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竟然是我们竹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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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湖北乃至全国的早期共产党人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他，

有着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坚贞不渝

和对信仰真理的执着追求精神

他就是咱竹溪人

何恐

何恐（1900-1930年），竹溪县城关镇小十字人，“何氏三杰（何恐、何馥荪、何立人三兄弟）”代表。本名何楚珍，字毅生，号孔，参加革命后改为何恐。

何恐

何恐，是建党之初，就走上革命道路、加入共产党，资历很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1924-1927）时期展露头角，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他是活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肇始阶段的杰出人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组织罢课游行，出席全国学联大会

1917年，何恐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何恐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受到极大鼓舞和启示，他毅然离别了新婚的妻子余向贤，抛弃了富有的家业，怀着一颗炽热的心，从千里之遥的竹溪来到武昌，考上了湖北省外国语专科学校。在外国语专科学校，广交进步人士和师长，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假期里，他同竹溪旅汉同乡会同学，逗留于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聆听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诲，受到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何恐还擅长绘画、书法、诗文，曾在武汉《江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同时还以“足球大王”的美称，参加武昌大中学校校际足球联赛。不久，何恐被推举为外国语专科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他十分珍视这个工作，常常省吃俭用，购买进步书籍，从中寻求知识，探索道路，决心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重任。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兴起，武汉的反动军阀王占元急忙召开各大中学校校长会议，强行规定，严禁学生结队出校游行。外语学校订立了森严的校规，全面加重学生功课负担，迫使学生们忙于作业和应付考试。何恐以学生会总干事身份，带头顶住重压，走出课堂，领导学生参加武汉反帝大同盟活动。

为了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冲破校方阻力，自动推选学生代表，组成代表团。代表团率领学生走上街头，向反动当局提出了正义要求，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以及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何恐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向同学们说：“日本强行占领青岛，举国同愤，有热血的青年岂能埋头读书而不顾国家安危？”在他的带领下，外语学校的200余名爱国青年打破校方的阻挠，面对反动当局断绝伙食、不准学生寄宿、提前放假的阴谋诡计，决定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

是年6月1日，由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组织的武汉三镇各大中学校的6000余名学生冒着滂沱大雨举行游行示威，沿街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最后来到省督署门前请愿。反动军阀王占元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督署，命令其部下准备用武力镇压。当学生们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打伤了部分学生时，何恐随着游行队伍的领导者恽代英、林育南等一起，带领游行队伍向前猛冲。凶狠狡诈的王占元眼见不好收场，不得不提出让学生派代表进行谈判。经大家一致推荐，何恐等八位青年组成谈判小组，与反动政府进行交涉，提出了严正的要求，迫使王占元不得不让步，取得了罢课游行的胜利。6月16日，何恐带着武汉广大青年的信任，受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重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陈潭秋介绍，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半公开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恐主动向党团组织靠拢，经常向董必武、陈潭秋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争取党团组织的领导与指导。1922年3月，何恐根据党的指示和团组织的意见，利用武汉部分工人在汉口德国球场开会之机，带领同学参与会议。会中，何恐走上讲台，公开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奋斗。同时，他又号召广大青年要振奋精神，同广大工人一起挽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做祖国的主人，世界的巨人。何恐铿锵激昂的演讲，给工人和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1922年7月23日，何恐加入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恐入团后，十分注意自身的修养和锻炼。为壮大团的队伍，他根据团组织的安排，经常奔走于武昌各大中学校，深入了解、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动员鼓励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注意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10月，由陈潭秋介绍，何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何恐任共青团湖北区下辖的武昌地方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1月，共青团湖北临时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共青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何恐任委员长。他是湖北乃至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竹溪一批旅省青年中相继有孟尚德、汤镛、何立人、华丽中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甘凯堂、陈念夷、丁剑立、尹积庵、王慎五、尹承学、冯益三、王仲绍、丁天枢等在毛泽东创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竹溪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

