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好精准啊)，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2.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教《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3.“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埠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

4.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一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5.1831年的议会改革7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

6.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