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立

人物档案：

方立（别名龙泉山人、方碧文等），浙江淳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党，1971年6月提干。1990年5月，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筹建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信息组副组长。1996年后分别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国际研究局局长，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聘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专著有《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1992年）、《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社会主义》（1998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古丝绸之路的当今对话》（2006年）等。主编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探》等3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求是、解放军报等刊物发表文章200余篇400余万字。书法作品入编《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年鉴》等辞书。

▲　方立行书作品：《老子》句扇面五　34cm×68cm

宋尚意

——宋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　文／方立

编者按：应本刊之约，方立先生以《中国书法研究入门》为题撰写系列文章在本刊连载，本期发表的《宋尚意》系第七篇。作者认为，尚意的含义，明朝项穆解释为：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未形之相也，既形之心也”的“意”，是作者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然流露，是超越法度而更为深潜的艺术思想，是反映艺术特质的东西。“尚意”成为宋代书法及其理论总的精神，这是宋代书法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宋代书法理论发展的总体特征。敬请关注和讨论。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至女真人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颠覆赵宋政权，北宋结束。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史称南宋。宋王朝从开始就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虽然在对外关系上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却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造就了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在书法方面，北宋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法，不仅能够与尚韵的晋书、尚法的唐书争辉，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继晋、唐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北宋前期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书法，基本沿袭唐、五代的流风。北宋后期的仁宗到钦宗的六朝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崛起为标志，代表着宋代尚意书学的最高水平。他们在汲取前人技法基础上，以独特的尚意艺术风格享誉宋代书坛，被后人称为书法宋四家。

尚意的含义，明朝项穆解释为：未形之相也，既形之心也。项穆在《书法雅言》中的原话是这样的：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可见，这个“意”，是作者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然流露，是超越法度而更为深潜的艺术思想，是反映艺术特质的东西。

▲　方立行书作品：桂生高岭莲出绿波　50cm×100cm

宋代书法实践

宋代初期书法发展比较缓慢，大部分书法史属于帖学。这不仅因为北宋前期的书家几乎都来自五代十国的降臣，实际上是五代书风的延续，还因为宋初书坛的一个重大事件左右着书风发展。

宋太宗即位前就酷嗜书法，曾购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的墨迹。宋太宗即位后，宋廷先后得二王、桓温、钟繇、张芝以及唐人遗墨、石版书籍。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把内府珍藏所有真迹法帖，命令侍书王著主事编辑《淳化阁帖》共10卷，时称《法帖》，又称《阁帖》。这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集汇帖，被后世奉为法帖之祖，收自仓颉至唐100名书法家419帖。

《淳化阁帖》问世后，宋太宗“凡大臣登二府（中书省、枢密院），皆以赐焉。”这不仅对古代书法艺术起到了保存作用，而且产生了极大的传播功能，由此带动了全国上下习帖、刻帖之风。由于该帖初创，错讹之处甚多，当时名家以及历代贬褒不一。因此，有关帖子真伪优劣的研究以及书法作品收藏鉴赏考评热潮也随之而起，尤其是习帖之风经久不衰。针对《阁帖》中伪造、重出、误署等错误，后人做了大量考证研究著作。如黄伯思《法帖勘误》、徐朝弼《淳化帖集粹》等。到宋代，《阁帖》的翻刻本包括《潭帖》、《临江帖》《大观帖》等不下30种。

帖学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帖中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导致唯二王是尊，唯帖是学。当时书坛虽然效仿王著等代表人物书法者甚多，但始终沿袭唐末衰陋之习，猎奇贪多。故朱长文《墨池编》曰：“学者唯工大小篆八分楷草行草为法足矣，不必究心于诸体尔。”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按照自己个性和修养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造成了宋初书坛的颓唐。

