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之后，参约各邦便受到联盟誓言的约束，需要承担对友邦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就是他们各自宣誓的内容。根据情形的不同，联盟缔结的目的和盟邦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

希波战争中，希腊同盟的誓言大概是，他们将共同与波斯作战，保护希腊人的自由。至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应该都是军事攻守同盟，它们更多关注的是希腊内部的事务。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斯巴达和雅典同盟，则是出于和解的需要。

一、这些军事同盟的缔结是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都伴随极其严肃的宣誓仪式

如吕底亚与米底人之间的吮血仪式。参与者在仪式中获得了神圣的体验，同时也深陷于危险的交感巫术之中。希腊人宣誓时很善于利于交感巫术来构建惊怖仪式。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在举行庄重的宣誓仪式时，宣誓人泼洒祭酒并诅咒不守誓言者：

愿他们的脑浆犹如此酒泼洒于地，包括他们和他们孩子的脑浆；愿他们的妻子成为别人的奴隶。

又如公元前7世纪后期，锡拉岛在派人殖民利比亚时，对那些拒绝殖民和帮助逃匿者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诅咒：

他们制造了蜡像并烧掉，每个被召集的人聚在一起，无论男人、女人、男孩还是女孩，呼唤以下诅咒：“不遵守这个誓言协议却违反它的人，会像蜡像一样消失和融化——他自己，他的后代和他的财产。

像吕底亚与米底人之间的血誓也并不少见，希腊术语horkiatemnein便是血誓的意思。血誓仪式有时并不是用人血，而是用祭牲，过程中还会伴随祭酒和呼神仪式，所以希腊人有时以奠酒来表示协约。

埃斯基涅斯谈及公元前346/345年的《菲洛克拉底合约》时，称之为“浇以和平的奠酒”。在欧里庇德斯的《请愿的妇女》中，雅典娜曾亲自教导雅典和阿尔戈斯之间的盟誓。雅典娜传授正确宰杀祭牲的方法时，要忒修斯准备一个三脚器，将祭牲的血接到里面，之后再将誓言雕刻在三脚器内部，随后把它献给德尔菲阿波罗，将其作为希腊誓约的见证和纪念。而那把用作屠宰祭牲的短刀则被埋在忒拜英雄的墓旁。她解释了如此做的原因，如若阿尔戈斯人背誓，雅典人把祭刀拿出来，就会导致他们的不幸。城邦间的这类宣誓仪式意在加强宣誓的神圣性和约束力，增强约誓人的责任感。

二、结盟者承担的责任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誓言中

普拉提亚誓言虽不是希腊诸邦结盟时所发，但是由于其保存较完好，其内容和形式，都可以作为反波斯希腊同盟宣誓的参考，况且其宣誓主体和所处情境基本相同。普拉提亚宣誓据说是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争前，希腊同盟在普拉提亚所发。普拉提亚誓言是公元前4世纪所刻。它究竟是公元前4世纪的伪造品，还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基于希波战争时期真实情形的文本构建，尚不得而知。不过，它的内容的确与历史情境相适应，体现了对战争的关切和对希腊城邦的保护。

首先，在战斗中要服从将领，坚守方阵，誓死保护希腊人免受波斯人的奴役。

其次，涉及希腊人埋葬死者的观念，暴尸荒野是与希腊人的宗教习俗相违背的，会给城邦带来污染和祸害。战争中这种要求格外强烈，因为每次战争会产生大量死者，所以希腊人每次战争之后都会各自收回尸体。公元前406年，雅典将军受审和被处死的原因便是因为他们未能及时打捞落水死者的遗体。

其三，战争胜利后将忒拜城的十分之一作为贡品奉献给神，并保护盟邦。这与希罗多德记载的公元前480年希腊联盟反对投敌者的誓言是一致的，该句应该是结盟誓言的内容之一。不过有所出入，因为忒拜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刻下铭文时期的主要敌人，而在希波战争时，敌对者不仅仅是忒拜，所以，这里应该是更广范围的叛变城邦。

其四，誓言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战争的人道主义，无论敌友都不应该被断掉水源。

其五，希腊习俗中的恐惧和担忧都以诅咒形式展现在誓言中，这一诅咒不仅针对违誓的个人，而且还针对违誓的城邦。如城邦的安全；土地、牲畜和人的丰产；父母有继承自己血统的后代，具有形肖相似的后代。

