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7年祭：代价最大的士，是死士

　　1911年10月10日，对中国人来说，堪称盘古二次开天地。

　　因为就在这一天，统治中国268年的部落王朝，和有着2200年之久的中国封建帝制一道，寿终正寝。

　　回顾这一天它们的死亡过程，可谓猝死。

　　当然，这猝死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受到外部击打、被一击致命。

　　这一击就是发生在当晚的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武昌新军工程营传来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一群臂缠白带的新军向军械库楚望台发动攻击，之后进攻湖广总督府，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成功占领两地。

　　次日，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竖起两面十八星大旗。16日，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这场成功的起义就开端了辛亥革命，具体指挥者：连长吴兆麟，排长蔡济民，班长熊秉坤。

　　一个连长带着一个排长和班长发动的哗变,就推翻了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这确实令人惊讶。

　　但这却偶然之中的必然。不少人以为，这场起义是新军发动的，不是孙中山黄兴策划指挥的，与同盟会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发展新军革命党，这恰恰是孙黄播下的另一火种。事实证明，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参加起义的人到处听到咒诅谩骂之声，大清臣民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却很少听到恶声相加，而且国内各阶层人士还为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时光仅仅过了五年，人们对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因为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中国有识之士已彻底看清——满清专制政府不可能良心发现、去旧迎新，与虎谋皮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武昌首义五个月前，同盟会在广州又组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起义，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向全中国同胞宣示了推翻清政府的利器——新武精神。成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力量集结号。

　　那就是付出72死士代价的黄花岗起义。

　　这是同盟会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起义，选址广州。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组成“选锋”即敢死队，分十路汇攻两广总督衙门，首先占领广州，然后整兵，再分三路，一路攻湖南，一路出江西，一路在长江流域举兵，最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起义日期定在4月13日，黄兴为总司令。但是起义前发生了一连串不测事件，日期被迫推迟，最后十路大军只来了两路，800名选锋只到了120名，但黄兴还是坚持行动。

　　10月27日，120名 “选锋”整装待发。他们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个个都是三有青年：有思想，有信仰，有胆气。何以见得？家书为证。

　　“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入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以上分别是选锋队员方声洞、李晚、林觉民，临终诀别家书选段。尤其是林觉民《与妻书》，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

　　比起旧士人曾国藩教习子孙做稳奴才的家书，这些家书是多么激动人心。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理想热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批死士的出现，恰恰说明近代中国是有希望的。

　　10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120名选锋队员，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战至半夜，死伤大半，最后寡不敌众，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72烈士”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轰动。因为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精英赴死。以往同盟会的历次起义，基本上依靠会党和雇佣军，但是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精英骨干出动。据史料统计，“黄花岗72烈士”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都是各界精英。遇难者之一林觉民即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学生，被俘后牺牲的喻培伦，是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他们基本上受过很好的教育，就知识层面来讲，他们无疑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但他们却为理想、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并且走上了革命的最前线。什么事精英，他们用生命诠释，精英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

　　“黄花岗72烈士”之死，令孙中山非常痛心，他说: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武道一开，英雄即没有白流的鲜血，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由此，革命精英所彰显的新武精神，传遍神州大地。

　　那么，新武精神与古代尚武精神相比，新在哪里？

　　首先，“新”在民权思想。比如同盟会骨干林觉民，15岁进入全闽大学堂，还是中学生就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起义被俘赴死之际，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尚能“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先觉之民，视死如归，没有思想的演变做得到这一切么？

　　其次“新”在生命观。同盟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此有创造性贡献。他将民权新思想和禅道结合一处，鼓励华夏男儿重义轻生：

　　“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一个义士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可以刺杀他的主人。这正是现代大侠的品格。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章太炎还说，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当然，最后还必须提到日本武士道。迄今为止谈到辛亥革命，许多日本学者仍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他们的行事风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对于辛亥革命，日本思想家北一辉有一句日式评价：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所谓“助产士”，为日语当用汉字，翻译成汉语俗语，就是“接生婆”。

　　北一辉的话虽然从日本角度出发，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世人尽知日本于近代崛起，它的崛起无非两大倚杖。一为明治维新，引进西方先进政治文明，二为和魂即日本精神。近代和魂主要体现为“两道”： 武士道与神道。武士道偏于世俗信仰，神道偏于宗教信仰。这两道在日本称霸东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强心剂作用。也给了中国留日者以极大启示。信仰的力量未必万能，但却为一个民族崛起不可或缺。中国“革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兼容并包，以世俗先进的民主思想和传统宗教改良“双补”武士道，鼓励华夏男儿士勇猛无畏，以达众志成城、光复中华之目的。

　　代价最大的士，是死士。贪生怕死之徒，没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自黄花岗之后，同盟会革命党得到了全中国仁人志士的认同和追随，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摧枯拉朽“天下为私”旧王朝旧制度，奋力践行“天下为公”，做的都是大英雄事业。值得万代敬仰、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