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日寇、脚踢苏俄、捍卫中国：战斗10年的老兵霍克3战机

摘要：1937年8月14日晨9点20分，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8架霍克Ⅲ战机，携250磅炸弹，轰炸日军军舰，炸伤日驱逐舰一艘，打响了空军驱逐机部队的抗战第一枪。1938年5月11日，25队队长汤卜生率5架霍克Ⅲ战机，配合友军三次轰炸三灶岛的日军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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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的爱是萨沙的老友，友情顶一下。

霍克Ⅲ战机，是中国空军抗战初期的绝对主力驱逐机。

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下属三个中队，在抗战爆发时均是装备清一色的霍克Ⅲ。众多空军英雄如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梁添成、袁葆康等均使用这款战机以弱胜强，击落大量具有性能优势的日机。

霍克Ⅲ战机勘称，抗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驱逐机之一。它在杭州上空，首开击落日机的记录，震撼整个神州大地。接着转战上海、南京、广州、太原、武汉、昆明，最后是重庆，它成为了“夜战明星”、“轰炸克星”，然而在1940年9月出现的零战面前，它却什么也不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战鹰在边疆重新翱翔，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继续与侵略者战斗，直到最后…

提到霍克Ⅲ战机就不得不提它的前身——美国海航所装备的BF2C-1(F11C-3)战斗轰炸机。该机是寇蒂斯公司在F11C-2战机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的一款单座单发双翼舰载战斗机,采用“一翼半”双层翼结构。它安装莱特R-1820-04型650马力发动机，机头的环形发动机罩内安装2挺7.62毫米机枪，座舱上有一个可滑动的玻璃舱盖，用来遮住飞行员头部，成为半封闭式座舱。这款战机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可收放式起落架（此时的起落架可收放技术在世界上还处于初始状态）。

这种起落架，可通过一套复杂的支架向上收入前机身下部的两侧。由于要容纳主轮和起落架机构，寇蒂斯公司为此将该机机头外形修形，用流线形整流罩将增加的起落架舱整形，以减小空气阻力。但这也使该机的前机身，变得粗大起来。BF2C-1(F11C-3)战斗轰炸机的最大时速达到368千米/小时，航程达到1282公里，它也是寇蒂斯公司最后的一款双翼战机。

由于机身机构问题，这款战机在飞行中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并且起落收放机件故障层出不穷。美军只列装了一年，便将全部27架战机全部撤编。为了弥补损失，寇蒂斯公司对这款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后，以霍克Ⅲ的称号进行了外销。

他们首先将发动机，换为R-1820F-53 Cyclone 9缸星型750马力气冷发动机，将两叶金属螺旋桨换为三叶，武器换为一挺7.62毫米机枪和一挺12.7毫米机枪的搭配，机身下方可装250磅炸弹一枚或改装下油箱。

由于美国政府规定，外销军机必须比本国使用的同型号机性能低。因此寇蒂斯公司将霍克Ⅲ战机原有的钢质翼梁换为木质，以降低主翼负载强度，进而降低飞行性能。

结果，这样一来反而使霍克Ⅲ战机原来飞行中振动的毛病消除了。但是由于可收放起落架系统太重，其重量高达200公斤，而霍克Ⅲ战机全机总重量只有1.4吨，光以个可收放起落架系统就占到了14%。因此霍克Ⅲ的平飞速度可达386千米/小时，但除了升限可达8410米外，其水平盘旋半径、爬升率等空战格斗性能反而还不如老旧的霍克Ⅱ战机。

霍克Ⅲ战机出现时，性能还算比较优秀，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分别相中。其中广东国民政府订购31架，南京国民政府订购71架，总计102架。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空军总共接收72架霍克Ⅲ战机。

1936年5月，首批霍克Ⅲ战机12架（数量存疑）运抵中国，装备第7队。同年6月，30架霍克Ⅲ战机组装零件运抵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

由于6月韶关洪水以及广东空军飞投中央的影响，到1937年6月，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才将第一架飞机的组装完成。到抗战爆发时，该厂仅完成几架飞机的组装。根据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老员工叶肇坦先生所著《中杭厂始末记》记载，中杭厂在抗战爆发前组装霍克Ⅲ战机30架，制造霍克Ⅲ战机30机，总计完成60架。

