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群体是常常被史家忽视的，不论是官修历史，还是相对独立的民间历史叙事，似乎都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那就是商人阶层。这本也可以理解：在中国古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话语权最弱，而且对社会变迁的作用也确实并不显见。可是到了近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五口通商和清朝“自改革”运动的推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终于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大规模兴建工厂，由此刺激了清政府，作为回应，政府也开始允许民间办厂。一个全新的本土企业家阶层从此兴起，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艰难险阻，逐渐壮大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阶层的命运被又一次的大变局彻底改变，本土企业家的传统算是暂时走到了尽头。

从洋务运动算起，这是一段长达70年的漫长历史。奇怪的是，很久以来，都没有人试图去描述这段历史，以及其中那些精彩绝伦却又充满无奈的个体——中国近现代的大企业家们。幸好仍然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说起来让人不可思议的空白，早在几年前就为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著书立传，这部书，就是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影响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

从江南启程，一路追寻到西南，又耗费了两三年的时间阅读和爬梳史料，准备了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才开始动笔写作，这种审慎细致的写作态度，在今日也算是罕见的了。但做历史，最重要的还是眼光，也就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史识”。读这本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具有的那种历史洞察力，也就是从各种看似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中，勾勒出一个人的精神肖像、一个群体的精神面貌，整合出对读者观念具有冲击力的视角和观点，且经得起质证的能力。

比如作者提出的“实业家”概念，就是对这个词的重新定义。在作者看来，过去常用的那个含有高度政治含义的“资本家”，完全无法包涵“实业家”这个词的精神意味。盖因所谓“资本家”，至少从字面上看，只突出了其拥有“资本”，也就是比普通人“有钱”这一点，而“实业家”，指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甚至将企业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大商人，这样的人，有经济创造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在价值观上，既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帮助推动着“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等理念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也由此塑造着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兼具家国情怀和赚钱能力的一代大商人。

说是“一代”，其实这本书里讲述的大商人的故事，从清末状元张謇办厂开始算起，到民生轮船公司的传奇总经理卢作孚被逼自尽，前后五十余年，可以说是跨越了几代人。

很多人都觉得，张謇这样的书生，怎么就成了中国近代本土实业家的先驱呢？

可就是这样一个读书人，中了状元之后仅过了两年，就于1896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家乡南通开办了第一个纱厂。整个创业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一开始，张謇和其他董事想通过官招商办的形式，为企业筹集资金，但募股公告在媒体刊登了数月，一直应者寥寥。这条路只得放弃，改为官商合办，尽管募股同样困难，但历经坎坷，在与盛宣怀签订了合办协议后，总算是把大生纱厂开了起来。此后还曾延续了二十余年的辉煌，直到最后，由于资金链断裂，又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加上企业内部不团结，导致这艘曾经的民族工业大船触胶搁浅。不过，在大生纱厂之外，张謇的事业还是留存了下来。从1905年起，他就在南通主持了地方自治的大业，兴学、修路，种树，还在全国最早办了电厂，通了电灯。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把原本不成规模的南通城，建设成了全国第一的模范城，引得国人争相效仿，张謇自己也随之被称为“南通张”。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正是因了张謇的眼光和魄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南通城。这位状元还倡导“营志重于营利”，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由他信任的学生管理，主要工作就是开垦荒田，为后代留下更多可用的资源。他深知，这是一桩与公益有关的事业，在南通，除了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做，因为这终究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这桩事业，尽管进行得也不顺利，却替垦荒这件始终不太为人重视的事业开了先河，也算是张謇给南通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吧。

说起来或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本书里描写的所有实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书生气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是个“读书人”。这里所说的“读书人”，未必是说他们都具有和张謇一样的状元头衔，或者都像穆藕初、范旭东那样，有过留洋的经历，而是他们身上都有读书人气质，比如荣德生，虽只念过五六年的私塾，但中国文化的教养却不浅，著有《人道须知》、《乐年自订行年纪事》等，还和创办了江南大学，请到钱穆等名家，为江南文脉的保存出了大力。这是一种难得的担当精神，为企业担当，为民族利益担当，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企业的利润，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组织了被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早在他在实业界站稳脚跟之前，就有周善培、梁漱溟等知名人士赏识他的人品和才能。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靠着仅有22条中国船，外加两艘挂法国旗的船，承担了90%的运输量，却只收取几位低廉的运费，这部分损失在当时就高达400万元，而且还要经历无数命悬一线的风险，但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员工，就是靠着“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的企业精神，在腥风血雨中，完成了整个撤退计划，为工业保存了实力，给中国抗战的胜利留下了一丝希望。而论学历，这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仅仅是小学毕业，当罗家伦邀请他上大学讲坛时，他自嘲为“小学博士”。他也不是多么有钱的人，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直都是粗茶淡饭式的。这位大老板一直只穿长衫，连西服都是访美时听了朋友的建议才定做的。资金都用到了企业的发展上，个人没有任何的享受。时过境迁，这样的做法说起来虽有些过时，不合现代企业的理念，但在卢作孚创业的年代，以及在此之前，很多很多的企业家，都是靠着勤俭才创出了一片天地。比如张謇的日常生活也一直很简单，午饭吃得丰盛些，也不过是四菜一汤，而且与佣人一起进餐，直到晚年才看开了，修建了几处别墅，生活中略有享受。还有荣氏兄弟中的弟弟荣德生，他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这样的例子，在《大商人》这本书里还有不少。可惜的是，当时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善待这批心怀天下的精英。书中用不少篇幅写了大商人在企业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同当时的民国政府的博弈。这注定是一场又一场败多胜少的“战役”，却常常需要耗尽企业创始人及领袖所有的精力，只为自己手创的企业不被觊觎、不被吞并。书中写到的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有过这样让人痛苦不堪的经历。比如张謇的大生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是获利全分，但首先支付的一定是官利，也就是官方股份的红利。而即使是在公司经营最为困难的时候，张謇也不会拖欠官利，甚至无奈之下，不惜抽调股本，尽管他很清楚，这将使企业运转更加困难，但也好无办法。

还有荣氏兄弟的企业，更是深受权力的染指和侵害，差一点就没能从搁浅中走出来，被宋子文的资本生生吞并。宋子文很早就觊觎申新，想要把它由官方资本控股，最后由于跟荣家交好的银行家陈光甫和李芸侯的介入，宋子文的意图才没有达成。还有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事件，也是颇为蹊跷，很可能是一起官匪勾结的敲诈案件。此后内战打响，货币严重贬值，荣家的财富瞬间大量蒸发，让仍健在的创始人之一荣德生悲愤不已。还有“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写到这里，不能不想到这群人里，命运最具悲剧性的卢作孚的弃世。历史竟会如此残酷地对待这群企业家，这大概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