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掀起武汉反帝怒潮

作为革命斗士，何恐曾经多次在《星期评论》《江申日报》《正义报》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何恐和施洋有着密切的来往，两人不仅有 “两竹”同乡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远大的革命理想、事业把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1923年2月1日，何恐代表武昌青年团与施洋律师一起，到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4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会大罢工开始后，何恐又随施洋律师一起，带领武汉学联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声援罢工斗争。2月7日，军阀吴佩孚命令其部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林祥谦、施洋及大批工人运动的领袖惨遭杀害。而对敌人的暴行，何恐悲愤交加，写了一篇悼念施伯高(施洋号)、痛骂吴佩孚的文章，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二七”惨案发生后，由何恐起草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同年5月，何恐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七月，出席全国学联会议，当选为湖北理事。10月，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先后兼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职。

1925年5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何恐在武昌商科大学召开了武汉学联紧急会议，宣读了上海学生会的来电，决定组织武汉工商界一致行动，声援五卅运动。6月4日，何恐带领武汉各校学生一万余人，高举“愿流血以灌溉正义人道之苗，愿流血以倾倒帝国主义之根”的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何恐在讲演中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经济、文化的罪行，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鼓励爱国商民将英货、日货送交商会烧毁。随后，武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怒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提高了人民争取自由的觉悟。

东渡日本留学，与夏衍组建支部

中共武汉地方执委会决定选派一批在校共产党员和青年同志出国，一方面学习外国的革命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宣传中国革命形势。1925年底，何恐受党的指示，东渡日本，与夏衍一起组建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东京的旅日支部，何恐任共产党旅日支部书记。夏衍就是在这个时期，跟何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何恐到日本后，很快与留日学生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了在日举行的各项革命活动。为了扩大中国革命在日本的影响，他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把党的活动引入华侨之中，举行大规模的华人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走街串巷，深入到华人居住区，号召华侨更努力奋斗，帮助祖国人民，同心协力地拯救祖国的危亡。在日期间，曾以《中国青年们努力奋斗，不做东亚病夫，来救中国之危亡》为题发表演讲，受旅日爱国华侨赞扬。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此时，在日本学习的何恐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从日本返回武汉，被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青年秘书，主管青运工作后担任湖北省委秘书长。

率难友越狱脱险，建立京汉路东联络站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9月底，何恐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关押在武昌北首巷警察看守所。同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他率领200余名难友越狱脱险。

何恐越狱后，只身赴沪寻找党中央。此时上海党组织已知道何恐亦在特务搜捕名单之内，要他迅速离沪。何恐返回武汉后找不到党组织，却意外的遇见了在外专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一块赴日留学、同属中共东京支部成员的卢玉成和云梦县赴省寻找党组织的秦孝芬。何、秦应卢玉成之邀请，商定同去应山开辟工作。他们三人趁乱弄到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结伴走小路，避开敌军盘查，步行300余里，顺利到达应山东乡方家店，以卢玉成家为秘密活动据点，建立了京汉特委路东联络站。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地下农会，宣传土地革命，与黄陂、黄安互通信息，接待过往革命同志。当时，邓雅声任京汉特委书记，常到铁路以东活动，何恐等协助邓雅声编辑刻印特委刊物《川报》，供革命同志传阅。同时还协助卢玉成夫妇秘密建立路东应山、孝感边界乡村共产党支部，发展了卢泰、刘正启、高孝坤、郑华丰等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

1928年1月，中共应山具委和京汉路区特委响应中共湖北省委开展“赤色革命宣传周”的号召，提出了组建“工农铁血军”，乘农历年关攻取应山县城的武装暴动计划。农历腊月廿三日夜，何恐等冒着大雪，参加了“工农铁血军”应山攻城之役。战斗失利后，何恐等又随京汉特委和应山县委转移到广水南乡之柴家岗。农历大年除夕，何恐等参加了由京汉特委领导的应山、孝感、安陆三县边界数百农军围攻太平镇左家河封建地主土围子的战斗，给了乡村豪绅复辟势力以极大威慑。

