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视野｜这个会议，参会者不讲名气，不讲身份，论剑只凭思想！

1984年，

曾有124位经济学者齐聚莫干山，

他们，

“不讲身份，不讲名气，只凭思想”

他们，

论剑莫干山，

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重要政策建议，

如今，

让我们一起重温这响彻山谷的大合唱！

《论剑莫干山》海报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城市改革亟待推进。就在这个关键时期，124位中青年经济学者汇聚莫干山。他们论剑天下，指点江山。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984年，已经声名鹊起的改革四君子中的黄江南和朱嘉明，以及时任《经济学周报》社的负责人张钢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了学术交流，在回京的火车上，三个人围绕改革的话题依然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

黄江南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当时回来的火车上就讨论，是不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把全国的理论界，包括研究界的青年人能够发动起来。初步设想就是搞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但是手里又没权、没资源。”

在当时的环境下，三个年轻人第一次组织全国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会议，还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关于经费，三个年轻人首先想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并得到了来自杜润生的一万元会议经费支持。

莫干山会议旧址：550号大教堂

大家一起把困难一点点解决，最后会议的名称定为“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开会的通知被刊登在报纸上。想要参加会议的人需要向组委会邮寄论文，组委会根据论文的水平选择参会人员。

通知发出后，会务组收到了大量的应征来稿，有手写的，有油印的，但大部分都是手写稿。为会议的质量把关，会务组成立了论文组，专门负责论文的筛选工作。作为论文组组长，王小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审阅稿件，以文选人的初审工作开始了。

王小鲁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在复兴饭店里租了房间，然后把论文都集中到那去，我们有几个人在那看稿子。我记得地上堆了很多，成堆的稿子堆在那个房间，一摞一摞堆在房间的地上，大家这么一份一份的看，看完了讨论。”

经过仔细的审阅和斟酌，最终，论文组在应征的一千三百多篇来稿中选出了124篇，并邀请这124位作者参加会议，华生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华生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我也是投了一篇文章。用文章取人，保证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水平或者说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有一定自己的见解而且集中在中青年。”

除了通过论文选拔的正式代表，会议还邀请了当时有一定影响、为数不多的“特约代表”。1984年，徐景安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任处长，参与了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作为体制内的力量，徐景安经人介绍，最终加入到了莫干山会议中。

徐景安，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南开四条汉子”早在会议筹备期间就被邀请参加会议。在朱嘉明的提议之下，他们凭借在改革中的实践经验，成为了开放组的主要成员。并在会议中形成了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报告《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经过七天的会议讨论形成了七份专题报告。讨论的过程中，这次会议开创了挂牌讨论的先河。每个小组都有各自的议题，大家可以自由加入自己感兴趣的小组。会议讨论的气氛也是非常激烈，常常出现敲杯子都没法让大家停下来的状况。

贾康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当时会场里挤得座无虚席，大家各种姿势，都能在那个会场里面挤进去。有的人没有座位就站着。争论是很热闹的，各自代表人物讲了自己的观点以后大家七嘴八舌，也有互相批评对方理论上存在什么漏洞，什么逻辑上不对头等等。”

张劲夫

莫干山会议当时备受关注，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兼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就邀请了几位会议代表去杭州座谈。座谈的过程中，张劲夫喜欢在会议代表们面前来回走，并且喜欢不断追问。孔丹当时是张劲夫的秘书，他对张劲夫的这些特点尤为清楚。

孔丹

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办公室秘书

“前两年我碰到周其仁，有一个活动他跑过来说：孔总，你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说：你此话怎讲？他说你专门跟我打了一个招呼。他说：你说张劲夫同志有个特点，如果他对谁讲的有兴趣，他会死盯着你问。而且会走来走去，就在你前头。我说你别紧张，他要老问你，那就是重视你。他说你看你给我这个提醒，我就明白了。”

