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打拼多年，时至今日，42岁的陈峰依然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高中时在阜阳老家县城上学的情形。

双休日，陈峰向同学借一辆自行车，早晨七八点出发，一路骑行3个多小时，中午赶到家里。周日晚上，再花同样的时间骑回学校。“那时候，老家太穷了，又落后，大多数孩子要么拼命读书，要么高中读完就去北上广打工。”陈峰回忆称。

如今，陈峰已经在上海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成为一家连锁商店的店长。

陈峰的父亲陈宜学也在20多年前离开老家来到了上海务工。不过，与儿子的体面工作稍有不同，作为阜阳地区早期务工的“先锋队”成员，老陈谋生的工作更多靠的是体力。

三个阜阳人里就有一个外出务工

阜阳所在的皖北地区是我国人口十分密集的区域，同时，又是经济发展最为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大量人口外流。90年代，中国出现了北上广打工热潮，阜阳这座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发源地之一。

数据统计显示，90年代在上海打工的阜阳务工人员近50万人。此后的每一年，这些数字几乎都有增无减。直至2018年年末，阜阳全市户籍人口1070.8万人，常住人口820.7万人，人口净流出量达250.1万人。每三个阜阳人里，就有一个会选择外出务工。

每年春运，外出务工的阜阳人又成为了春运返乡大潮的主力军。当时，铁路的发展刚刚起步，回阜阳只有从蚌埠绕行，春运的运能也远不能满足返乡大潮的需求。

为此，春运期间，上海站会加开大量至阜阳的临客棚车，棚车每平方米往往要挤上3至4人。但农民工们感到，只要能登车返乡过节，就非常满足了。

几十张普速车票见证回乡足迹

对于这些，父亲老陈深有感触。在老陈置于家中的一个小盒子里，有着一叠属于过去的回忆——几十张普速列车的火车票，这些往返老家和上海之间的足迹，见证了生活的变迁。

“那时候，春节回家买不到票太正常了。我们都是带着小板凳，直接站在车厢里熬过去的。”老陈回忆称，“那时候，从阜阳到上海的火车票是24元一张，有时候还会增开临客，就是那种棚车，好像才12块钱，相当于以前上海出租车的起步价。”

90年代末，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总产值大幅提升。第二代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们积累了一些财富，他们对物质的追求有了提高，对春运返乡也希望选择新空列车。

1997年至2007年，铁路先后进行了六次大提速，虽然新型列车缩减了阜阳民工的返乡时间，但受线路和春运客流的限制，绿皮车和新空快车依旧是阜阳人返乡的主要交通工具。

那时候，陈峰也感受到了铁路的变化，“基本上春节回家都是买的硬座票，火车10个小时打底。”

陈峰说，有一次，因为实在没能买到火车票，他绕了好几个站，坐了几趟加班车，花了16个小时才到家。“我们年轻人回趟家都晕晕乎乎的，更别说我六十几岁的父亲了。”

二十年硬座之旅终于升级为高铁

“再也不用熬夜排队、在手背上写编号了。”历经这几十年的春运买票岁月，老陈和小陈都感慨万千。那些年，每每望着手背上用记号笔写下的数字，内心的焦虑就挥之不去。

如今，阜阳老家的变化显而易见，最显著的当属从家门口经过的铁轨。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商合杭等新线开通，阜阳人可以通过网络、手机购买电子客票，并乘坐高铁返乡，时间从原先的10多个小时，直接缩短到了3个小时，购票时也终于不用在室外受冻排队了。

更让父子俩高兴的是，开通的高铁线路竟然在阜阳临泉县设了站点，“这样坐火车等于直接就送我们到了家门口，太方便了。”小陈告诉记者，在得知阜阳通了高铁后，老乡微信群里一下子“炸锅”了，大家都高兴坏了，还有人在开通首日就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尝鲜坐火车的火车票。

这次春节，小陈就将带着父亲老陈，还有妻儿一起乘坐新开通的阜阳高铁回家过年。在老陈收藏的火车票里，有了第一张目的地为阜阳的高铁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