但另据瑞典学者Lennart Andersson所著《1949年之前的中国飞机与航空百科》一书记载：“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7年完成了16架霍克Ⅲ，1938年完成22架，1939年再完成6架，不过这些飞机可能部分是重新制造。另有30架于1936年由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完成。”

由于抗战史料的混乱和缺失，此处霍克Ⅲ战机在抗战爆发前两个工厂的组装制造数量仅供读者参考。抗战爆发时空军共接收72架的数量，是毋庸置疑的。

中杭厂在抗战前夕除了组装霍克Ⅲ战机，同时还制造了一批霍克Ⅲ战机。它的发动机、螺旋桨、起落架、飞行仪表和各种标准部件，中国无法制造，这部分确实是由美方提供。但霍克Ⅲ战机的机体结构部分，则完全是由中杭厂来制造的。制造上的各种技术标准和要求，也完全是按照美国海航颁发的规定进行。

中杭厂在霍克Ⅲ战机的生产上，要求非常严格。霍克Ⅲ战机的机翼是木制的，因此木材的选材，均是采用美国进口的五六米长的白银松，上面不能有任何一个节。

厂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根木质机翼主梁在加工前检验材质时没有发现缺陷，加工完毕后才发现末端有一小节疤。检验人员认为不合格，美国领班认为强度没问题，报废了太可惜。这场“官司”打到总工程师那里，由于检验人员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总工最终同意报废重做。

这些木材在粘接时，还需要使用一种胶水。这种胶水的原料是白色的粉状颗粒，加水用机器调制。打好的胶水在一个小时后就会失效，因此每次使用都要现用现打。

制胶、层板加工、机翼装配后就是飞机蒙皮和油漆了。

霍克Ⅲ战机采用布质蒙皮，木质机翼在蒙上亚麻布后，还需要反复涂六七遍漆，以确保翼面应有的几何形状、强度和防水性能。接着是飞机金属结构的焊接、金属零部件的热处理和吹沙（中杭厂的焊接没有电焊，全部都是气焊），最后是总装，各种线路连接、发动机的启封、试验等。这架霍克Ⅲ战机经过试飞没问题后，就可交付部队使用了。

霍克Ⅲ战机，是一款优点和缺点都同样突出的战机。它的优点主要在于火力强大，其装备的12.7毫米机枪是当时中日双方所有驱逐机中火力最强的。虽然该枪型号较旧，子弹的初速和射速都不算高，在实战中打起日军的轰炸机来依然得心应手，成就了它“轰炸克星”的美名。

霍克Ⅲ战机操作简单，其机枪的扳机装在驾驶杆上，就像使用普通手枪一般的用食指向内一扣就行了，非常方便。该机降落速度慢，操作起来极其舒服，用当时飞行员的话来说就是：“最后的落地就像坐沙发一般的舒适稳当。”

霍克Ⅲ战机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航程远。这个优点，也让它在中国的战斗生涯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霍克Ⅲ战机缺点同样让人不可忽视。上文提到它的空战格斗性能较差，甚至还比不上老旧的霍克Ⅱ。它的起落架收放也非常麻烦，收放的手柄在座舱右下方，使用人力来摇动，摇起来比较吃力。起飞后一面爬升一面摇，甚至爬到两三千尺才将起落架完全收好的也有。放下的时候，则要轻松许多。

霍克Ⅲ战机的射击瞄准器也非常的落后，张光明将军曾回忆道：“空军主力战斗机霍克Ⅲ式上所装置的射击瞄准器，是一具瞄准杆，前后两端，各装瞄准星与瞄准环，环与星又如同一点之大小。这种适用于昔日地面小武器的瞄准器，竟装置在战斗机上，落伍且不适用的成都，可想而知。”

空军顾问陈纳德认为把这种瞄准器使用在空战上，其效果是0。为补救这一问题，1937年7月21日，第四大队在南昌将一架类似日军96陆攻的双发动机的马丁轰炸机平架起来，亦将霍克Ⅲ战机在有效射击距离、不同角度位置平架起来。让每一位飞行员登上平架的霍克Ⅲ战机上，绘出马丁机的大小图形，贴于自己飞机的风挡上。