三、在普拉提亚战争前，各邦承担的责任主要是团结对抗波斯，保卫自己的疆土和公民

结盟誓言即使与普拉提亚誓言不同，但它们要求同盟成员承担的责任大略一致。在整个反波斯战争中，除了结盟誓言外，希腊同盟也许还会依靠其他同盟誓言。不过，初始的结盟誓言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还是会不断被强调，每当接纳一个新的成员，他们需要重演结盟的仪式。而且，同盟所有其它誓言要以其为前提和基础，甚至本身就是其衍生物而已。

普拉提亚誓言反应了希腊人对整个希波战争的关切。各邦与波斯作战的军事责任被进一步细化，为了胜利，战场的规矩和将士的品质是必要的，责任被赋予了参与作战的所有个人。

诅咒和对敌对城邦的惩罚进一步强化了各邦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是面临困境而出于自愿的联盟，但在宣誓之后，盟邦也受到了守誓的强制力，否则便要受到诅咒和惩罚，面临盟邦的军事打击。

四、除了反波斯同盟外，希腊城邦最著名的要算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又称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

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强迫战败者铁拉与其结成攻守同盟，意味着斯巴达外交政策的转变，即由吞并战败邻邦转变为将其变为同盟者。至公元前6世纪末，克列欧美涅斯在位时期，除了阿尔戈斯等少数城邦与其为敌外，斯巴达已经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取得盟主的地位。这一联盟不仅包括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城邦，在历史上还包括麦加拉和忒拜等伯罗奔尼撒之外的城邦。

提洛同盟则得益于希波战争中雅典的出色表现。

公元前478年，阿里斯提德抓住保桑尼阿斯不再为希腊人信任的机会，促使爱奥尼亚各国和斯巴达人脱离联盟关系，而单独与雅典人建立了提洛同盟。同盟由雅典主导，阿里斯提德定下了各邦捐款的数额并主持了爱奥尼亚人的宣誓，他们宣誓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并把一堆铁沉入海底，发誓除非铁块浮起，否则永不背弃盟约。这就是两个同盟成立的大略。

修昔底德说，当公元前480年波斯为了奴役希腊人而大军压境时，因为斯巴达人最强大，所以他们担当领导希腊联军的责任，成了希腊联盟的领袖。而雅典人则放弃城市，登上舰船，成为航海者，他们的海军成了希腊联盟海军的主要力量。在联盟击退波斯人之后，那些从波斯国王那里叛离的城邦和开始便参加同盟的城邦分裂成两派，组成了两个同盟，一个以斯巴达为首，一个以雅典为首，他们的力量一个在陆地一个在海上。起初同盟还是防御性的，但是随着雅典和斯巴达关系恶化，同盟便被他们借以互相攻伐。而任何其他城邦，只要遇有争端，便向其中一方求助而成为联盟一员。

关于双方同盟誓言的内容。按照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提洛同盟誓言的核心内容是：与雅典人共友敌，永远忠于同盟，既不欺骗也不损害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誓言的内容是：与斯巴达人共友敌，无论斯巴达人领导他们到哪里，他们均需跟随。

五、脱离同盟，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看，斯巴达人对盟邦的控制的确存在缺陷，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在同盟大会中拥有较大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服从斯巴达的决策。不过并不能据此确认誓言对某些城邦无效。城邦通过宣誓入盟，只要加入，便要承担其盟邦责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仅仅是形式性上，诸邦还是会遵守誓言，服从斯巴达领导，甚至随从作战。斯巴达无法完全领导盟友更多的原因是现实政治的影响，在涉及切实利益的敏感问题上，激烈的利益冲突会使实力较强的盟邦反对斯巴达，甚至以脱离同盟相威胁。如公元前461年，由于麦加拉和科林斯人发生边界纠纷，而斯巴达偏袒科林斯人，于是麦加拉退出伯罗奔尼撒同盟而加入雅典同盟。

即使是对同盟成员管束更严厉的雅典也难以使盟友完全承担“共友敌”、“永远忠于同盟”的责任，盟邦的叛乱和脱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深深地刺激了雅典人的敏感神经，相应的惩罚极其严酷。

脱盟是一种摆脱同盟责任，或者盟誓的行为，他们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只要呆在同盟中，各邦至少在形式上都需遵守盟誓。至于博马西科所认为的不受约束的忒拜，待斯巴达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抽身后，成了斯巴达厌恶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从总体上看，同盟成员是较为固定的，因为他们是在长时间的政治均势下形成的，即使偶有波动，脱盟的城邦很容易由于传统的联盟关系而回到原有的同盟，而且，双方都很容易被同盟者的变动所激怒。