宋代建国50年前后，随着李宗谔、宋绶、周越等本土书法家的出现，书坛开始有所变化，由趋时附贵的实用主义把持。这是因为，北宋前期书坛的学书者，因为五代动乱打断了书法师生相传的绵长传统，书法家们可以抛开既成书法的束缚，所以大多不愿意师法故人，既促进了书家的大胆创新，也使大部分书家采取实用主义的趋时所尚，出现了趋时贵书现象。李宗谔在翰林院供职20多年，作为记录皇帝言行并撰写诏令的亲信，手执文柄大权并长期主文，门下学子为博得欢心，纷纷模仿其书法，无意中成为一代书风的始作俑者。这虽然成为以后欧阳修创新主张得到响应、尚意书风能够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李宗谔“肥扁朴拙”的书法造诣毫无新气象可言。作为文学德望均为一代宗师宋绶的书法亦趋步唐人，清秀得力于萧诚，攲侧出自徐浩，虽然名噪一时，但仍然属于法度盛严的旧风。因此，宋代书坛总体仍然沉闷孱弱。

打破宋代书坛百年沉闷局面的书法创新，由北宋后期以欧阳修和蔡襄的书法活动为中心展开。他们为结束当时书坛弱局，开创和完善了尚意书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针对宋代延续了百余年书坛弊病，大声疾呼“学书自当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书奴”。他认为：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他的感慨之声，成为振兴宋代书法的强大号召。欧阳修不仅意识到延续唐代尚法高峰挡住了前进道路，需要另辟蹊径、走出“尚意”新路，而且提出了宋代书法振兴的任务。他针对唐人书法严谨有序的特点，更强调书法的抒情功能，认为“意态无穷”应该放在书法审美最重要位置，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使书法进一步摆脱和淡化了儒家宣扬的济世功能。他还通过对颜真卿的充分肯定，开启了宋四家由唐溯晋的新风。由于欧阳修的倡导，宋四家均取法颜书又不蹈袭前人，为沉闷迟滞的宋代书苑注入强烈的创新意识，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欧阳修尚意书法主张，不仅指导着书法家们的实践，也是宋代书法理论的精髓所在。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善于理性思考的一个朝代，格物致知是这个朝代的理学追求。这种追求影响到书法领域，那就是宋人对古文字学和碑刻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丰硕成果。除当时没有现世的甲骨文外，在钟鼎礼器、石鼓帛竹、摩崖石刻、历代碑记、篆刻印章等各个方面，宋人都有深入研究。今天，人们仍然能够见到的学术专著就有二千多种两百余卷，是整个唐代书法理论著作的两倍多。这种专门研究，成为宋人书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人经过对魏晋行草楷书等新体创立期和唐朝书法法度完备期的深入总结和研究，把书法发展目标的视野投向法外，探索追求书法新境界。

文人书法的兴起，也是宋代书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宋代是一个文化盛世，是大批文人聚集的黄金时代，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深深地烙上了文人印记。作为宋朝一代文体领袖，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力戒文体积弊，其学术思想和书法主张直接影响了苏轼等一大批学者。文人画始于宋代，所谓的文人书也始于宋代。宋初书坛上的无为，是帖学盛行带来的消极影响，直到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家提出由“唐溯晋，摒弃帖学”的主张，仿佛一缕清风让宋代书坛为之一振，打破了沉闷局面。由于他们不仅擅长行书，而且都是大文人，不论书写还是作画，都要把自己的文人修养融入其中，从而拉开文人书法的时代序幕。

到了南宋，书坛又转入沉寂状态，大都延续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风，缺少鲜明创作个性，相比较北宋书坛的盛况，已大不如前。

与宋朝共存的辽、金虽然都有本族文字，但汉字传统和书法魅力对他们都有不同程度影响，辽代没有人们所认可的著名书家。金代书法模拟宋朝为主，整体具有磅礴气势，一点不逊色于南宋书法。

▲　方立篆书作品：王维《相思》　136cm×34cm

宋代书家

宋初，文化仍然受到五代十国影响，支撑书坛大梁的书家几乎都来自十国降臣。如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投降的蜀国李建中、王著等人，开宝八年（975年）投降的南唐徐铉和吴越钱惟治等人。因此，宋初延续了晚唐五国书风。

