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战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日本国内领主之间交战不休，加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等军事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有力改革，整个日本在战争的洗礼之后展现出了新的面貌，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都经历了一场剧变。而在混战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火器，也是在这段时期发展起来。

​中国火器在明代进入了空间的鼎盛时期，明太祖在统一全国之后，国内的手工制造业和矿冶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加上外族不断侵扰，迫使国家加大了研究火器的资金投入。火器的发展带动了和火器相关的科学技术理论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将这些理论体系整理成册，分门别类，出现了专门解说钢材冶炼，火药配比，军事训练等等方面的著作。例如赵士桢的《神器谱》，焦勖的《火攻挈要·造作铳模诸法》，茅元仪的《武备志》等书籍。朱棣用兵之时，不仅仅要求麾下将领讲究阵法和战法，也特别看中火器的运用，强调要以火器取胜。戚继光也曾说过，有精兵也无强器的军队就是个空壳子，称为“徒强”。

中国的火器理论已经在摸索之中成为体系，并且在后来渐渐东渡去了日本，日本学习中国的火器知识就便捷许多。彼时正值日本的战国时期，火器的传入，日本战国军事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倭寇，火器的传入的媒介

今天，有很多日本学者在研究火器传入之时认为，日本的火器最早是是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种子岛的。而根据南浦文之的《铁炮记》记载，在当时葡萄牙人的商船之上，有一位中国的儒生，他深谙日语，对葡萄牙语也是略懂。在葡萄牙人和种子岛交易的时候，是他在其中充当翻译的角色。这人名为“五峰”，根据后来的史学家研究，五峰便是后来横行东亚海域的倭寇首领汪直。当时，葡萄牙人手中的铁炮引起了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时尧的关注，葡萄牙人卖力在日本人面前演示。在汪直的帮助之下，种子岛时尧以重金买下了这两座铁炮。

​《铁炮记》对于铁炮的传入虽然详尽，但是在日本的历史学家看来，并不算准确。《铁炮记》的成书时间在铁炮传入后五十年，而且种子岛时尧的后人所作，不排除后人为了夸耀先祖功绩或者纪念先祖买炮而根据传说编纂的书籍。因为编纂者并非是亲身经历，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将《铁炮记》作为葡萄牙人传入铁炮的证据并不是最可信的。

而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端倪。书中记载，当时的福建人常常和日本人进行交易，交易的货品就是火器。朝鲜方认为如果日本人从中国得到大量的火器制作技术或者制作火器的硝石、硫磺等等材料，对于朝鲜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李氏朝鲜在沿海地区发现中国的流民，他们一定会将这些人遣返中国，一方面，他们想借此和中国打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新遏制住中国人和倭寇的交易，不然火器在日本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当时大量从中国往日本输出火器制造技术和制造材料的还是中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火器可能还包括火绳枪。众所周知，火绳枪是欧洲人发明的，火绳枪传入明朝之后发展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鸟铳。

戚继光的火器手和织田信长的铁炮军

明朝火器的发展，使得军中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在戚继光的手上，这中变革最为明显。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杂记》两本史料之中，对戚继光军中的火器手数量有着详尽的记载。洪武年间，军中火器手人数只占军队编制一成，而到了戚继光手上，火器手人数已经占得军队总人数的五成以上。

​明代已经开始渐渐出现了专门使用火器的部队，说明火器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军队内部结构的巨大变革，并且成为了对战时期的的新战斗力。另外在对新兵的训练模式，也因为火器的发展而发生了变革。比如明朝时期，在军中已经出现了仿制的鸟铳和新创的将军炮，因为武器的革新，必然会增加对火器手的训练。

戚继光是个十分善用地形的军事家，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创制的鸳鸯阵法，注重的就是阵型和阵型之间的切换训练。在实战之时，戚继光擅长将车、步、骑合用，创制七个车营，每营以车兵、步兵、骑兵建制，配置火器和兵器，按照实战要求协同作战的练兵，可谓将火器的实战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戚继光时期的火器手只是明朝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日本不仅仅从中国“借”来了火器和材料，也学习了不少现成的理论成果。

​织田信长可以说是日本大名之中第一个看到火器价值的大名了。织田信长是一个行为乖张，不走寻常路的怪人，他能在当时第一个发现火器的重要之处，也出于他这种异于常人的眼光和性格。织田信长是日本战国火器的最早推广者，他对铁炮十分着迷，耗费大量财力精力对铁炮进行研究，并且成了战国推广铁炮的中坚力量。