在接敌攻击时，比照图形大小，便是有效射击距离，开枪便可有效击落敌机。

这种土办法，在8.14首次空战中很是发挥了作用。

霍克Ⅲ战机装备中国空军后，迅速成为空军的绝对主力驱逐机。它的首次公开亮相，始于1936年10月31日。高志航率35架霍克Ⅲ战机在南京上空，编成“中正”二字，为蒋介石的50寿辰进行飞行表演。

当天，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民众献机命名活动。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第四大队驾驶霍克Ⅲ战机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大队部，第四大队大队部和所属第21、22、23队，第五大队大队部和所属第24、25队，驻广州的航委会直属第29队共计拥有70架该机，另航委会直属1架该机，全空军总计装备71架霍克Ⅲ战机。

1937年8月14日晨9点20分，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8架霍克Ⅲ战机，携250磅炸弹，轰炸日军军舰，炸伤日驱逐舰一艘，打响了空军驱逐机部队的抗战第一枪。

在当日下午的出击中，24队副队长梁鸿云的霍克Ⅲ战机被击伤，他本人也身负重伤。在忍痛驾机返航后，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成为了中国空军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名阵亡者。

李桂丹

与此同时，另一场让全中国都瞩目的空战，也在杭州上空拉开了序幕。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空军第4大队正在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率先起飞。当他率队赶到笕桥机场时，得到警报，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96陆攻编队也即将到达。

此战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也驾驶自己的霍克Ⅲ战机起飞，与21队和23队共同迎敌。在杭州上空高志航与分队长谭文合作击落一架日机，23队队员梁添成也击落一架日机。

中杭厂就在笕桥机场的旁边，当年亲眼目睹8.14空战的中杭厂老员工朱亚泉曾回忆说，这场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空战其实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精彩。现场并没有出现那些空战电影里的经典情节，什么俯冲攻击，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飞行等等，统统没有。

无论霍克Ⅲ战机还是96陆攻，它们的飞行高度都不高，都是在平飞状态下互相射击。朱亚泉说，他亲眼看着霍克Ⅲ战机就那样平飞着开火，把两架日本飞机打了下去。

高志航

而另一边，我暂编第34队队长周庭芳，从上海空袭返回笕桥机场。他换了架刚修好的霍克Ⅲ正要起飞，便闻警报。周庭芳本想装弹起飞拦截，地勤却告诉他：敌机马上就要到了，没时间装弹了，为避免被炸，你马上向南京出发。”无奈，周庭芳只得立即起飞，在太湖上空与日军浅野机队不期而遇。他发现9架敌机正与自己同向而行，根据指南针他判断日机可能是前往广德机场。

由于未装弹药，无法对敌攻击，他灵机一动，加足马力抢先飞到广德报告。由于霍克Ⅲ与96陆攻速度差别不大，当周庭芳赶到广德时，告警时间只剩2到3分钟了。霍克Ⅲ没有无线电，着陆后再报告根本来不及，于是周庭芳在机场上空超低空俯冲下去，然后马上又垂直拉起，并不断震动机翼以示警报。

可惜地面上的人们不解其意，还以为他准备要降落时起落架出故障了。就在这时，浅野机队第一批次的6架96陆攻已飞临机场上空进行投弹。周庭芳情急之下，爬升上去假装要攻击，并勇敢的向机群中俯冲。不明就里的日机机枪手猛烈射击，周毫无惧色，翻身再次杀向敌机群。

反复几次假攻击，居然迫使日机的炸弹全部投到了机场旁边。此后第2批次的3架日机赶到，周庭芳再次上演了空城计，又使日机的炸弹偏离了机场。

后任空军空运大队大队长的衣复恩，也对这事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曾在回忆录这样写道：“一天吃过晚饭，大家在户外稍事休息，见一架霍克Ⅲ驱逐机在机场上空俯冲，似在做特技，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发现九架大型飞机，编队飞向机场，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的“马丁”（Martin)B-10轰炸机。后来一想不对，我们只有六架B-10,哪里来的九架？就在此时，突然听张大队长大喊“快跑！是日本飞机！”大家即刻向田野疏散；刹那间日机飞来机场上空，对准两座棚厂投弹，把棚厂炸得稀烂。所幸那天我们的飞机出任务回来，沿场边疏散，未进棚厂，故毫无损失，可算庆幸！被炸后那架霍克Ⅲ机才进场降落，原来是一位周庭芳教官由笕桥飞来，警告我们日机来袭；那时我空军无陆空通讯，对周教官的警讯（特技）竟毫无反应。还好大家跑得快，并无任何伤亡，只是把伙夫吓跑了，有好几天都得去城里买饭。”