北宋前期书家中，李建中（945-1013）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是洛阳人，字得中，宋太祖乾德3年（965）由蜀降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及进士第，历官著作佐郎、太常博士、金郎员外郎等，因曾经掌管西京御史台，后人亦称李西台。《宋史》评价他的书法：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楷八分亦妙，人多模习。

王著（？-990），字知微，成都人，蜀亡降宋，官至翰林侍书。他师宗二王、虞世南，世称小王书。对他的书法见仁见智、贬褒不一。有的认为“极其遒劲”，有的讥讽为“全无骨力”。黄庭坚肯定他善于用笔，哀叹他缺乏学养而落下“病韵”。

徐铉（917-992），字鼎臣，广陵（今扬州）人。先在南唐官至吏部尚书，降宋后历任给事、散骑常侍。他被认为是继李斯、李阳冰二李之后的篆书大家，甚至被认为与二李比肩的篆书大家。《宣和书谱》这样评价他的篆书：“识者谓自阳冰之后，续篆法者唯铉而已”。他还参与《说文解字》的修订和整理。传世作品有摹秦李斯《峄山刻石》、古文《千字文》等。

李宗谔（965-1013），字昌武，太宗朝宰相李昉第三子，雍熙二年（985）进士及第，历任集贤校理、秘书郎。真宗朝历起居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米芾说他的书法肥扁朴拙，实际平平而已。因此，他左右一代的书风也因随着自己仙逝而烟消云散。

北宋前期书家还有宋绶、周越、宋太宗、苏舜钦、范仲淹等人。

北宋后期书法以欧阳修和蔡襄的书法活动为中心展开，伴随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崛起，开创和完善了尚意书风。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与尹洙、梅尧臣等以诗文结交，名冠天下。他的书法成就更多体现在理论建树上，其中《集古录》比较集中地记述了他对书法的分析和总结。欧阳修大力提出学书为乐、学书消遣的个性化观点，一改唐人学书功利至上论，打破了晋唐以来书法中和平正、重视形式统一的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使书法进一步摆脱和淡化了儒家宣扬的济世功能。欧阳修尚意书法主张，极大推动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兴起。

如果说，欧阳修书法的主要成就在理论方面，那么他的好友蔡襄的主要功绩则在实践方面。他们携手共计，成就了宋代书法高峰。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赠吏部侍郎。他一生醉心翰墨，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是四家中年龄最长者。蔡襄论书，重视内在神气、风韵、意趣，形似次之。他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中云：“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蔡襄以“神气”与“形似”对举，强调重视书法内在精神意蕴，外在“形似”是次要的。他主张书宗魏晋、尚真趣，即通过复古来创新，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他提出：运笔布局之法，自抒心得。这成为书家之圭臬。蔡襄先学擅院体的周越，稍后得字法于宋绶，接着是追杨凝式、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和二王父子等唐晋大家，继求新求变，形成自己温润含蓄、清健严谨的风格。在蔡襄所能的各种书体中，欧阳修为他排出等次：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今天能够见到蔡襄最早的作品是楷书《门屏帖》，风格接近宋绶；稍后于1047年的楷书作品《虚堂诗帖》，是他35岁时所作，也是他传世作品最早有记年者；大约在蔡襄40岁（1051）的行书作品《自书诗卷》，是他的中年代表作。最能代表蔡襄行楷风格的，是他50岁前后的作品，如行书《远蒙帖》、楷书《澄心堂帖》等，流畅圆润，端谨沉稳。但是，他的书法还不能成为宋代尚意书法的真正代表。