公元前432年，雅典人袭击波提代亚，理由是它曾经是自己的同盟国，而现在则要叛离联盟。

显然，波提代亚是提洛同盟的一员。对波提代亚的争夺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修昔底德说，由于波提代亚是科林斯的殖民地，这一举动激怒了他们，于是科林斯人迅速号召盟邦到斯巴达开会。

科林斯代表在会上猛烈抨击雅典人伤害了伯罗奔尼撒人，极力说服斯巴达对雅典开战，要求斯巴达牢记同盟誓言，保护其同盟者，并以退出同盟相威胁。

六、战争是对同盟关系的一次考验

公元前445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斯巴达和雅典达成三十年和约，和约主要内容是：不干涉对方同盟；盟邦不得改投对方阵营；同盟领袖有权用武力解决同盟内部争端。

和约主要涉及同盟关系，双方均有保持自己盟友的权力，双方不得越轨损害对方的盟友，也不得拉拢对方的盟邦。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时，曾经脱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麦加拉人又回到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之内，这显然也是双方同盟原则的体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对双方的一次考验，他们都积极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同盟，并打击对方的实力。雅典人在开战之初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赢得两个同盟，即东海岸的特洛曾和位于科林斯湾的阿凯亚。雅典还计划在希腊西北部的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和安布拉吉亚人中寻找盟邦，希望借之击破伯罗奔尼撒同盟。

斯巴达自然也不会放弃打击提洛同盟的机会。公元前427，当雅典重要的盟友米蒂利尼发起叛乱时，斯巴达便提供了援助。西西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双方争夺同盟者的产物。除卡马里纳之外，包括叙拉古在内的其他西西里岛的多利安城邦，早在战争蔓延到西西里之前就已成了斯巴达的同盟者。伦提尼、纳克索斯和卡马里纳等城邦则投靠了雅典人，当他们在西西里面临危险，雅典人成了最佳的求助对象。

雅典人同意派舰队援助他们，这不仅是为了回应西西里人的说服和请求，还是出于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即希望将西西里人变为自己的盟友，并让他们出兵支持自己，从而战胜斯巴达人。

雅典人最满意的联盟应该是公元前420年与阿尔戈斯人建立的同盟，这一时期，雅典戏剧常常上演表现阿尔戈斯人和雅典人深厚友谊、结成联盟和永世修好的英雄神话。同盟背景是雅典与斯巴达缔和后矛盾的再次激化。故而雅典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连同阿耳戈斯的盟邦）建立了同盟。

这引起了斯巴达人的忌惮，虽然雅典和阿尔戈斯同盟是斯巴达人未能有效履约所致，但是斯巴达人无法容忍这这种状况。雅典借此同盟再次将势力深入到伯罗奔尼撒腹地。

与斯巴达敌对的伯罗奔尼撒城邦，由于得到雅典的支持而在外交上显得肆无忌惮，阿尔戈斯、曼丁尼亚和埃利斯与斯巴达的关系变得十分危险。修昔底德说，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大家十分恐慌，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斯巴达人被料想会采取行动。可见雅典和阿耳戈斯同盟的威慑力非同凡响，不过，它并没有按照约定的那样存在百年，而是次年就被斯巴达人击破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过程中，虽然两大同盟的成员相对稳定，但在双方实力变化和现实利益驱动下，被迫和主动的调整也很常见。盟邦的责任是相互的，从科林斯人胁迫斯巴达人参战的话语看，斯巴达人只有保护盟邦，在战争中攻击盟邦的敌人才能获得同盟者的认同，否则便违背了盟誓。

麦加拉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退出同盟，便是因为斯巴达人未能如约履行责任。斯巴达之所以能被科林斯人鼓动参战，也是为了背负责任，维护其领导者的权威。

有些城邦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或避免在战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可能利用两个同盟的争端，从中捞取利益，如处于希腊边缘地区的马其顿。在公元前432年，马其顿统治者佩尔狄卡斯为了回应雅典的不友好行为，从雅典同盟者转为色雷斯和彼奥提亚暴动的鼓动者。当雅典军队到来之后，佩尔狄卡斯暂时与其恢复了联盟关系，但斯巴达伸出援手后，他立即脱离与雅典人的同盟，再次回到与彼奥提亚人结成的同盟内。

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和阿耳戈斯等敌对城邦数度结盟，这种同盟有很强的强制性，一般是通过战争达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以斯巴达和雅典之间重新确立同盟关系而告终结。战后，斯巴达与雅典达成的和约——即与斯巴达人共友敌；在陆地和海上，雅典人均要追随斯巴达人——表明雅典已经变成了斯巴达的同盟者。

参考文献：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

希罗多德《历史》周永强译

王朔《宣誓与古希腊城邦政治》

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

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碑铭译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