二战结束后，日本媒体曾给周庭芳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空手入白刃”。多年后，当记者采访周庭芳的儿子周志翔时，告诉了他这个名字的来历。周志翔听后，哈哈一笑说：“我父亲的机枪里有子弹啊，他一架一架地打，打到最后三架敌机的时候没子弹了，才只好'空手入白刃'了。他没有那样神啊。”

其实，周庭芳在1980年《我抗日空战概况》中就曾回忆写道，战机当时是有子弹的：“当我抄近路赶到广德机场附近上空时，敌机9架正在西北头准备向机场轰炸，于是我立刻用信号枪打了一枪，又用自动机枪打了一梭子弹报警。接着，我单机朝着敌长机连续射击，同时不断变换飞行动作…我只有猛冲入敌机群，瞄准敌长机的射击手不断射击，这时敌机以9挺机枪对我2挺机枪…七时正，我降落在广德机场上。大队长张廷孟，高度赞扬了这次空战胜利。在以一敌九的情况下，保住了我方仅有的轰炸机群。”

乐以琴

回到8.14那天，飞机故障在广德机场加油后前来的第4大队22队，也在空中遭遇了浅田机队。分队长乐以琴欲率队攻击，但队长黄光汉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敢下令截击，眼睁睁的看着敌机溜走了。等22队抵达笕桥时，此前的新田编队已经逃跑了。分队长郑少愚不甘心这样空手而归，向钱塘江方向去搜寻敌机，恰好遇到了已在广德投弹完毕返航的浅田机队。

郑少愚咬住飞在后面的第2编队2号机，猛加油门上前开火，击中了敌机右发动机和机翼油箱，发动机立即停车，但油箱仅漏油并未起火。该机被飞行员小川一空曹，勉强驾驶着逃离了战场，后在台湾基隆外海坠毁。

8.14空战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这场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最典型胜利依然迷雾重重。不光是空战战果有6比0、4比0、3.5比0、2比0等多种说法，其空战的时间、空战过程、击落敌机的人员等等，均有多种说法。

张光明时任22队飞行员，他曾回忆22队在8.14空战中的战斗过程时说，乐以琴和他几乎同时发现敌机，飞前向领队黄光汉队长摇翼，示意攻击请命数次。队长另有考量，没有反应，机会稍纵即逝，全队只得继续飞往笕桥，大约五时抵笕桥。见机场被炸，乐、张两人赶往钱塘江口拦截，且未遇敌机，落地以六时许，见高大队长正在叙述击落敌机经过。乐以琴落地后，还愤愤不平的去找黄队长理论，两人不欢而散！

至于空军抗日战史中郑少愚脱队于钱塘江口击落敌机，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张光明认为小川一空曹驾驶的那架坠落于台湾基隆外海的96陆攻,应是周庭芳在广德机场上空。以一对九时所击伤后，再逃到台湾基隆外海坠落的。他说：“周庭芳队长后来未随国府迁台，文革期间并遭整肃，终其一生并不知此项战绩。”

此战，我方取得3.5比0的战绩。来袭18架日机遭受沉重打击，除被当场击落的3机外，另一机完全损毁，并有多架日机受伤。此战，我方第四大队由于机场天气恶劣，在由南昌飞周家口时，着陆损失了5架战机，故参加8.14空战的只有27架战机。我方空战中无飞机被击落，唯有金安一驾驶的2106号机因故障迫降于机场附近的田野，人受轻伤。21队刘署藩驾驶2105号机由于油料用尽，迫降时撞到了场外大树，头部重伤，不幸殉国。

