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发表《中国改革四十年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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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新著《见证改革40年》

总结中国改革四十年14条基本经验

李锦推出《中国农村40个春节》，新华书店还未上架，30多万字的《见证改革40年》又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这是以第一人称，以讲故事的方式，写的是作者1976年到2018年的摸爬滚打经历；以10个典型素材为基础，以四个阶段的转折，写党的十一大到十九大历史任务的转换过程。再现改革四十年的风云变幻，再现中华民族崛起的细微末节，李锦笔下多时代悲剧英雄，同时是是自己长久孤独的思索。这是一个人的思想秘史，这是一场革命前行的佐证。

今天先行发表《见证改革4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尾声第二部分，写的是《中国改革四十年基本经验》，全文一万字。这是一个学者的总结。

李锦关于《中国改革四十年基本经验》重要观点

一个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经多次动荡、外来冲击，“却好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短短40年里，一个觉醒却让她走出很长一段路程，走过西方几百年的路。如此鲜明的历史反差，究竟奥秘何在？-----李锦

我在这40年中所做的调查研究，一直围绕这一年党的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搞调查，抓典型，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李锦

中国改革开放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而这种解放通常是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体现的。-----李锦

党对改革的领导，通常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党的领导人锐意改革；其二，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其三，有一个远大的战略思维；其四，在党代会上做出突破性论述；其五，顺时顺势而为。-----李锦

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就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只是一部分人富裕，另一部分人贫困；但是无可讳言的是，改革中少数权贵阶层的出现，而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难题，也是教训。-----李锦

农村改革是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搞活，创造“政府创造环境，群众放手改革”的经验。营造适宜的环境，培育各个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能力，确实是风险最小、成本最少，也是效果最好的领导方式。我一次次在琢磨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邓小平说，就是一个字“放”，意味深长。什么叫改革开放？开始没有这个词，只是一个字，放，放开搞活。所谓放，便是对政府资源垄断而言，对政府管制而言，恢复个人选择权，让老百姓自己来种地，自己来做买卖，到哪里卖，卖什么，都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一句话，自由了，人民当了主人。开放是扩大这种自由，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李锦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王莽篡权、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止不前的“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成功，更有甚者，改革者的下场也都挺悲惨的。就是纯粹站在执政者（皇帝）立场上，对统治者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管理士农工商、如何剥削农民土地、如何征税充实国库的政策调整，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涉及到执政理念与执政者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无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改革。不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人民无权参与变革过程，无权分享变革成果，当然对变法和变法者的命运也无从关心。中国当代的改革，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李锦

当然，也有些改革，例如“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最后就被迫停下了。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变成为企业主的，接着也就难以得到群众支持了。-----李锦

从第一次农村改革看，来自上面的领导方面的种种设想，大都在农民实践的汪洋大海中被淹没了。农村改革很多经验是农民先干起来的，没有搞事先设计，先实践，后来被记者或者政策研究部门总结提高，而后得到领导批示，再在文件上确认。在改革初期，似乎等不到由上而下去提供基本模式，也来不及由领导者“以理服人”，新体制就在农村萌发和形成了。-----李锦

在改革中，凡是缓慢的时候，多是管得太多，包括对改革本身的监管，管得让改革搞不起来。-----李锦

我看了许多关于改革经验的概括，相当部分是没有参加改革的人或者是离改革一线较远的人写的，把正常工作经验变成改革经验了。很多人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放开搞活与群众实践这三条，根本就没有写，甚至没有感觉。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放开搞活与群众实践经验是三个简单的试金石，丢掉了，就不是中国改革了。-----李锦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段，其原因也包括内外两方面，不过分析起来又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阶段。第二，我国经济国力增强，正进入国际摩擦的阶段。第三，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第五，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老龄化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类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后一类实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确属新生事物，还需要成长；另一种是表面看起来是新的，但旧的成份很多，有些问题我们以为在改革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仍未解决，或有所反复，甚至倒退了。-----李锦