神宗以后，宋代书坛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以尚意书风为特点，迎来新的兴盛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雪堂、东坡、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嘉佑二年（1057）进士，晋任风翔府判官。熙宁中上书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出为杭州通判。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系狱，责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元祐间旧党当政，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被洛党贾易等人所攻，出知颍州，徙扬州。七年，以兵部尚书召还，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圣初，以讥斥先朝、诽谤先帝之罪名，3次遭到贬谪。徽宗即位赦还，次年病逝于常州。

苏轼是尚意书风的领军人物。早年，他在思想上怀有儒家入世的态度，兼有纵横家的气质，抱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高度热情。中年以后，仕途道路几经坎坷，尤其经历所谓诽谤朝政之罪的乌台诗案，险些断了性命之后，虽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但本州安置和不得签署公事。苏轼的豪情壮志烟消云散，转向参禅问道。作为当时佛教主流的禅宗教义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随缘任运即是解脱，这些对于苏轼无疑是消愁丹。禅宗蔑视权威、不为法律束缚的胆魄，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等思想，不仅激发了苏轼在书法上挑战和批评先贤的勇气，还帮助他在创作时越来越自由无羁的发挥。苏轼流放黄州后的10来年间，留下的优秀作品很多，是他向尚意书风过渡的转折点。如《李白仙诗卷》、《获见帖》、《一夜帖》、《黄州寒食诗》等。其中，《黄州寒食诗》被誉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由于党派之争，苏轼死后不久的崇宁、大观年间，蔡京禁止苏轼、黄庭坚的墨迹，所以苏轼晚年流传下来的作品比较少。

苏轼学识渊博，才气豪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之一。他作为宋代尚意书法的领军人物，在书法实践和美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按照黄庭坚的说法，苏轼人少时规事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晚乃喜李北海。苏轼对王羲之、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以及杨凝式等人的书法都下功夫学过。他在师法这些名家中又有选择，学习颜真卿的楷书是《东方朔画赞》，行书则是《争座位帖》。他对师法对象的精专选择，带来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效果。

苏轼书风的形成同他的执笔方法也有关系。他是拇指、食指、中指执笔，被称为拨灯法的单钩执笔法。这种执笔法，也使他的书法经常表现出左秀右拙、点画厚重简短的特点。最能够体现宋人尚意书风的，是苏轼的行书。他在黄州时期的书法，是向尚意书风过渡的转折点。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和其师苏轼同为一代文宗，又占书坛风流，尚意自成一代追求。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涪翁、山谷道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三年（1066）进士。历叶县尉、国子监教授、太和知县。哲宗时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提拔为起居舍人，后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新党谓《实录》多诬，贬之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迁戎州安置。三年，复鄂州盐税。徽宗崇宁二年（1103）因所作《承天院塔记》被告讦为“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崇宁三年（1104）徙永州。绍兴初，追谥文节。

黄庭坚与秦观、张耒、晁补同游苏轼门下，并称苏门四学子。在书法上，他同老师苏轼一样，力矫唐人尚法以来形成的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倡导推陈出新。面对固然留下的大量书法遗迹，他有借鉴、有创意地学习吸收。比如，他学习《兰亭》，学到的是此帖小字最难得的宽绰而有余，以及超神入化的笔意。他认为，学习兰亭，不师其笔意便作形势，正如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丑。他又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勇气，开创了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且轶于时代之外的书风。苏轼赞曰：鲁直以平等观作攲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黄庭坚早期的书法结构端正、结字扁平，点画简短厚重，同老师苏轼的行楷相似。他通过自我反省，作出相应调整：用笔加强了点画提按起伏的力度和粗细长短的对比；结构改变以往的端正均匀为中宫敛结，又长笔四展呈辐射状。由此，呈现出他的个人风格。

