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界公认的大师，侯孝贤罕少拍武侠，这让《刺客聂隐娘》从开拍就备受瞩目。但人们最终会发现，侯孝贤还是那个侯孝贤。虽然演员着了唐装，说着文言，侯孝贤依旧还是使用擅长的长镜头，场景切换仍“任性”地不在乎是否衔接无间。

人设：“侠”首先是人

武侠片是侯孝贤心心念念要拍的电影，“还没拍电影时就想了”。打小爱读武侠小说的侯孝贤，到小学六年级，已经几乎看遍所有能找到的武侠书。高中时，侯孝贤不停念叨一句：“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明显颠倒本来语序的宣告，道出了侯孝贤对“侠”的理解：“侠其实很累的，因为他要判断，该不该打抱不平。你不能被骗了，否则不是要亏欠一辈子吗？帮助人的尺度也非常难拿捏，有些人是不能帮的，你越帮他越惨，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侠客是为救难、救急，为正义，但人毕竟都是人，有时候可能会出差错。”

还有个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侠再怎么厉害，还是要吃饭的，对人情世故要练达到一个程度。当侠客是很辛苦的，假如骨头又很硬的话，那更辛苦了，不能偷、不能抢。做临时劳力吗？把武术当做生活的用具？”

侯孝贤执导每部电影的动力就是人物，这也是他的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根本。在他看来，即便一名刺客，“最后还是人”。这也是他想改编唐传奇《聂隐娘》的原因。唐朝以前的武侠小说，刺客、侠客的世界观单一、没有思想，宛如李白形容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到唐代传奇，主角的选择就出现思想斗争了。

1732字的《聂隐娘》被改编成电影后，展现了一名刺客的“醒觉”历程。她有过两次踟蹰：十岁女孩被训练的13年（原文是5年）中，聂隐娘动过一次恻隐之心，看见对方跟小孩玩耍，没忍心下手，放弃执行任务；师傅让聂隐娘取表兄首级，还教导她“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则千百人可以杀之”，但聂隐娘终究没有下手，师傅只能叹息“汝剑术已成，却不能斩绝人伦之亲，可惜了……”

聂隐娘的价值观是在瓦解中重建，也就是侯孝贤所偏爱的她人性的苏醒：“每当主角试图逃脱传统习惯规范时也就关涉侠义。她执行任务时动了恻隐之心，对于刺客这件事怀疑动摇了，所以武功在一夕间瓦解。她脑袋还隐藏了一个匕首──是道姑把它放在那里，好让她随时拔出来，但一夕间都不管用了。这和传统武侠小说完全不同。”

动作：不能为打而打

或许因为侯孝贤是个被认为有江湖气的导演，所以长久之中始终不放弃拍武侠的梦想。在法国人拍摄他的纪录片《侯孝贤画传》里，他推崇“雄性”，因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他更怀念人与人之间像狗在撕咬的世界。

这样说，是有底气的。大家都知道侯导孝贤年轻时曾为“黑社会”的经历：“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打架，高中就一直是‘留校察看’的状态也毕不了业，所以也没法考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城隍庙一带活动，那里有个铁器店，我们就拿很多武器跟人家火并。最严重一次，我是把士官俱乐部的大门给砸了，还有一次我跟两个兄弟背着砍刀在大街上找仇家，后来被警察发现，我们被迫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就成了《风柜来的人》的拍摄地。”

甚至，他还亲身经历了一场黑帮遭遇战——在黑夜中看到了双方冷兵器交战而打出的火花：“有人肯定要问，我们这种火并会不会死人？完全不会，受伤都是轻伤，毕竟大家都是中小学生的样子啦，反倒是那种伏击战可能会要命。”

“在动作部分，侯导没有去追求什么傲人的和了不得的动作表现，他更多的是要讲人的能力，所以动作部分是我们感觉最困难的，我们的武指（董玮）常常为此头疼，因为过火了侯导不喜欢，火候不到又完全没有视觉表现力。”担任《刺客聂隐娘》摄影的李屏宾称，片中一切动作戏为剧情服务，绝不会“为了打而打”。侯孝贤进一步解释这个理念：“尤其是刺客，他根本不能曝光太久，基本上是能一刀解决就解决了。所以我设计的打斗基本上都是这样，很干脆。每次打斗要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聂隐娘和田季安两人有过一段情，她要让他认出她来，她才下手，没想到田季安拼命打，半天也没认出来。后来他才回想起来，就讲起以前的事。我更看重这些细节的安排，会产生一种戏剧性。”

意境：流动光影中的唐诗

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面对首批观影观众时，《刺客聂隐娘》得到两极评价，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电影画面的唯美。为武侠的发生设置幽远浪漫的意境，于细枝末节赋予情致古韵，是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

徐浩峰曾经评点中国的武侠片说：“武侠片的不衰，不是补充现实生活的细节，而是补充古典文化典故”。早期的武侠片大师张彻、胡金铨，虽然身在台湾，可熟读明史，他们的片子有一种共性：不管故事有多荒谬，片头总要先念白一段史书。《刺客聂隐娘》的台词也都是古文。念对白成了影片拍摄过程中的挑战，张震说：“台词跟剧本一样很难读，要花很多功夫。我们看唐人小说，三页纸我都读不完。”

侯孝贤以往执导电影很少如此，他更倾向于让演员在自然情境下随性发挥。侯孝贤对此的解释是：为了增强历史感。“文言文，其实它就是一个字一个意思，商朝的时候，要记录，要刻下来。但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不是文言文，但接近，不是白话，所以比较难。以前人的讲话，比较简洁。里面的师父讲的就是当时的口语了。”

在对整个故事大背景唐代的构建，侯孝贤花了一年时间，翻阅各种史书典籍——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笔记小说，研究藩镇制度与节度使制度的书……包括研究壁画等艺术品遗留。最后展现在片中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唐朝，在侯孝贤眼里是个恢弘气派的国际都市。“那时候很开放。一夫可以多妾，女子也很开放。”

他到湖北的武当山、神农架、恩施等地取景，在台湾搭起木建筑，还跑到日本专门拍摄遣唐使的段落。侯孝贤想展现“一部流动的、光影中的唐诗”，正如影片被称道的多个大景深下的空镜头，幽远灵动，颇具中国传统的写意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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