原中杭厂员工胡理昌先生亲身经历了该事件，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听周围的老百姓说，看见两架中国人的战斗机坠落在飞机跑道的尽头，我和斯汉章、陈庚良三人跑过去，只见那架飞机的发动机和机身分了家，满脸是血的飞行员还坐在驾驶舱里，一只眼球已经突出耷拉在脸颊上来，但口中还带着对日寇的民族义愤，用广东话骂着“丢他妈！”（第四大队中并无两广籍飞行员，疑因年代久远，胡老先生记忆有误，这名飞行员很有可能就是牺牲殉国的刘署藩）见此景我们非常着急，什么急救物品也没有，陈庚良去找人，斯汉章回住处拿了一瓶红药水，我把自己的背心脱下了揩去飞行员脸上的血迹。又过一阵，才来了一辆小轿车，把受伤的飞行员抬上车。”

8月15日，为报复中国空军，日海航部队出动鹿屋队新田少佐指挥14架96陆攻，木更津队林田少佐指挥20架96陆攻，第二空袭队出动16架94舰载轰炸机、13架96舰载攻击机、16架89舰载攻击机，第四空袭队出动9架95水上侦察机，共计88架，以及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出云”号上的舰载机近100架，向我沿海一带的空军基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此役，我第四、第五大队起飞数十架霍克Ⅲ战机、波音281战机和菲亚特CR.32战机与敌缠斗。最终我军击落、损失日机18架，而日方记载被击落14架、重伤6架。我方战机虽然未被击落，但高志航大队却被友机误伤，住进了医院。

8月16日，日军再次派出大批飞机欲与我军决战，但又被我空军第三、四、五大队分别在南京、杭州、嘉兴、句容共击落8架。这三天的激战，让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空军的实力。

霍克Ⅲ战机在这三天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出色，为其赢得了“轰炸克星”的美誉。

8月17日，25队副队长董明德率8架霍克Ⅲ战机，前往轰炸虹口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所驾2510号战机不幸被敌高炮击落，他本人则跳伞误入日军阵地。阎海文面对日军的包围，掏出自卫手枪沉着射击。日军本意生擒他，未料到中国飞行员会如此英勇不屈，大意之下被阎海文近距离击毙数名。为了不被日军俘虏，阎海文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日军敬仰阎海文的大无畏气概，对其予以厚葬，并立碑一块，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并将其遗物运回日本，在东京新宿商业区举行了“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大阪《每日新闻》甚至发出感慨：“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霍克Ⅲ战机本身在机腹位置，可以装载一枚250磅的炸弹。中日开战前夕，中杭厂又特意为霍克Ⅲ战机左右机翼下各加装了两具炸弹架，以增加其对地的攻击力。

因此，中国空军的霍克Ⅲ战机除了与日军战机进行空战外，还多次主动出击轰炸日本陆军和海军舰艇。

特别是在9月18日的“复仇之夜”空袭中，我军霍克Ⅲ战机的轰炸，给日军造成了极大地损失。而受此事件影响，日军决定提前实施对南京的轰炸，并投入最新装备的三菱96舰战，借机寻找我空军主力进行决战。

9月19日，日军出动77架战机空袭南京，日海航96舰战首次投入战斗。我军第四大队23队起飞8架霍克Ⅲ战机，第五大队25队起飞8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另有第三大队17队起飞5架波音281战机配合。

由于25队起飞过晚，此时日机已占据有利高度，加上96舰战首次投入作战，我军对该机性能不了解，导致此战处处被动，参战的第5大队25队第3分队竟无一架霍克Ⅲ战机，可以迫降至大校场。只有第三大队17队的波音281战机，尚能与之一搏。

此战，日军在战机的性能、数量、战术上均优于我军，我仅由波音281战机击落日机1架，另击伤4架，而我机则被击落3架霍克Ⅲ战机、3架波音281战机，另有4架霍克Ⅲ战机受损，黄居谷、刘炽徽、刘兰清、戴广进殉国。