2月，京汉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指示，迅速扩大农民武装，在应山、孝感边界造成乡村割据局面。县委机关设在宣传部长柴凌阁家里，何恐分工搞宣传工作。他们在应山东乡七里冲办起一所“乡村改良学校”，白天以教书为掩护，利用课余时间写标语、印发传单，夜间深入到穷乡僻壤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经过努力，应山东南乡和东北乡的农军司令部秘密组成，并决定联合攻打广水以北的东篁店火车站。

3月初，何恐等随柴凌阁一起，率领东南乡农民敢死队员上百人，以“看会”为名，身带暗器，绕道广水以东，到达纳水河畔，与东北乡农民游击队叶吉甫等汇合，组成三四百人的队伍，手执大刀长矛和土铳、竹枪，连夜奔袭东篁店火车站。半路与反动“黄学”遭遇，双方展开混战，叶吉甫遭敌暗算，当场阵亡。农军缺乏实战训练，指挥战斗的柴凌阁又不熟悉地形，为避免更大损失，只得命令农军撤出战斗。

农军回到柴家岗后，特委和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制定了新的“春暴”计划，决定成立“三县执行委员会”，约定农历闰二月初十(公历3月31日)，应(山)、安(陆)、孝(感)三县边界同时举行暴动，以造成赤色割据局面。为实现这一计划，何恐、秦孝芬、卢玉成等回到路东方家店，以应、孝边界乡村支部成员为骨干，秘密组织暗杀队，并进行必要的训练。卢玉成则利用他北伐时期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商务部长的声望，从国民党杂牌军里搞到一些弹药武器，积极投入三县“春暴”准备工作。孰料机密泄露，敌人提前两天动了手，太平镇左家河团防头目左畏可勾结应、安、孝三县边界反动“黄学”，配合驻杨家寨火车站之国民党桂系第十九军李纪才部，于农历闰二月初八(公历3月29日)拂晓向路西扑来，血洗柴家岗，火焚家畈，制造了震惊应山东乡的“七里冲惨案”。消息传到路东，卢玉成、何恐等满腔悲愤，决心为死难同乡和受害农友报仇。农历闰二月初十深夜，他们出动暗杀队，处死了恶霸卢德满，另一恶霸卢申威闻讯逃脱，报告了广水商团，接着当地反动团队开始了“清乡”活动。

4月1日，京汉特委、应山县委部分成员秘密转移至路东方家店卢玉成家，将党内文件，名册、关防印信进行销毁或深埋。次日晚，何恐、秦孝芬化装成商贩，由卢玉成派村支部文书卢泰护送到孝感王店搭火车赴汉口。

回乡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活动

何恐自应山来到武汉，得知武汉形势更加恶化，无法留在武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党组织安排他赴苏联学习。于出国前决定再次返回家乡。1928年12月16日晚，何恐又一次回到家乡竹溪县。

为了把革命斗争引入家乡，早在1926年11月，何恐即派共产党员何立人(何恐五弟)和进步青年陆树声、杨明智回到竹溪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又动员在汉的竹溪籍学生王慎五、尹积庵、丁天枢等人回到竹溪，开展革命活动。

何恐回到竹溪后，立即与他们汇合，多次在甘家岭子开会，分析竹溪革命斗争形势，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农民武装。在他们的领导下，竹溪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先后在中峰、龙坝、水坪等地斗地主、打土豪、减租减息，并没收了天台山和中峰青泉寺的公田公地，分给农民耕种。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组织了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成立了千余人的“农民军”，先后开展多次斗争。同年冬天，农民军在龙坝开展了一个多月的“打土豪、吃大户”的斗争。