华生是作为会议代表去杭州座谈的其中一人，由于数日激烈的、不分昼夜的讨论，他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在下山去杭州的过程中，华生竟然在车上晕了过去。

莫干山山路

会议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价格改革。当时讨论的初始阶段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调”，一派主张“放”，两派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争论到最后，两派到观点融合到一起，形成了“放调结合”的思路。

“双轨制当时对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就在原来传统的计划价格的版块里面，等于出来一块可以放开，当然有一块还是要调。调是用看得见的手在调，就是政府。放是用看不见的手来让市场自发地调节。当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搞了这么一个又调又放，这个更符合当时的实际。”

“价格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它的成果最明显。当时的领导人觉得这是改革最需求也是最难的问题，也是当时的痛点，我们莫干山会议就是对症下药。”

莫干山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促进了“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价格双轨制”就是既保留计划价格这一轨，也实行市场价格这一轨。在“价格双轨制”刚开始实施时，一些问题也相继出现，因此老百姓并不满意，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决策层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一片批评声中继续推行“价格双轨制”。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也逐渐体现出它的优势和好处。

八十年代社会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这些年轻人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一些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被地方政府邀请去给他们的发展出谋划策。经过这次会议的许多年轻人在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都有了很好的发展。

柳红

莫干山会议主要研究者

“因为这样一个集体能够很快向领导汇报，直接地接触，所以很快能够传递到决策层那里去。所以没有这样一个莫干山会议，即使年轻人他们在理论上有一些想法或者政策建议上有一些提出，但是也不可能有最后今天这样的结果。

所以说我就说：莫干山会议是一个网络，这个是不可忽略的，每个人固然有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思想上的创造、理论上的创新，但是也依然要看到这个平台和网络对他催化的作用。”

中秋节吃饭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刚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一天，大家唱歌、喝酒，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中秋节后，大家又一起去杭州观看钱塘江大潮。中国的改革就像一次大潮，轰轰烈烈而来，澎湃着这群年轻人的内心。

钱塘江大潮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爱给母亲寄明信片的朱嘉明被浙江省省委和省政府安排与全省处级以上干部座谈。座谈会上正在发言的朱嘉明被一份突如其来的电报打断，这份电报的消息对于朱嘉明来说如晴天霹雳——他的母亲病危，需要他速回京。朱嘉明乘坐飞机于10点左右到达北京，他迅速赶往母亲所在的复兴医院。

明信片

朱嘉明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进去之后，我就说我妈妈的名字，我妈妈叫王秀云，他们当然见多了：哦，王秀云，已经死了。我好说歹说到了太平间，看到了我妈妈的遗体。此时大概应该是11点多钟，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旁边的玉渊潭公园走了一夜。”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朱嘉明和另一些莫干山会议代表继续写莫干山会议报告。到1984年国庆节，他们还在北戴河继续做莫干山会议的后续工作。

这些参加会议的年轻人的才华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们的家国情怀影响了很多人，曹文炼就是其中一人。曹文炼通过与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的接触，使他产生了创办新莫干山会议的想法。

曹文炼

新莫干山会议参会者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次新莫干山会议有一位清华大学的一位讲师还是副教授。第一次新莫干山会议开了三天，他本来只是想参加第一天的会议，之后坐飞机赶回去讲第二天的一堂课，但是他觉得这个会议太让他留恋了，于是他讲完课的第二天下午飞回参加新莫干山会议，也就是最后一天的闭幕大会。这样的精神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新莫干山会议继承和发扬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大家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莫干山会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十年，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群年轻人心怀理想，相聚莫干山，共同探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三十多年过去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管他们走向了哪一条道路，不可否认的是，莫干山会议都是他们人生中的华彩篇章，而当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年路程，回望来时路，正如学者柳红所说，用“响彻山谷的大合唱”来描述莫干山会议的本质再恰当不过了，不是独唱，没有明星，是合唱。

莫干山会议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