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奇迹，开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也是一篇不断续写的大文章。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今天，让我们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这40年人社领域的点点滴滴。这一期，一起聚焦我国农民工发展40年——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40年来，农民工由无到有，从少到多，汇聚成磅礴力量。

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重要组成部分。2.87亿农民工正活跃在各行各业，贡献着青春汗水，为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1979年至1988年：从酝酿到兴起

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名农民聚在一起，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

包产到户，不但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此，农村富余劳动力踏上了迁徙的征途，这一历史趋势至今未止。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农民工这一称谓应运而生。

1982年2月，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著的《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一文中，第一次出现“农民工”这个表述。

1984年，费孝通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

农民工这个称谓比较准确、简洁，符合我国国情，被广泛使用。

1984年，我国宣布开放大连、青岛、上海、温州、广州等14个港口城市，加上1980年确定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些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形成巨大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快速增加。

1983-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

1989年至2001年：从控制到放开

2002年至2011年：公平对待搞好服务

2002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改革束缚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机制，取消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障碍，出台法律法规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导向呈现三大明确特征：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

从微观事件处理转向宏观顶层设计

从管理为主转向服务和改善环境为主

从2012年开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期盼工资再涨些，城里有房住，社保样样全，技能可提高，工作更体面，孩子有学上……每一名农民工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梦想归结到一点，便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融入城市。

近年来

农民工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逐渐提高

工资收入大幅增加

随迁子女在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比例保持较高水平、参加高考人数逐年增加

社会保险权益和劳动报酬权益得到维护

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基本覆盖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

地级以上城市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5年

全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我国对农民工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目前，工作格局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努力方向、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都已经明确，将稳步推进农民工本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城镇。”人社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宋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