黄庭坚书法虽然日有一日之境界，但始终精进不已。他自己说，在黔南时，没有觉得自己的书字绵软；移至戎州以后，见了旧书就感到面目可憎了，大概10个字之中只有3、4个是勉强可以的。到了他因为“幸灾谤国”罪被贬宜州以后，政治生涯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人生的悲喜交集也使他大彻大悟，由此领悟了艺术真谛，书法越来越精妙。此时，他的大字行书笔实意足、古拙生辣，一种郁勃不平之气在字里行间激荡。他用笔独特，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右顿笔，然后平出，下笔注重变化，收笔回锋，善于藏锋、注意顿挫，用画竹子的方法写字，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每个字都像旋风一样，气魄宏大神采飞扬，透着轩昂的文人气。黄庭坚认为，书法俗气与否，韵与不韵，取决于书者人格、修养、文化等方面的素养。

宋四家的最后一位是米芾（1051-1108），字元章，号火正后人、鹿门居士、襄阳漫仕、海岳外史等。襄阳（今湖北）人，后迁居丹徒。元佑七年（1092）为雍丘令。旧党失势，乞监中岳庙。绍圣四年（1097）为涟水军使。崇宁五年（1106）为书画二学博士，迁礼部员外郎，故人称米南宫。他为人狂放怪异，有洁癖，喜欢奇石，冠服效唐人。人称米颠或者米痴。善行草书。他说，自己行草书风的行草，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之长，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祖也。

这里的所谓集古字，是他泥古不化的阶段，别人很容易看出师出何处，所以未能立家。到了既老自成家阶段，是他学古化古、自成一家的时候。所以，别人不知何以为祖了。

米芾在31岁（1082）前，大都学习唐人书法，以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对他影响最深刻。他非常推崇颜真卿的《争座位帖》，认为此帖“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他书法中的一些特殊笔法，比如竖钩徒起、蟹爪钩等都出自此帖。他把颜氏偶尔为之的笔法强化以后，成为自己书法中无处不在的一种习惯。唐代书家中，褚遂良用笔最精细、体态最生动，米芾极欣赏，尤其喜欢他的小字行书，学习也最久。他说，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因此，米芾对褚氏小字行书学得最像。

米芾在31岁以后，也就是长沙任满以后，特地到黄州拜谒了谪居二年的苏轼，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苏轼不仅肯定米芾书法，而且要他专学晋人。他离开黄州以后，开始留心收集魏晋法帖，先后得到王献之《中秋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这些难得的稀世珍品为他鉴古开今提供了契机和源头。在魏晋诸大家中，他受益最多的是王献之。

米芾一日不研习书法，便觉思涩。同时有自己独特学习方法。他先通过临摹拓展，掌握字的点画位置和基本技法，然后对本临写，以意会之。借古人陈迹进行取舍，实现自我心境的表达。米芾的传世作品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苕溪诗卷》、《蜀素帖》、《研山铭》等。其中《蜀素帖》章法疏密相间，飞扬跌荡，笔势沉着痛快，用笔强调起、收、转折处的提按顿挫，字态左右倾侧，摇曳多姿，甚至上紧下松，头重脚轻，所谓“米胜在姿”。

北宋还有薛绍彭、蔡京、蔡卞、宋徽宗赵佶等书家，他们依然沉浸在研习二王为代表的古典书法中，有别于当时的尚意书风。

和北宋相比，南宋的书法显得十分平庸，基本为苏、黄、米3家书风所笼罩，包括王安中、陆游、米友仁等书家。到了南宋，由于碑刻本大量流行和高宗尊崇二王书法，也涌现出一批不同于尚意书风的、以古法为宗的书家，吴说、朱熹、赵孟坚是其中的佼佼者。

赵孟坚(1199—1277)，字子固，号彝斋、彝斋居士，浙江海盐人，赵孟頫从兄，宋太祖十一世孙。宝庆二年（1226）进士，知诸暨县，景定初（1260）迁翰林学士承旨。喜收集名迹，能诗，善书法，尤工水墨梅兰竹石。赵孟坚为人生性耿直，常以梅、兰、竹等高洁之物表现其高尚的人品。南宋亡后，他放弃高官厚禄，归隐到江南的广陈镇，从而结束了短暂的仕途生涯，但是其艺术道路却越走越宽。著有《彝斋文编》、《自书诗稿》、《岁寒三友图》等作品。