23队飞行员王殿弼当天下了飞机后，脑袋一阵阵的发涨，两耳也聋了，两眼不断冒金星，腿、腰也都在发痛，到了总站休息室，一坐下就瘫了。

而此战日方更是宣传“击落中国战斗机26架”，这比当天中国空军出动的所有飞机数量还要多。

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性能，特别是主力战机霍克Ⅲ的性能不及日军的96舰战。故航委会规定，应尽量避免与日军护航战机接触，除非敌机分散，有机可乘，否则不得主动攻击。中国空军，此后只得尽量避开日军的精锐96舰战。

正当空军将士们倍感憋屈时，高志航此时正好伤愈归队。为对抗96舰战，他向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建议，把霍克Ⅲ战机机翼下的炸弹挂架、机腹整流罩、副油箱和起落灯具等全部拆除，将这款战斗轰炸机彻底改造为了专用格斗用制空战斗机。而经过这样的改装后，霍克Ⅲ战机的重量得以减轻，最大速度提高了10千米/小时，转弯半径有所减小，格斗性能得到进一步加强。高志航认为，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再配合合理的战术，是可以与96舰战一搏的。

开战以来，空军的绝对主力第四大队战机损失极大。

9月21日，指挥部将四大队剩余的霍克Ⅲ战机交第五大队，并开始分批调集该队成员前往兰州接收苏援战机，而整个东南战区的空防任务。就落在了第五大队24、25两个装备霍克Ⅲ战机的中队的肩上。

减员严重，原来每日值勤的3机编组也被调整为2机编组。

只翼荣归

进入10月后，战斗日趋激烈。

几乎每天都有空袭，甚至一天几次空袭，我军的人员和飞机均损失严重。根据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一科调制的《我方空军战斗部队飞机现数表》显示，截止10月8日，我军可出战飞机共计100架，其中霍克Ⅲ战机仅有16架，第四、第五大队各有5架。（四大队5架霍克Ⅲ战机应已移交五大队）

10月11日上午，日机20架空袭南京，24队全部7架战机升空拦截，罗英德和张韬良、徐葆畇和范涛，2组4机围攻并击落一架日机。袁葆康则单机迎战一架日机。他多次击伤该机，都没有命中要害，此时他的机枪又突然卡壳。眼见日机就要逃脱，袁葆康心急如焚，他一横心，瞄准日机，开足马力就撞了过去。

只见日机整个右机翼完全被撞断，而霍克Ⅲ的尾翼和油箱也受损。袁葆康最终在江阴迫降成功，人受了轻伤。听闻此消息，著名“史画家”梁又铭先生以此战例，特意创作了一副油画，名字就叫《只翼荣归》。

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有飞行员牺牲，即便这些早已视殉国成仁为己任的年轻飞行员们也深感战斗的残酷。

高庆辰曾回忆：“到了10月中旬（作者注：此为1937年），常有自己的部队来命令，调某人某人回去。我最记得张韬良和范涛10月11日被调回南京，14日就听说两人在那天阵亡了，（两人均在第五大队驾驶霍克Ⅲ战机）我在洛阳邻床一年的好友马金钟也调了回去，不几天也打死了，真令我震惊。”

第五大队28队在山西战场几乎全军覆没，10月26日，刘粹刚率4架霍克Ⅲ战机飞往太原，驰援山西。他对航路不熟，再加上天黑油尽，迫降时误撞高平县城的魁星楼。一代英烈就此殉国，刘粹刚年仅25岁。另2架霍克Ⅲ战机的飞行员邹赓续、徐葆畇跳伞，飞机损毁，仅有张幕飞一机返回洛阳。

中国空军的战机越打越少，到11月11日时，仅有31架可作战飞机，其中霍克Ⅲ战机仅有9架。

到12月初，即便算上修复后霍克Ⅲ战机也仅余10架。

航委会直属第25队原计划接收霍克75战机。该机交付不及，这批仅剩的10架霍克Ⅲ战机就由25队暂时使用，并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1938年5月11日，25队队长汤卜生率5架霍克Ⅲ战机，配合友军三次轰炸三灶岛的日军机场。当时拍摄的《大炸三灶岛》的纪录片，反映了空军突袭三灶岛的全过程。

1938年第12期的《中国的空军》杂志，还刊登了汤卜生空袭三灶岛的口述报道。1938年6月间，25队又多次执行轰炸任务，参加马当防线的保卫战。直到7月开始列装霍克75战机后，这批剩余的霍克Ⅲ战机才被送至空军军官学校（中央航空学校），作为驱逐组飞行员的高级教练机使用，并担负当地的防空任务。