中国改革四十年基本经验

--- 摘自李锦新著《见证改革40年》尾声第二部分

李锦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特殊时刻，改革开放正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善于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智慧，于持续40年的变局中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变革力量，在更大的视野里认识总结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学习并继承开拓者的勇气,那么我们对当下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感到突兀和茫然，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这40年，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可以说，改革开放既是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又是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经多次动荡、外来冲击，“却好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短短40年里，一个觉醒却让她走出很长一段路程，走过西方几百年的路。如此鲜明的历史反差，究竟奥秘何在？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的调查与研究经历主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以农村改革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理论(90年代)、社会发展改革论(21世纪初)，以及国企改革经济学(21世纪10年代)为研究重点。但在时间上每个阶段是交叉的，所以也应该说它们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新全面展开的；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上一贯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个逻辑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按照这个逻辑划分，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阶段，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第四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我的研究从国家现实难题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努力，始终伴随上述转变艰难曲折的过程，做出的理论和政策贡献微薄，但从中折射出我们国家探索的艰辛和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曲折轨迹。从大的方面说，是时代引导了我的经济调查与研究之路。

二、4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

我觉得，这40年改革经验弥足珍贵。

经验第一，从改革领导来看，党站在改革前面，不断解放思想，做出正确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而这种解放通常是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体现的。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改革的举措和步骤，改革的方略和政策，改革的先后和轻重缓急，无一不是在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基础上，经过党的会议形成决议后，积极而又稳步推进的。党的坚强领导，既保证了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使改革少失误、少走弯路，而且使改革获得强大的抗御风险和排除干扰的保护，从而始终得以健康和顺利进行。党对改革的领导，通常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党的领导人锐意改革；其二，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其三，有一个远大的战略思维；其四，做出突破性论述；其五，顺时顺势而为。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我国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当时，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这一时期的成功突出表现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方面是完成对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完成了与此前历史的切割，这就为凝聚共识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是明确了党和国家的工作应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五大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的确立、十六大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我在这40年中所做的调查研究，一直围绕这一年党的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搞调查，抓典型，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经验第二，从改革重点看，牢牢抓住经济改革这个核心，逐步推进社会、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40年来中国改革一直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农村改革初期，主线并不是那么明确，包括安徽的“六条”与四川的“十二条”还不是那么明确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明确，一旦明确了就认准这个主要矛盾，抓住不放。正是张浩来信，通过这场争论把全国人民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来。后来，随着争论的加剧，矛盾显得更为尖锐，更为集中了。后来牢牢抓住经济改革重点才带动了全局，相应地进行其他体制的配套改革。当然，我们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重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上层建筑变革；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又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创造了兼具民主和集中两种长处的政治制度模式。我在这40年，九间棚党的建设经验、新泰平安协会政法经验等，便是属于党的建设、政法方面典型。

经验第三，从改革方向看，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不断突破计划经济的禁锢。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从“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西北农民率先进行的农村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大锅饭”的分配分式，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而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全国扩权试点的企业有了部分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劳动权等权力，给企业驻入了活力，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但始终困扰人民思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界限的思想束缚，使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商河白集农民与青岛双星集团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是市场经济萌芽，一个是市场经济标志，都是鲜明的例证。目前在中国，人们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已经没有异议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只要坚持这一点，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会越做越好。

经验第四，从改革道路看，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要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个就是市场经济，同时兼备中国特色。我们的改革始终面临走老路、走歪路的冲击，始终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　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就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只是一部分人富裕，另一部分人贫困；但是无可讳言的是，改革中少数权贵阶层的出现，而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难题，也是教训。社会主义在中国还表现出另外一些特点，譬如说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政府对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比较强的调控力、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所做出的道路选择与制度选择。譬如说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举办一些重要的事情，包括进行一些重大工程建设，这样的体制和制度就会体现出它所特有的优势出来。当然，如何更好地协调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功能，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中国一方面推进市场经济，但同时也没有彻底将计划体制与制度的东西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两种体制和制度共存，并使这两方面尽可能发挥相互补充的作用，即通过推行渐进式改革，逐渐在动态过程中使计划与市场达到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

经验第四，从改革的目的看，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作为它的实现形式的是具体体制，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因此不能从本本出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水平。即改革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落后，虽在不少地方拖拉机已开始代替耕牛，但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除土地外，集体资产不多，平分土地就等于平分地租。改革只需脱掉集体的外衣，不要支付很大的成本，也不过多地牵涉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

