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首页书影。

近几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了古籍普查、保护、修复，定级、训练专业人员，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也因此，多个省图书馆内的保护委员会出版了《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些都是好事，可以让人们了解珍贵古籍有多少，长得是什么样子，当然各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及私人收藏者也可核对，提供借鉴。这些《图录》中最大宗者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几批《图录》，出版社都送给我让我学习。

去年11月，我应邀在某大学讲学，又应某省图书馆之聘，参观该省“古籍保护成果展”，由于某馆长及部门主任等人陪同，使我诚惶诚恐，不敢懈怠。在偌大的厅房内，置放了十多个玻璃柜，数十种重要的珍贵古籍经过千遴百选脱颖而出，刻本、写本、稿本、文献等真个是有其代表性，不愧是该省所藏古籍之精华所在。

我在第一展柜旁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吸引我的是一部题为“宋刻巾箱本”的《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一百四十卷，一部小类书。见我目不转睛直盯此书，没有移动脚步的意思，一位主任问道：您对此书有什么看法吗？我不好意思，只得说：我有些疑问，但却没想出为什么。某主任一听即说：沈先生但说无妨。

我只好斗胆指着展出的此本卷一第一页说：请看，此页的天头及边栏之右边均被人用刀割裂，但不知后面其它册页有无此种情况？而且割去原纸后又配以他纸，不同纸张的反差很大，原纸为皮纸，配纸为罗纹纸，罗纹清晰可见。为什么要割裂？五十年来，津经眼宋元刻本近千种，从未见有将宋刻本天头之纸割裂之事，而且历来藏书家对待宋刻本都视若明珠玮宝，呵护有加，即使是宋刻残页也是敝帚自珍，岂有将宋本卷一第一页之天头割去它用！过去曾见过割裂天头的明刻本多种，割裂之纸当移往他处，其作用在修补旧书时以旧补旧，还有就是估人作伪所需。

此本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单行，细黑口，四周单边，双魚尾。卷一第一页前之衬页钤有乾隆帝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朱文方印，每册首页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以及“天禄琳琅”小印。它印未见，我又问及此书除乾帝玺印外，还有其他藏书印否？某主任答道：还有两方印，在另一册上。我请她将柜里之书及在书库里的其他函书全部取出来让我看。

我又问道：此书刘蔷见过否？有什么意见？回答的是见过，没说什么。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刘蔷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天禄琳琅藏书的研究”，而且她曾告诉过我，她将国内已知现存的天禄琳琅藏书全部查对、经眼过。我又问：还有什么人看过这部书？有无具体看法？告知说：还有韦力先生，韦只说天头上补的纸为罗纹纸，其他的没说。

书全部拿来了，我细细地点了、翻了，八函八十册。其他藏书印尚有“鲜于”、“困学斋”两方。按，鲜于枢为元代重要书家，困学斋为其斋名。宋本上钤有元人印，当属正常，但“鲜于”印佚去大半，“困学斋”则完整无损，审谛再三，此两印不真。

下午在去火车站途中，某教授边开车边问我：您对上午所看的那部标明“宋刻本”的书究竟怎么看？某教授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过博士后，在哈佛燕京期间助我良多，和我是很熟悉的朋友。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说：天头上的纸张割裂，是个大问题，乾隆玺印是真的，但割裂的时间应在乾隆间或在此之前，书入内廷，馆臣版本不辨，故天禄琳琅所藏，尤其是明刻本误作宋本者甚多。而且鲜于枢的印也伪，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一部流传不多的明刻本。某教授又问：既然您看作是明刻本，那刊刻大致上是什么时间？我说：从此本的纸张及墨色来看，刊刻或在嘉靖间，而且我翻了后面几函，纸张墨色绝对到不了宋代。当晚，北京某出版单位要请我吃饭，韦力也会到，所以我会找时间询问他对此书版本意见的。