已经退居二线，作为教练机的霍克Ⅲ依然不堪寂寞，继续发挥着它“轰炸克星”的作用。此时的航校已迁至昆明，1938年9月28日，日军9架96重轰炸机前往昆明进行轰炸。此时航校正在进行飞行训练，教官周庭芳、姚杰带领一批8期学员紧急起飞迎战。此战，教官周庭芳、姚杰驾驶霍克Ⅲ战机，各击落日机一架，航校学员黎宗彦驾驶霍克Ⅲ战机也击落日机一架。

黎宗彦此举创造了。中国空军在校学员未及毕业就击落敌机的纪录，在空军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第17期的《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了著名记者朱惠之的文章《九二八昆明空战大捷记》，并在21期的《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了黎宗彦亲自撰写的文章《“九二八”昆明空战——我是怎么攻击敌机的》。

1938年，美国将最后一批30架霍克Ⅲ战机的组装件。由香港运抵国内、受战局的影响，直到1939年7月中杭厂搬迁至云南垒允后才开始组装，最终于1940年全部组装完毕。中国空军此时已全面装备苏制战机，这批霍克Ⅲ战机便继续交付航校作为教练机使用。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猛烈，其还经常采用夜间轰炸的模式。重庆距离日军的最前沿机场依旧遥远，日军的96舰战、97单战都无法为轰炸机护航。为了应对日军的这种轰炸模式，加上没有敌驱逐机的护航，第四大队第22中队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接收了9架霍克Ⅲ战机、以其较长的续航能力和较强的攻击火力。来担负夜间的防空任务。

霍克Ⅲ战机早在1937年底就已退居二线，没想到两年后这员“老兵”居然还有机会重临一线战场，继续担负着对抗日军轰炸机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1940年5月到9月期间，22中队的霍克Ⅲ战机多次配合友军部队。拦截日轰炸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特别是霍克Ⅲ战机相较其他俄制战机较长的续航能力，让它在夜战中占据着较大地优势，也为它赢得了“夜战明星”的美誉。

1940年9月出现在重庆上空的日军零战，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上空的空战格局。在零战面前，霍克Ⅲ战机头上的各种光环彻底地褪去，它又变成了一架一无是处的“老爷机”，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避战飞行、犹如三年前面对96舰战那样，而这一次则更彻底，连偷袭落单零战的机会也不曾有过。即便这样，霍克Ⅲ战机速度太慢，还是经常被零战追上并击落。

10月4日，日军54架战机来袭，两架霍克Ⅲ战机在成都太平寺机场外检修时，被日零战机枪扫射焚毁。

10月7日，日海航27架轰炸机和7架零战来袭昆明。航校驱逐组组长李向阳率11架霍克Ⅲ战机和5架伊—152战机迎战，结果霍克Ⅲ战机和伊—152战机各被击落一架，教官黄可宽、见习飞行员叶遂安被敌击落于呈贡县境内阵亡。

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开始参加对日作战，大批美制新型战机来华参战。剩余为数不多的这些霍克Ⅲ战机，除少部分继续在航校担任教练机，其余则被封存起来。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霍克Ⅲ战机就将这样安度余生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再次让这款“老爷机”时隔四年之后，重新披挂上阵，又一次的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沿。

1944年8月，伊宁事变爆发（该事件分别有两种称呼伊犁叛乱、三区革命。整个事变中，据不完全统计，汉族平民死亡失踪近7万之众）。

在苏联的支持下，武装分子开始对我驻守新疆的国军部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叛军拥有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所有武器均为俄制武器，并配有火炮等重武器。

叛军部队中指挥官，甚至排一级的指战员均为苏联红军官兵担任。苏联红军甚至直接派遣部队加入战斗，火炮、轻型坦克、甚至飞机均纷纷登场。反观中国方面，此时的国军主力正在进行豫中会战，远征军也正在缅甸作战。整个新疆国军基本没有正规部队，只有8个师的二线部队，装备低劣、人数也没有叛军多。

