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五年，就是1382年，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打下天下的朱元璋觉得，目前监控机构还不足以全面监控官员和平民百姓，于是就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他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明朝锦衣卫这一特务机构的设立，让当时的社会人人自危，告密成风。那么锦衣卫和我们要说的《窃听风暴》有关系吗？

当然有，我们讲的就是一部反映类似锦衣卫的秘密警察搞对民众搞监听的电影，片叫《窃听风暴》。影片说的是原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他们功能和锦衣卫差不多，而且在手段上还要更胜一筹。

只能说，风暴来临，无人幸免。

时间来到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地点在东德柏林。当时全东德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一名叫戈德·维斯勒的斯塔西上尉，他能在千里之外监听不同政见者的味道，想一个机器，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在一次演出中观看了乔治·德莱曼的演出——“我们唯一不具危险性的作家正在被西方阅读着”，他决定，要去调查这个作家。维斯勒丝毫不相信他会像表面上那样清白，他要为国家安全负责。他在德莱曼的公寓里安装了电线。但这名忠实的东德史塔西的忠实追随者，却在监视过程中，让自己的信念渐渐发生了动摇。

这部描写柏林墙倒塌前秘密警察的德国电影，剧情缓慢但是情节丝丝入扣的电影，灰暗色调里有说不出的压抑气氛，让人对那个人防人年代心生恐惧。幸运的是这位史塔西秘密警察试图保护上级要求他侦察的这位作家。在集权专制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人也是能转化的，关键看你这么转，往哪边转。

人人都在计算自己告密和被告密的代价。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人的监控之下。

1932年，前苏联有一个“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12岁的他，不顾亲情地告发父亲违抗农业集体化政策，伪造证明帮助富农逃离劳改营的行为。不久，他的父亲被杀害，他却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

一个集权专制年代，告密就是一种光荣的行为。

一个集权专制的的社会，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为明天还“在不在”而忧心忡忡。

据不完全统计，在同意阵营的原东德，在史塔西秘密警察存在期间，有60万人为史塔西服务，与纳粹德国时期为盖世太保服务的人数相当。1950年至1989年之间，史塔西管辖有17个监狱，约9.1万名正式聘用的探员，17.5万名位在东德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史塔西共拥有28.6万名合作探员。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细思极恐。这和我们几十年前的社会场景是何其相似。幸运的是，我们总算扛过了那个让人窒息，人人自危的年代。

表面上似风平浪静中规中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却连基本的信任度没有，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被秘密监控了，被自己身边的“朋友”悄然出卖了，这样的社会你不感到恐惧吗？如果你硬要说没有恐惧，我只能说那是装的。这纯属“捏着鼻子哄眼睛”，捏久了，你还真以为把眼睛哄住了。

谎言说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

幸运的是到了1989年，修建于1961年的柏林墙终究是倒塌了。次年，德国实现了统一。

有人说，一些人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口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包装野蛮的行径的时候，却又在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让这种人性的自我扭曲显得很无耻。

影片最后，由于维斯勒的帮助，德莱曼躲过了被监禁甚至枪决的危险。但维斯勒却因为监听任务的失败，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下层人员。可是，维斯勒没预料到的是仅仅过了5年，那个他为之保卫的国家便在人们的欢呼中轰然倒塌。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在翻阅那些窃听材料时，终于了解了真相，用自己的特有的方法，给从未见过面的维斯勒一个小小礼物---出版一本名为《好人鸣奏曲》的书。当维斯勒走过书店，无意中看到德莱曼这部新书时，他买下了，当店员问他是否要包装时，他说“不，这是送给自己的。”

200多年前，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风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

刘著民，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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