据传，赵孟坚所藏《定武兰亭》，在他遭遇水灾时，所有家当尽失，唯有兰亭抢出。他说，生命可轻，至宝是保。世人称此本为“落水本兰亭”。赵孟坚书法师法钟繇、王献之、李邕，近学黄庭坚、米芾等人，以行草书见长。他的书法和绘画用笔柔中带刚，笔画强劲，有一股柔美的秀风。他的行草书点画对比十分强烈，随手涂抹、恣肆狂态，经常使人错愕。用笔矫健，翻转自如，结体瘦劲、中宫紧结、攲侧俯仰，明显出自米、黄。他主张书法在于“平正恬淡、分间布白、行笔停匀”，学古人当勤，媚今人当无心。这些观点为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赵孟坚一改宋代重神韵的尚意书风，提出由唐入晋的观点，表现了南宋后期书法审美意向的转变。这种书学思想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但对后来的虞集、郑杓等书家推崇唐代法度和追求魏晋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很失败，做了亡国之君，但是艺术天才，尤其在书画艺术上有很高成就。他所创的瘦金体，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连笔字像游丝行空，跟行书差不多，整体看顿挫有致、挺秀清雅。

▲　方立篆书作品：邓石如《庐山草堂记》　136cm×34cm

宋代书论

宋代是一个文化辉煌发展的杰出时代。文学与唐代并称“唐宋”，绘画与元代并称“宋元”。宋代书法实践虽然没有从整体上达到晋唐高度，但书法理论研究和探索空前，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书法逐渐摆脱了书写的附属地位，朝着专业化、系统化方向迈进，书法新观念也就这样变革中逐步形成，并且使宋代书法理论成为继魏晋唐之后的又一个艺术高峰。宋代书法大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虽然没有专门书论著作问世，但散见于文集中的只言片语，都是自述所悟，有感而发，后人读了以后受益匪浅。比如，苏轼重自然，黄庭坚重韵味，米芾强调率意等等，他们在书法理论上有很多建树。宋代书论著作丰富，有徽宗时期内府所藏《宣和书谱》、黄伯思所撰《东观余论》、朱长文所撰《续书断》、赵构撰的《翰墨志》、姜夔的《续书谱》等。

书法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备，是宋代书论的重大贡献。宋代书法家大都是文学家、画家，有的还是朝中重臣，不仅广闻博识，也是文化领军人物。正是凭着书家们的强大文化优势，宋代书法理论才能超越盛唐书论气派，形成更加完备和独立的科学体系，为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指导。朱长文的《墨池编》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同时具有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论著作。这部书首次对历代书论按内容分类，即：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等8个门类，进行重新编排整理，建立起书法史上第一个书法理论批评体系。这部著作条理清楚、论断精到，对有关书法内容的归类完整和科学，具有理论格局稳定性和逻辑严密性的特点，显示了宋人的理学特长。徽宗时期内府所藏《宣和书谱》，凡20卷，依目排比，撰各家小传，品第风格，略述源流。