即便这样，国军依旧进行着英勇的抵抗，在整个战斗中双方基本打成平手，而尤以在伊犁地区的阿林巴克机场的战斗最为激烈。

1944年11月，叛军开始围攻机场。此时伊犁地区，只有阿林巴克机场中的国军航校教导队还在拼死抵抗。另有从伊犁城里逃亡出来的军队和老百姓，共8000余人。早在事变爆发前，驻扎机场的国军空军部队便觉察到了将要事变的痕迹，紧急在机场周围修建了堡垒防御工事，并将飞机上的航用机枪卸下来安装在工事上。

叛军和苏军数次攻打机场，均被守军顽强击退，特别是这些航用机枪的远距离精准射击，让叛军损失惨重。期间，中国空军还派遣空运机，向守军投送弹药食品。阿林巴克机场的守军从1944年11月，一直坚守到1945年元月。直到国军增援部队被叛军阻击后，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最终只有800余人生还。

此时的国军正在应对日军的“一号作战”，陆军几乎抽调不出像样点的部队，只得将甘肃等地三、四流的民团级别部队派往新疆进行增援。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了空军头上。

为了打击新疆叛军，空军紧急派遣战机前往增援。美国的租借法案只允许其武器用于对日作战，因此抗日战场上的那些先进美式战机均无法在这里的战场上使用。霍克Ⅲ战机再次披挂登场，与同样老旧的美制北美机、俄制伊—153战机、SB轰炸机一道重新站在了抵抗侵略者和分裂分子的第一线。

1944年9月，空军组建4个暂编分队前往迪化，在那里改组为西北混合大队，下属一个驱逐区队、一个轰炸区队。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正打得极其激烈，空军派往新疆作战的飞行人员也极其短缺、不得已，只得这借借，那借借，好不容易凑了一支部队赶往新疆作战。

这支西北混合大队的大队长为马伯周（这是一个从未听说过，且无法查到来历的名字），副大队长邓伟殷，队员则为空军军官学校十、十一期和空军军士学校一至四期的菜鸟飞行员。轰炸区队的队长是吴化熙，他本要赴美受训，在得知新疆急需空军支援后，自愿赴疆。

而驱逐区队的队长更是夸张，他居然是才从监狱出来的原第五大队29中队的中队长余平想、余平想因为1941年的“天水事件”锒铛入狱，像这样一个人按照惯例，即便是出狱了也不可能继续带领作战部队。由于人手实在是太短缺了，这样不可能的情况最终竟然真的出现了。

然而正是这批“乌合之众”，驾驶着一批“老爷机”，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战斗。他们的战斗历程在战史中几乎没有特别记载，我们只有从零星的资料和队员们的回忆中，去寻找那一丝的痕迹。

轰炸区队队长吴化熙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叛民攻陷伊宁后，其主力继续东窜，精河失守，不久乌苏又告急；全省各重要城镇如北疆之阿山、奇台、南疆之阿克苏、喀什、英吉沙等地又纷纷有乱民攻击政府机构及国军，真是遍地狼烟，西北混合队一、二十架老飞机，今天支援这里，明天支援那里，难得有休息日。”

根据《空军各路司令部、各部队概况》（1945年）记载：三十三年新省政变，哈匪作乱（作者注：此处指哈萨克族），本部于九月间开始使用飞机协助陆军进剿，计作战七次，出动飞机七架。三十四年新省哈匪之乱仍未平定，本部以暂编协助第八战区，全年之八月十四日至作战共四百四十三次，出动飞机四百四十三架。

西北混合大队在整个作战中，虽然未遭遇苏联空军部队，但他们依然要面对苏联红军和叛军的防空火力、恶劣的天气、无处不在的机械故障和乱民的威胁。

为此西北混合大队，共计牺牲了十余名飞行员：刘恩俊驾驶“北美”机侦炸达坂城时失事；易紫富驾SB轰炸机飞往乌苏时失踪；唐耀南驾伊—153侦炸库尔勒时失踪；金学勤在迪化南城被暴徒暗杀；范少增、刘洪兴、薛培荣驾2架“北美”机在南疆且末地区失踪。当时浮尘大、能见度差，造成迷航事故，飞机误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空地长时间搜索寻找没有下落，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人们才发现了飞机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