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中国人对公元663年没什么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那是充满恐惧的一年；当时，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刚登基几年；而在他登基之前，就曾每年派越国守阿倍比罗夫北征虾夷和肃慎，使齿田、亭代、津轻三郡的虾夷归服；同时在渡岛的虾夷的向导下，击退了来犯的肃慎兵卒。

　　但是素有雄心的天智天皇并不满足，他渴望得到朝鲜半岛，当时新罗经常受到百济和高句丽的攻打，于是请求大唐出兵，共同“征罚”百济。在公元660年的时候，百济在大唐名将苏定方的铁蹄下被灭国了，百济国王和太子都成了俘虏，百济派遣使臣向倭国求援。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意识到大唐帝国究竟有多强大，猜测最多也就和他们一样，就在他在积极筹备的时候，他那年迈的父亲不堪重负去世了；公元662年，天智天皇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将大化改新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公元663年，依百济之请，天智天皇总计派出四万两千余人的军队和规模达千艘的船队远征。而当时镇守百济的是大唐帝国名将刘仁轨，刘仁轨得知日本大军将至，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但很快，日本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日两路水军对峙。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

　　当时，日本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日本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全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上千日本兵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败，百济、日本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日本兵将，“一时并降”。

　　当时，而当时的日本人好像还没形成武士道精神，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此战给天智天皇打击实在太大了，也让其企图在朝鲜半岛南部恢复支配地位的希望化为泡影。但之后天智天皇的表现，又让人不得不由衷的钦佩。

　　在被唐朝轻松的击败后，天智天皇从侥幸逃回来的人中，得知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和强大，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全面学习大唐帝国；或许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小偷”，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却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天智天皇之前的日本和之后的日本，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了。

　　当时的日本，以空前的规模移植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促成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跃进。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告别了以前“刀耕火种”的原始人生活方式；虽然他打了败仗，但是若论对日本的贡献，日本明治天皇也要排在他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