑：还有《庄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两句话：“饮之太和，独鹤与飞。”“饮之太和”据说出于《庄子·则阳篇》的“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当然《庄子内篇》经常提到“和”，例如《齐物论》有“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与“和之以天倪”之说，《人间世》有“心莫若和”之说，《德充符》有“游心于德之和”之说。这里所说的“和”以及“太和”都是指超越了对立的、完美的和谐。

余：可见，“和”不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同时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宇宙）和谐。我们应该从天人之际的角度理解这种“太和”概念和和谐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公平、正义和法制是实现、维系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推进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才能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郑：我还记得您曾批评过我方法论上不够自觉，所以我很留意您的方法论。

余：是吗？我不记得了。

郑：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请您谈谈自己方法论方面的“金针度人”的体会。

余：方法论自然很重要，但如何切入问题也很重要。有很多学者，才高八斗，但由于抓不准问题，就逐渐江郎才尽了。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是不可能做成大学问的。在方法论方面，我一直强调文化史学方法论，就是说从广义的文化视野来诠释中国哲学史。这一点，我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

郑：您在《论儒家伦理思想》中试图阐明儒家伦理思想，比如说仁义忠孝，应该在宗法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理解和诠释，是否就是文化史学方法论的作业方式？

余：对。我看你最近的书稿，其实就是文化史学的写法。

按：我印象中的余敦康先生，具有魏晋风流的气质与风采，幽默，爱喝酒，喜欢高谈阔论，唇吻之间时常有舌粲生花的妙论。但我又想，他的幽默洒脱的背后，是否隐匿着某种深沉的痛苦，就像魏晋名士那样？可是，我在访谈中发现，余先生似乎对过去的坎坷遭际并没有“耿耿于怀”，却流露出另一种负面的情绪：困惑，不安，不安，无奈！这也许是某种只属于哲学家的深刻痛苦吧。

郑：让我感到触动的是，您在许多文章和很多场合都不讳言您的困惑、迷惑，还有遗憾与无奈。这不仅仅是自谦吧？

余：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从到》。这篇文章提到了这样一个看法：古人的思想往往就是某种悖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哲学思想体系难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庄子如此，郭象亦如此。他们的哲学贡献在于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困惑，是一个伟大的问号。既然如此，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感到困惑与茫然，不是很正常嘛。我曾说过：“就我个人的专业知识而言，关于中国宗教哲学、伦理的文献资料以及历史上的种种经验事实，或多或少总算有一些了解，我所感到的困惑关键在于找不到一套诠释系统，形成某种确定的看法，把零碎饾饤的专业知识提升到文化自觉的理论高度。当年王国维曾经把他的困惑表述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的吊诡。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现代中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像“哲学的贫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等等说法与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说明困惑不是我个人的“神经过敏”，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问题。

实际上，值得追究和反思的是其中的原因。你看，过去那些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什么到了后来都不再创作了呢？哲学领域也好不到哪儿去。冯友兰先生是个哲学家，贺麟也提出过自己的新心学，那是一种很有建树的哲学体系，可他们都是半截子哲学家，因为冯先生成了一个哲学史家，贺先生则致力于翻译黑格尔的著作。

我曾在一篇关于传统文化的答问录中说过，哲学家是那种提炼、把握了时代精神的人。我不配称为哲学家，因为我不能从哲学上，或者说以哲学的方式，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精华。黑格尔说，哲学家是理性思维的英雄。大哲学家是英雄中的英雄。萨特曾说：“20世纪欧洲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三人：笛卡尔、康德和马克思。其他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只是思想家，还称不上哲学家。”

说来说去，我最欣赏的还是张载的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真正哲学家的精神气象。20世纪的学者、思想家比不上古人，主要是精神气象略逊一筹。我曾想，要是像邵雍那样就好了，因为他写了一部哲学书《皇极经世》，另外他还有一个安乐窝。

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们这一辈学者很悲剧。我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能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实话。

郑：可是，我觉得现在钱多了，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了，而学风却浮躁不已，学术研究的前沿进展却停滞了，学问在许多人的眼里就是利禄之途。

余：我仍然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因为你们可以在名利和学问之间自由选择，不像我们这一代，根本没有白由选择的权利与可能。

郑：既然这样，就请您用一句话表达一下您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抑或告诫。

余：我想寄语青年一代一句话：要有勇气直面真正的问题，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开放之心态。我衷心地期望而且坚信，你们这一代能够产生出濡染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与哲学家，无愧于中国哲学的源远流长的伟人传统，无愧这个你们置身于其中的伟大时代。现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旧邦新命”，如果没有哲学上的创新和建树，是不能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