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如今的浦东，乃至整个上海日新月异，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回想起浦东新区开发的过程，您觉得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赵启正：总的来说，归结于我们党的伟大政策，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法规规划先行。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20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1996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了国内外。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所以，我们去上海人大汇报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而我们坚持要汇报。这是考虑，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就不能轻易改动了。 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

还有一个是简政精兵。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比如规划、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还要厘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许多只属于备案性质的手续，就不用再经审查过程了。还有的事务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如投资咨询、人才介绍所、行业守则等等。“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对于以前的政府要小，但对社会的依靠更多。如果不先简政而后精兵，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学习时报：通过你们的努力，浦东新区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通俗的理解，改革开放是对旧规矩的冲破和推翻，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被追责问责，联系当年浦东新区的经历，如何能平衡敢于担当与不违反规定之间的关系?

赵启正：既然是改革，必然是改掉旧的习惯和旧的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我觉得改革旧的习惯，要开放，要跟外国交往，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改革规则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土地问题，根据原来的宪法，土地是国有的，明确规定不允许出售、出租。浦东新区的几个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到香港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之后做了一个上海市土地使用权转化的办法。土地使用权转化，当时的宪法里是没有的，只是市里通过的一条市一级的规则。通过我们的探索及论证，第二年咱们宪法就把这条改了。我们突破旧的规则，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这样就没有什么顾虑。如果你是破了规矩，从个人腐败这个方向来突破，那当然就是害怕的，就没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们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当然也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这个思想来自于我们对邓小平“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论述，也来自于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对这句话很赞同。他说，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是纪委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有人说，既然是改革，当然会冲破旧规矩，那么纪委就查我们，这不是阻碍经济发展吗?这是一种误解。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纪委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了!他还让我以此题目写篇文章在中央纪委的杂志上登一下。

勤政廉政的事情我多讲两句。部队有一个养成教育，我们浦东也有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有没有具体措施?有，规定了三条高压线。第一条高压线，土地批租是最容易引起腐败的，我是主任，又是书记，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务。我本人和副主任是不参加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的，如果不这样投资者就会找我们，请我们吃饭，到我们家里来拜访。我们只管土地批租的合法性、正确性，我们不要知道标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批租一亩地多少钱。这样投资者不会包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参与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第二条，工程承包，工程承包就是发标底，这个楼谁盖，各个公司来投标。我们不了解这个标底是多少，不参加整个过程。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合理，我们要主持公道，要按照纪律来处理。第三条，不给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开条子，因为当时动迁量很大，有人要好房、多要房，或者是工作分配什么的。这三条高压线就可以保护我们很多人，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一个做法，市委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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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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