同始于宋代文人的文人绘画、文人书法一样，文人书论是宋代书学理论的重要特点。由于书论者大多是举足轻重的文人，他们的书论也显示出独到见解和深厚学养。欧阳修是文学和书法大家，对书法贡献更多体现在书论上，其中《集古录》比较集中地记录了他对书法的研究和总结。《集古录》共10卷，今天可以见到跋尾400余篇，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著录书籍中最早的一部，保存了一些名碑历史故事和书家相关资料，开启了以碑证史和正史的先河，其学术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碑学运动。他强调书法抒情功能，主张把“意态无穷”放在书法审美最重要位置，打破了晋唐以来书法要求中和平正、形式统一和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为尚意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样作为文化大家的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一曲“大江东去”为古今多少文人墨客所仰止。作为文人画的倡导者，他的一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至今仍是绘画格调高低的评判标准之一。在书法实践上，他的一篇《黄州寒食诗》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之一。在书法理论方面，苏轼认为“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简单一句话，就概括了书法秘诀和方法，成为后人学书的金玉良言。他的书法注重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不拘泥于理法，与他的绘画追求如出一辙。他把自己深邃的书学理论融合到创新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创新性运用传统书法技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树立了宋代书法变革大旗，成为宋代书法创新大潮中的弄潮儿。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后人对宋人书法特点以尚意的概括，是受到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诗句启发。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中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后世把他这一论述看成是尚意书法的经典理论。他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自负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苏轼还将妍与矉、骏与跛对立并存，肯定了丑的审美功能，拓展了书法美学的外延，对以后书法尤其是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大文人，诗文天下闻名，书法也自成一家，行书尤为人所称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松风阁》和《苏轼寒食诗跋》。他围绕韵字展开一系列独特的书法理论，也广为后人重视。这个韵可以用不俗、不落套来解释。他认为，俗与不俗取决于书写者的人格、修养、知识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他经常以这样的韵作为尺度，评判前人书法优劣。比如，他在《题东坡字后》说：“东坡简札，字型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有以易之，不与也。”怎样才能够存韵去俗？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书。只有多读书，才能让人明白事理，不随流俗。

米芾是宋徽宗的书画学博士，是宋四家的最后一位。他为人举止癫狂，但真、草、隶、篆、行各体皆精，行草更是开创了一派新气象。他说自己的字是刷出来的，用笔迅疾而劲力雄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和自然。同他为人的癫狂一样，书法创作时的思想自由不羁，不被理法束缚，直达自己胸臆。米芾卑视唐代书家尚法，崇尚魏晋书法古雅平淡，寻求自然率意的表达方式，强调创作过程“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书写状态。这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等观点有相似之处，同属尚意书风。

上述宋代书论代表人物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文学家、诗人、画家以及书法家，甚至是文人绘画、文人书法、文人书论的发起者和引领者。他们崇尚写意书法，在书写实践中有意识地把写字艺术化，在书写中体现自己的性情，是对唐人书写崇尚法度的变革。

南宋书论同书法一样，气候不大。虽然出现了宋高宗赵构《翰墨志》等较为重要的书论，但大都沿袭北宋的尚意理论。赵构作为皇帝，不思自强之计，用心笔札，舍本求末，他的《翰墨志》在宋代书论中有一席之地。赵构提倡书法趣味，重在笔墨外的意韵。他在《翰墨志》中说自己“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丽而特立，众体皆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至作尺余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他通过长期临摹和研究古人书法，得到“意趣为上”的体会，强调书法韵味在于书随其意、意到笔随的境界。他的书法能够晚年得趣，也在于书法技巧高度熟练后获得了按照自己意趣创作的自由。这样的体会和观点，总体上仍然属于宋代尚意书风的范畴。

《翰墨志》是赵构学习书法自得体会。他对魏晋以来至宋的重要书家进行批评和分析后认为，士人作字必须“先学正书，以八法皆备”，对于行草隶篆书也要兼通。这样，才能“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唯在得其道而已”。

南宋另一书论家姜夔则欣赏魏晋讲究神韵的书风，不满唐人重法的理论，意在变化中表现书家的个性意趣。

总之，宋代书家重视作品的风韵和书家内在精神气质，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主观因素，主张书法创作不受法度束缚，发挥“意”的作用，自由抒发胸臆，力求创新，不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提倡作品的风神意趣。与此相联系，宋人书论的共同特点，是重视书法创作中的主观因素，强调“意”的作用，重视从书法作品的整体印象和审美感受上把握书家内在精神气质。因此“尚意”成为宋代书法及其理论总的精神，这是宋代书法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宋代书法理论发展的总体特征。

▲　方立篆书作品：王维诗《华子岗》　136cm×3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