何恐在竹溪城乡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政府的察觉，他们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拟定了逮捕计划。1929年1月的一天下午，何恐同五弟何立人、四弟何馥荪等在家里商量事情，被县保安队探知。队长邹次澎带领队员数名，冲进何家，妄图将他们一并抓获。在危急的情形下，何立人、何馥荪为救何恐躲避不及被逮捕，何恐乘机溜进后院，借助花台跃上房顶躲了起来。次日清晨，邹次澎再次率人将何家团团围住，以找枪支弹药为名进宅搜查。邹乘人不备，将自带的子弹偷放在何家瓷瓶里，被何恐六弟何楚铭发现制止。邹见栽脏不成，恼羞成怒，以异党分子为名，将何楚铭捆了起来，责令其交待何恐去向。之后，隔三岔五不断搜查。为了安全起见，何恐与父亲何常甫一起在堂屋楼上后门的右侧做了一条隧道，上面堆上谷子。何恐白天进隧道隐蔽，晚上出来进行革命活动，以此相持20余天。这期间，竹溪县的反动势力日趋嚣张，搜捕何恐的行动有增无减，并不断扬言要搜捕何恐余党，逮尽所谓异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何恐在农会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化装出城，于1929年2月7日晚离开竹溪。

杨献珍冒死探望，何记蛋厂英勇就义

何恐离开竹溪后，辗转安康、西安来到武汉。何恐在武汉刚一露面，便被叛徒万家佛发现，遭敌逮捕，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叛徒万家佛以叙旧情为由，诱逼何恐叛党，供出党组织情况，遭何恐严厉斥责。

1929年5月，反动当局将何恐从军法处转押到武昌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到这里不久，何恐即按照上级党秘密指示，把看守所当作新的战场，组织狱内斗争。他根据看守所条件差的情况，和难友们一起提出了提高生活待遇的几点要求：一是延长放风时间；二是允许家人探监；三是给难友们提供洗澡设施，减少疾病的发生。在他们的共同斗争下，看守所被迫答应了条件，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这期间，另一位志同道合的老乡、朋友杨献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探望何恐。二人同是郧阳老乡，远大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抱负又把两名热血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杨献珍的入党谈话人就是何恐。何恐在狱中的革命行动，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早就想杀害何恐，苦于一时拿不出判死罪的证据，只好判了何恐两年徒刑。面对敌人的判决书，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何恐拒不签字，并一次又一次地向法院提出控告。

每次回到看守所，何恐都要向难友们讲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的情形，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经常利用放风机会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何恐的教育鼓舞下，许多党团员在敌人的刀枪面前保持了革命气节，众多难友的觉悟也随之提高，看守所的难友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何恐在监狱继续斗争，写有《百花诗》《魔窟》等，控诉国民党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因在狱中组织“八一”暴动未成，于1930年9月7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何恐等下毒手。面对死亡，何恐泰然自若。何恐牺牲前在法庭上受审，面对法官“何恐、何恐，何所恃而不恐!”的责问，他豪迈地说：“主义正大，行为光明，何恐？我为马列主义，人类最崇高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乃我所持之理，有何之恐!”回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临刑前，他凛然怒声道：“杀了我何恐，背后还有千万个何恐。”并且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胜利属于红军！”口号声震撼武汉三镇。

——何恐在汉口何记蛋厂英勇就义，年仅30岁。

何恐，十七岁就抛弃富甲一方的家庭，告别新婚妻子，寻找真理，走上革命道路。不苟且，不屈服，在革命草创时代的初期，就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难能可贵的坚贞不渝和对信仰、真理的执着追求精神。

他是湖北乃至全国的早期共产党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没有过早牺牲，应该有更加不凡的历史作为与贡献。

原中央党校校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在谈到早年的战友、同乡何恐时，说：“何恐入党比我早，资历比我老。”70多年过去了，何恐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他所追求的理想也早已成为现实。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生前的战友、同志，已故的、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发表文章纪念他，湖北青运史编写组还出版了何恐的专辑。竹溪县实验中学德馨楼建有竹溪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何恐革命活动的珍贵照片，还有他的大理石全身和半身雕像。(孟正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