经验第五，从改革状态看，是放权让利，放开搞活是重要标志。农村改革是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搞活，创造“政府创造环境，群众放手改革”的经验。营造适宜的环境，培育各个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能力，确实是风险最小、成本最少，也是效果最好的领导方式。我一次次在琢磨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邓小平说，就是一个字“放”，意味深长。什么叫改革开放？开始没有这个词，只是一个字，放，放开搞活。所谓放，便是对政府资源垄断而言，对政府管制而言，恢复个人选择权，让老百姓自己来种地，自己来做买卖，到哪里卖，卖什么，都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一句话，自由了，人民当了主人。开放是扩大这种自由，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全球化的进入，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让中国分享人类在前两个世纪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的好处，促使中国似乎一下子进入了现代化。但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放”的成就，是自由的成就，绝不是计划经济的成就，也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成就，这便是历史的本质。在改革中，凡是缓慢的时候，多是管得太多，包括对改革本身的监管，管得让改革搞不起来。让被改革的人来领导改革，这样的改革岂能搞得起来。

经验第六，从改革主体看，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改革的主体是农民，是他们自己要改革，改掉的是他们自己生存环境中不合适的部分。农民是改革的主体，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这个观点是首要的与基本的观点。后来很多改革为什么困难重重，就是改革的主体是政府，要政府做“政企分开”的事情，放弃自己的管理权力，实在是南辕北辙。4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与历史相比，农村变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有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揭竿而起，商河县白集村农民与供销社对立，兴福镇偷偷搞起厨房设备，这些可歌可泣的事情，是农民干起来的。

经验第七，从改革策略与方法上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70%以上，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解决了，就稳住了大头；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可以为城市改革提供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保障；农村改革成功能为整个改革积累经验，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在改革选择上，先容易，后复杂。搞活经济相对容易，只要政策适度放宽，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就能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产权改革和金融改革较复杂、较困难，就放在稍后进行。

经验第八，在改革方法上，先试点，后推广。经济特区建设、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农村基层选举改革等，无不在试点基础上推开的。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经验第九，从改革阶段看，分区分批分层分类推进，学会重点突破。农村改革采农村改革正是从这种极端不平衡性出发，尊重各地情况，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肯定或否定。允许分区决策是一大突破，它为人们进行比较、鉴别创造了适宜的空间。从改革层次看，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改革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以往如家庭承包、经济特区建立、股份制和证券交易等等，都是通过上、中、下层之间的互动才得以出现。作为一个省的范围，农村联产承包，最早的从1979年便开始搞了，最迟的是黑龙江，在1983年才开始搞，相差4年时间。

经验第十，从改革环境看，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稳定是条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证。在这三个方面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的保证作用。他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保证改革和发展有良好的条件和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作为过渡措施的双轨制难以为继；同时经济在几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积累起不少需要化解的问题。1988年决定进行治理整顿是正确的，但试图把价格闯关作为突破却是失误，结果引发社会恐慌心理。政治上，主要是十年改革带来一些新问题，如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思想意识形态“自由化”或多元化、“官倒”和腐败的出现、脑体劳动倒挂等。这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处理不当，致使矛盾激化，酿成风波。外部环境变动是这次困难加剧的原因。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意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经验第十一，从本质看，改革不是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生产关系变革，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严重不适应，已经不是温和的改良，而是激烈的斗争，不是个别“环节”、“方面”的问题，而是全局性、整体性的，因此对它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行根本性改变，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它。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讲，这种取代是一种量的变化，没有发生根本质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从具体体制的角度来讲，这种取代是一种质变，是一种革命性变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为了维系现有体制的“改革”，还是改变现有体制的变革，这里有着巨大的风险。在地方上，中央定调前“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举措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像万里等当时的地方领导人，都以无畏的胆魄和对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这些改革措施背书的抉择。当然，这种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

经验第十二，从改革战略，坚持顶层制度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邓小平透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意义，把其运用到改革的实践中，指出其在方法论上就是重视试验，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改革的策略和方案。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要大胆试验，勇于创新，犯了错误及时改正。这种方法在改革初期帮助我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不断学习和运用客观规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啃硬骨头”，单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无法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起来，“顶层设计”要以“摸着石头过河”所获得的经验为基础，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支撑。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法不排斥整体性的思考和研究，而“顶层设计”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摸索前进的过程。所以，要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程”结合起来，改革过程中，两种方法的互补与制衡能够产生一定的张力，有助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

