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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国留学已成为中国家庭的“家常便饭”

中国留学生为何频遭猜忌?

中国留学生把握着澳洲教育出口的命脉

前言

在澳洲最富盛名的大学里,海外研究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生。有人再次质疑澳洲大学的收入过度依赖国际学生,并且担忧目前海外留学生的主导地位会影响到下一代澳大利亚人。

作为澳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悉尼大学,现在招收的国际研究生比澳洲本地生还多。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15日,悉尼大学拥有本地研究生13,891名, 国际研究生15,082名。

就读大学本科的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11,622名)的人以国际生的身份支付全额学费,而澳洲当地本科生人数为25,075名。

在悉尼大学,在所有注册的70,412名学生中,有38%的人(约26,704名)是国际生。2017年,悉尼大学从海外学生身上赚取了7.5亿多澳元。

与此同时,所谓“中国势力影响力渗透校园”的担忧渐起。悉尼大学学生周刊Honi Soit早前报道称,该校研究生组织SUPRA今年首次选出全部由海外自费生组成的干事团体。

而在悉尼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Sydney University Stu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简称SRC)最近一次选举中,中国学生团体Panda拿下33个总席位中的11席,而另一个中国学生团体Advance也获得3席。

最后,来自Panda团体的Jacky He ( 音译:贺奕升) 当选为新一届悉尼大学学生会主席。

Jacky He从小就从中国移居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是澳洲的永久居民。他在接受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采访时说:“我总能听到一些不公平的言论,比如说“中国学生是中国间谍”之类,这太荒谬了!”

那么,为何单纯的大学学生会选举,会上升到“中国势力影响力渗透校园”的高度呢?

出国留学已成为中国家庭的“家常便饭”

出国留学这条路则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国内讨论热度最高的一条路了,从留学国家到学校;从年龄到专业。而近期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传统观念中有钱人家的小孩才出国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2017出国留学白皮书》中指出:留学人群中“成绩不好才出国”、“特别有钱才出国”的比例逐年降低。更多家庭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视为对子女未来的一笔不可省俭的长期投资。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4万人采样调查显示,仅3%的中等收入者有移民的倾向,但他们中的30%有将下一代送出国的意愿。

在截至2018年9月份的12个月里,中国教育出口额(留学经济输出)也达到创纪录的340亿澳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

此外,对2008至2016届本科毕业生留学的家庭职业阶层调查数据显示:2016届中“管理阶层”基于普遍较高的收入水平始终居于首位,占比约26%;排在第二位的是“专业人员”家庭,占比接近26%;而“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约占17%。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在广大留学生的出国理由中,除了“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等教育和各发展层面的因素外,能够在毕业之后移民海外成为了主要的理由之一。据统计数据显示,抱有这一目的大洋洲留学生比例有将近15%。

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份,澳大利亚有640,342名国际学生入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大多数外国学生 ( 超过38万人), 参加了澳洲的高等教育。

而中国公民占留学生总人口的30% ,或超过189,000人。

中国留学生为何频遭猜忌?

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澳大利亚从矿产业向教育服务业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引发了问题。

如开篇我们所提到的悉尼大学学生会选举问题。

出于隐私的原因,悉尼大学不愿透露有多少澳大利亚公民在选举中获得了参加学生会的权利。校方只是表示,它为所有国际学生对澳洲大学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

悉尼大学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态:“为确保学生委员会组织管理多元化,我们欢迎任何国家的学生加入到学生会, 并鼓励更多的海外学生参与其中。”

悉尼大学这份声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确保了学校公开公正的态度。

社会上那些反对的声音多数为阴谋论“专家”。他们的观点是:悉尼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历来有“未来政治领袖培训基地”的美称,像Joe Hockey、Anthony Albanese和Tony Abbott都曾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

去年10月,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警告称,海外势力干涉恐对澳洲社会构成威胁。ASIO总指挥官邓肯·刘易斯公开表态:“今天看似相对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对未来的澳洲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

不过,相信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留学生把握着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命脉!

