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河南伊川人，1921年生，1938年入党，同年进入延安抗大。此后东进敌后抗日根据地，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干部学校青年工作股股长，又在抗大六分校、太岳、岳南地区做过青年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渑池、宜阳县委书记，豫西区青年联合会主任。建国前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青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学校常务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冰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入“牛棚”，经受了数不清的拷打辱骂后，又被发落到工厂劳动。

刘冰的历史完全清楚，“走资派”罪状也完全是“莫须有”的栽赃，批判到后来势成嚼蜡。1969年6月，他得到“解放”，闲置一段时间后于1970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任书记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清华大学校革委会主任是来自八三四一部队的张荣温，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刘承能任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任副书记。刘冰的位置排在迟群之后。他此时担任的副书记与“文革”前的第一副书记相比，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刘冰对此不以为意。他觉得，在当时能够得到工作的机会就很好了。

同校共事，刘冰和迟群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发生了。

1970年底，来自军队的老干部张荣温调走了。1971年下半年，杨德中不再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72年春天，来自海军的刘承能也调走了。这样一来，迟群当上了校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由此前的党委常委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市委书记。从这时起，迟群和谢静宜掌握了清华大学的生杀大权。

此时的迟群，三十五六岁，自谓有领袖撑腰，在“文革”中呼风唤雨，骄横不可一世。刘冰对他的第一个坏印象来自1970年麦收时节。一天，清华师生到昌平农村参加麦收，由刘冰和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派来的军代表惠宪钧带队。当这支队伍徒步25公里快到达目的地时，将“身教重于言教”喊得震天响的迟群，居然坐着吉普车来了。刘冰看不惯这个作派。

此后又有一次，那是1971年8月，迟群已当上了清华大学的一把手，他和刘冰飞往江西处理清华的农场移交。因天气不好，飞机在上海停留，王洪文、徐景贤，还有于会泳在上海设宴招待。刘冰看到，这个宴席上摆满了上海的名菜名酒，非常奢侈。相比之下，人民大会堂国宴就显得相当寒酸了。王洪文见到迟群说：现在先喝酒。开宴后，他频频举杯向迟群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热闹。刘冰还是第一次在公事交往中看到如此喧哗划拳喝酒的场面，很不自然。刘冰不喝酒，和席间的造反英雄们没有共同语言，结果冷坐了一个半小时。

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张荣温患病，刘冰前去探望。张荣温对刘冰说，迟群、谢静宜有野心，要抓权。

1972年，刘冰担任了清华大学的常务副书记。此时，清华大学的原负责人何东昌、胡健等已得到“解放”，被“结合”当了副书记。

刘冰回忆说：“自从戴上‘常务副书记’的桂冠，正如作茧自缚，我被置于困难的境地。”刘冰经常主持党委常委会议，但他很快就发觉，每次向迟群、谢静宜汇报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情况都已经非常清楚，甚至每个人的主要发言内容都已知道。显然，在校办公室里有他们的亲信。

进入1975年，这是“文革”的第九个年头，再度出山的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与江青一伙形成正面对抗，由此激发了刘冰的斗争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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