经验第十三，从改革价值观看，主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做到民富国强的统一。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中央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进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2016年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王莽篡权、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止不前的“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成功，更有甚者，改革者的下场也都挺悲惨的。就是纯粹站在执政者（皇帝）立场上，对统治者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管理士农工商、如何剥削农民土地、如何征税充实国库的政策调整，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涉及到执政理念与执政者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无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改革。不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人民无权参与变革过程，无权分享变革成果，当然对变法和变法者的命运也无从关心。中国当代的改革，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当然，也有些改革，例如“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最后就被迫停下了。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变成为企业主的，接着也就难以得到群众支持了。

经验第十四，从改革成效看，重视来自群众实践的新鲜经验，以典型推动改革的深入。从第一次农村改革看，来自上面的领导方面的种种设想，大都在农民实践的汪洋大海中被淹没了。农村改革很多经验是农民先干起来的，没有搞事先设计，先实践，后来被记者或者政策研究部门总结提高，而后得到领导批示，再在文件上确认。在改革初期，似乎等不到由上而下去提供基本模式，也来不及由领导者“以理服人”，新体制就在农村萌发和形成了。从1982年后，中央5个1号文件相继发表，前3个主要是讲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等党中央明确表态的时候，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开始进入高潮，势不可挡了。这5个1号文件的最大特色不是制定政策或作出规定规范农民的行为，而是农民的实践在先，领导在此基础上完善，从总体上推动农民向前开拓。我的经历，就是搞调查，抓典型，通过解剖典型，反映一种现象，提出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思路，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批示，把这种思想观点写入文件，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走势。我因为写这种奏折式的调查写多了，先后得到45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批示，所以在1995年把“发现思想，引领社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改革的难题还摆在那里

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和“营养剂”。对于改革40年这些经验中，我特别重视解放思想、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放开搞活与群众实践。这些经验主要来自第一次农村改革，只有亲身参加那次改革的人才有更深切的体会。这些经验都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是鲜活的，带着热度的。我看了许多关于改革经验的概括，相当部分是没有参加改革的人或者是离改革一线较远的人写的，把正常工作经验变成改革经验了。很多人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放开搞活与群众实践这三条，根本就没有写，甚至没有感觉。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放开搞活与群众实践经验是三个简单的试金石，丢掉了，就不是中国改革了。现在很多地方改革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重视来自实践的经验。习近平讲过，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现在，改革需要在哪里突破，就在“群众”与“实践”上。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40年的改革开放既充满希望，也包含曲折；既遭遇过激流，也掀起过波澜。但因为有这些经验与做法，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的态度面对一切，40年一以贯之,“改革开放”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国家信念。从这些经验出发，分析我们社会的跨越，破解我们国家的进步，总结我们党的探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就不难理解过去我们为何经历如此考验如此曲折，如此艰难，甚至头破血流，依然选择改革开放道路；就不难理解现在我们为何面对诸多困难诸多问题，还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说，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段，其原因也包括内外两方面，不过分析起来又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阶段。第二，我国经济国力增强，正进入国际摩擦的阶段。第三，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第五，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老龄化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类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后一类实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确属新生事物，还需要成长；另一种是表面看起来是新的，但旧的成份很多，有些问题我们以为在改革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仍未解决，或有所反复，甚至倒退了。

2018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回望自己人生，体会其中的努力，然后静静地对应那些被党和国确定为真理的一丝丝曙光出现，证明我那些在黑暗里一个人企图发现思想逆转国家命运的努力，并非无谓和徒劳。有一种思想价值存在，我亦安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象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我觉得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让我接受磨炼，为我创造机会，我总算坚持过来了，一天也没沉沦，一天也没有懈怠，开始在体制内，后来在体制边缘，再后来依托互联网，一直为国家而立心，为人民而效力，风风火火40年。我自己没有白到世界上走一回。这时候，我可以说我无愧40年，无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