那天晚上，和朋友们边吃边聊，很开心的。我找了个机会问韦力：您还记得前二年在某地图书馆看过的一部题作“宋刻本”的书否？韦说：我记得，那不就是一部明刻本么。韦力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藏书家，他实践多多，鉴定眼光如炬，我是很尊重他的。当然，对那部题作宋本的善本，我和他的意见相同。

在北京的宽沟，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招待所，风景独好。那天清晨，散步途中，正好遇见某馆的某主任，我对她说，前天在贵馆所见的宋刻巾箱本，我请教过韦力了，他的意见和我一样，当为明代所刻，绝非宋刻。某主任一听就急了，说怎么会这样呢？都已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了。我说：别急，以后有机会，再找其他专家看看，我们或许会看错。

回到广州，打了个电话给刘蔷，说的就是这部“宋本”。刘告诉我，此非宋本，实为明本。刘还说，她即将完成的一本新书，是写天禄琳琅著录的有问题的版本，其中就有这部所谓的“宋本”。刘曾对此书作过考证，并将她的文字记录发给了我，“原书十函一百册，今存前集六十卷，后集卷一至四十三、卷五十六至六十八，计八函八十册，现藏某省图书馆（书号善56）；后集卷七十一、七十二，二册，现藏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后集卷七十七，一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书号5444）。”“此书为巾箱本，狭行细字，极精巧，初刻初印。北宋嫌名‘弘’等皆不避，‘敦’、‘祯’均缺末笔，‘旷’、‘广’不避讳，自避讳看似南宋绍熙间所刊。书中多简体字。国图、某馆、文物局三家目录和《善本书目》均题为‘宋刻本’。然版刻风格似明代刻本，字纸俱新。天头、地脚的纸张均被裁切，若是宋版，藏家珍爱，绝无裁纸以利他用之做法，令人生疑。”“前集卷首钤‘聊复得此生’、‘鲜于’、‘困学斋’印。三印似伪制。”

此书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集部，卷七有云：此书“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鉴、名臣事鉴、圣贤事鉴、群书事鉴、诸史事鉴，取成句之可为对偶者曰书林合璧，单用者曰书圃联珠，事之相似者曰譬喻，相反者曰反说。撮取二字可为题者曰体题，数字可檃括其事者曰体字。间有图像，盖专为应试之用，故题曰‘太学新增’，于兔园册中最为条理博大，而书肆盛行之籍也”。

那某馆所藏又是如何被定为“宋本”的呢？曾在某馆工作过的某兄告诉我说：原来当年某馆的编目人员认为此书的版本吃不准，一时定不下来，后来在北京看到“北图”有此书残本一册，由于“北图”于此残本既无著录，又无法比对，于是在编目中定此书为“宋佚名撰”、“宋本”。既然老大哥都这么定了，于是某馆也就照搬了。看来，这个“错误”或许可以延续下去，把“存疑”留给后人去解決吧。

按：刘蔷又查得此书又见《赏溥杰书画目》著录，宣统十四年九月初四日赏溥杰。某馆所藏80册，系山东师范大学王晓春之家藏，据云乃家中亲属携自东北，1962年1月9日售与某馆入藏。

刘蔷又查得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编的《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藏古籍善本书目》（内部数据、2007年2月）、《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古籍善本卷》、吴希贤辑汇《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三种皆著录那二册残本为“宋刻本”，而《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古籍善本》则著录此二册为“元刻本”。而《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53部，又合某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共八函八十一册为底本，影印出版。

书中鲜于之印，系书估所制假印。对于书估来说，贩书牟利，天经地义，但书估也是良莠不齐，不良者为了牟取更高利润，不择手段，制造名人假印，钤在书上，蒙骗一些眼力不高的人，以售善价。古籍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实施鉴定，难度较高，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鉴定正确，才能保证著录质量，鉴定若有差错，必将误导他人。

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0792号，即为某馆所藏一百二十卷及国图所藏一卷。又《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7150号，为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均以“宋刻本”而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