在织田信长心腹太田牛一所著的《信长公记》之中写道，信长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铁炮。后来织田信秀病死，织田信长继承家业。因为信长平日里乖张桀骜，很多人都认为信长只是一个不通政事的傻瓜。织田信长当上尾张守护第二年，迎来了自己未来的岳父美浓守斋藤道三。斋藤道三第一次见织田信长，可此前已经多次听人提起过信长，说信长只是个没有脑子的傻瓜。而当斋藤道三真正见到了信长，却见他练兵有道，还发现他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铁炮，根据后来的史学家们估算，信长手中的铁炮最起码已经有了200挺以上。

​斋藤道三回美浓的路途之中，他的部下问起斋藤道三对织田信长有什么看法，大约也是英雄眼中才能出英雄，斋藤道三一脸遗憾道：“可惜了，我的儿子只有资格给织田信长牵马。”在当时人们眼中，织田信长的种种做法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是愚蠢的。只有斋藤道三看到了他的潜力，这些铁炮无疑给织田信长加分不少。

1570 年长篠之战之前，信长军中的铁炮数量已经多达 3000 挺以上，并且已经有了系统的训练体系，操作技能也原来越专业。1570年，浅井长政联合朝仓家和信长对抗，信长联合德川家康帅兵2万多人攻打小谷城，而这支联军所带来的铁炮就足足有3000多挺，浅井长政一方迅速显露败势。而织田信长在这场战役之中，最先攻下的，就是当时日本最为著名的铁炮生产地，国友村。

长篠之战，日本火器的新纪元

长篠之战距离火器传入日本仅仅只有30年的时间，织田信长已经将铁炮完美融合进战术之中，而这场战役就是典型的新式军队和旧式军队的对抗。织田信长以铁炮军战胜了武田家引以为傲的骑兵，在日本的战争史上，这就是一个跨时代的里程碑，完全改变了日本人的作战方式。

1573年，武田信玄病死，奥平贞昌背叛了武田氏，而归顺了德川家康。继任家督的武田胜赖为了一雪耻辱，率领1.5万士兵攻向长篠。武田氏骑兵的猛攻让长篠危在旦夕，奥平贞昌立马联系了岳父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率领3.8万人前往支援。武田军以擅长骑兵著称，于是信长便命人修筑了长长的防马栅，就是想要防止武田的猛攻。

​面对人数多于自己一倍以上的军队，和不利于战斗的地形，武田信玄竟然不退反进，想要一举攻下。他这么做无非因为信长一直让军队佯装作士气低迷的模样，又遣人时不时放一些零星的散炮。武田信玄当时正在丧父之痛和背叛之耻中，已经失去了理智，在他看来，织田信长的那些炮声，无非就是向自己挑衅，所以武田毫不犹豫地跳进了信长的套路之中。

决战当日，武田军接连受到织田信长铁炮军的猛轰，连连被迫撤退，然还是有一万多士兵死在织田、德川联军的铁炮和刀枪之下。这场战役让武田军的有生力量几乎消耗殆尽，武田胜赖险些死在铁炮之下。长篠之战改变了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作战思想，而这一场战役，也让早已拥有自己的铁炮军的织田信长信心大增，开始了自己统一日本的事业。

战国后的火器取缔政策

长篠之战后，火器在日本战国时代的使用开始越来越频繁，铁炮队也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主要兵种之一 ，一套完善的从制造火器到使用火器的理论体系已经开始慢慢成熟。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加强了对民间武器的管控力度，完全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技术垄断在自己手中。德川家康也曾经下令严控诸藩地订购铁炮，并且将所有的铁炮制造工匠请到长滨，给他们加官进爵，以此控制他们。社会安定下来之后，这些火器取缔政策纷纷出台，火器的产量日渐减少，到了最后，铁炮的制造仅仅是为了武士礼仪行列而已。

​（左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另外，虽然火器在战争年代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武士们对火器的反对声却越来越多。论其原因，无非是武士心中固有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在武士心目中，刀才是灵魂所在，他们的理想之中，人的力量应该源自于自己而非火器。他们强调自我修行，自我论证，在肉体和精神上达到双重的提升。

而火器的出现让他们有了新的危机感，似乎只要火器存在，就会让身心修养极差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力量。所以，铁炮威力强大，但是是“足轻”使用的武器，配不上武士阶级。一旦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对于象征精神的武士刀更加偏爱，也就渐渐选择性遗忘了这些火器。

总结：

日本的军事思想一直深受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两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之中一直保持着“重道轻器”的主流思想。大多数的古代军事家都认为在战争之中取胜的最主要的因素永远是大将的智谋，而对于武器在战争之中的作用是比较看轻的。到了中国明代，火器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当时的军事理论家已经开始提出“器胜”的观念。这种思想已经非常贴近于近代战争，已经处与时代的先列。

马克思所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明朝火器的长足发展，让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政治、军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人的“拿来主义”精神的确是日本在近代史中不断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参考资料：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华书局，2001

宇田川武久——《鉄砲と戦国合戦》，吉川弘文館，2002 年

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