中国留学生把握着澳洲教育出口的命脉

今年第三季度,澳大利亚教育出口创下94亿澳元的季度新高。

但是,由于受到中澳关系紧张的政治局势影响,澳洲当局限制了中国留学生来澳求学的签证申请,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市场——中国学生数量正在放缓。

对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限制几乎肯定会影响到澳大利亚大学为经济提供的322亿澳元的教育出口。

澳大利亚统计局通过将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的住宿、交通、娱乐、公用设施和其他开支中所花费的课程成本加起来来衡量教育出口。

2017年与教育相关的个人旅游出口总额保持在302.63亿澳元至303亿澳元不变。这比2016年增长了17%或44.7亿澳元,高于2015年增长13%或30.5亿澳元。2017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了18%,2018年1月至3月期间增加了16%。

尽管ABS的季度数据没有分解国际学生来源国的教育出口,但是根据其他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7月的7个月里,澳大利亚30%的学生来自中国。

大学高度依赖中国学生市场,39%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来自中国,截至今年7月,留学生学生总数比去年增加10.8%。

其中新州和维州新增留学生占到人数总和的77%,而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是塔斯马尼亚州,今年该州的留学生人数比例与去年相比增长了41.4%。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了32%,其中中国留学生增长尤为明显。

澳洲方面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

上月,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校长、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前负责人彼得•瓦吉斯(Peter Varghese)向各大学发出了关于中国学生市场不确定性的警告。

他说,尽管中国对澳大利亚教育的需求可能会保持强劲,但中澳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可能会人为地抑制学生人数。

“这意味着要了解风险,并制定应对风险的策略,包括多样化国际学生的来源,不要将来自国际学生的收入计入运营预算。”

近日,新州审计署长也表示,当前澳洲本地的高校对于海外留学生源的依赖日益严重,长此以往将会导致教育行业的风险不断上升。

因此他呼吁大学未来在招生的过程中要控制海外留学生的数量,尽量偏向于本地学生一些。

本地智库格拉斯坦研究所的高等教育主任Andrew Norton表示,这一警告是针对澳大利亚所有大型高校的,因为它们大多数都使用海外学生收入来补贴研究预算。

或许单从这一层面来看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留学生的价值。

那么我们反观一些海外留学生比例较小的大学:新英格兰大学和南十字星大学。其中新英格兰大学的去年的收入仅为1500万澳元;而南十字星大学去年更是入不敷出,出现了财政的赤字。

现在不少所谓的业内人士都表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已经成为了“现金的奶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澳洲大学的学术排名。

那么为何澳洲本地的高校还是不断的扩大留学生的招生数量呢?

大学“钱少了”

据《澳大利亚人报》先前消息,2017年澳洲各大学支出将近3亿澳元用于宣传、广告标语和赞助方面。这笔支出比2015年高出3千万澳元,涨幅达11%。与此同时,全澳38所公立大学校长去年的平均工资达89万澳元,另有11人工资超过100万澳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澳洲所有级别的教育机构更依赖于私人资金来源,包括家庭资金在内。

澳洲的教育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在此方面的平均开支水平为43%。

换言之,留学生的数量已经成为了澳洲教育体系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说可以是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留学生数量大幅度下滑,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据澳洲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公布的数据,国际教育每年为新州带来80亿元经济效益,为维州创造70亿澳元经济效益,昆州为32亿澳元,西澳为15亿澳元,南澳为11亿澳元。

留学生更加出色

根据经合组织(OECD)在今年三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海外学生学业成绩在6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七。

澳大利亚的移民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移民孩子,学习成绩明显优于本地出生的学生。

就高等教育方面,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国际学生的进步率(成功修完科目的比例)首次领先本地学生。

国际本科学生的进步率上升至85.44,比本地学生的比率高出了0.6个百分点。这也是本地生的进步率跌至2001年来的最低水平。

照这么看来,“现金的奶牛”这一说法并不能站住脚。很多时候本地人对于留学生的限制,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出于人口,基础设施和住房价格方面的考虑,而并非单纯的学术目的。

END

各大高校的软件和硬件升级,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投资贡献”。

但奇怪的是那些自认为“中国势力渗透校园”的个人或机构,在享利的过程中并未出现各种不适应现象。

单纯的校园选举为什么要被蒙上政治色彩?

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因为品学兼优获得了本该属于澳洲人的殊荣和奖赏,引起澳洲本地生的嫉妒和不满,这可以理解,但澳洲媒体和政府机构应该站在公允的立场,不应该再有任何渲染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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