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的印刷技术虽自十九世纪初即开始传入我国，报馆、书局等也已开始采用现代印刷工艺，但尚未完全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进入民国后，虽然政治发生了变化，但文化、观念的转变并不那么容易。文人仍然用传统形式写书，刻书的传统也未因改朝换代而转变。许多学者仍然大量刻印自己的著作，出版家、藏书家依旧在雕版印行古籍。所刻印的古书，多经校勘,售价较廉，一些孤本秘籍得以印行流传，在传播和普及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目前我们在古籍市场上所能见到的古籍刻本中，有相当数量的民国刻本。这些书缮写刊刻工致，纸张遴选考究，装订端雅大方，写版、印刷、选料、装订各个环节，均可圈可点，备受藏书家的喜爱。

民国刻书业状况

民国官方刻印书籍较少，一部分继承了清末的官书局；书院刻书业则转为了学校和图书馆刻书。官书局在辛亥革命以后因公私赞助款项不多，渐趋衰歇，难以为继，陆续停雕。或并或闭，后多改办为各省立图书馆，改变经营模式，演变成商业化的印书机构，如广雅书局归并到广州图书馆，后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一直到抗战前夕还在不断印书；在太原的濬文书局于１９３５年改成山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入民国后改为湖北官书处；在济南的皇华书局改为山东书局；南京的江南书局、有江书局，扬州的淮南书局入民国后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苏州的江苏书局入民国后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杭州的的浙江书局入民国后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等不一而足，但这早已不是官办性质了。

进入民国后，文人学者和藏书家大量刻书，形成了风气。缪荃孙、徐乃昌、刘世珩、吴昌绶、张钧衡、蒋汝藻、刘承幹、陶湘、董康、傅增湘、吴昌绶、朱祖谋、周叔弢等都多有刊刻。民国时期刻书最精的是董康和陶湘。陶湘刻书与他的藏书一样，以“精”著称，极其讲究；董氏刻书底本选择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印纸用上等棉连，用墨选上等黄山松烟，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令人赏心悦目。张钧衡“择本必善，选工必精”。民国期间刻书最多的是刘承幹、刘世珩、徐乃昌等。刘承幹刻印了大量丛书和单行本，还刻印了一些清代禁书，鲁迅先生曾称，“这样的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其版片至今尚存，仍可刷印。朱祖谋编刻《彊村丛书》，是文学史上规模较大的刊刻词集之举，包括总集五种、别集一百七十四种，材料丰富，校勘颇精，为词学研究者所重。刘世珩搜罗明清两代稀见的稿本、孤本付梓印行，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民国时期书肆刻书较发达，多数省份均有。南北有名的、刻印规模较大的书坊有北京文楷斋、南京姜文卿、武昌陶子麟等。北京文楷斋创立于民国八年，斋主刘春生先是专为徐世昌刻书，后设立书坊，曾为董康、陶湘、傅增湘、周叔弢等人刻印了不少书籍；拥有几百名刻工和三十余名书手，以写刻宋体字见长，写得最好的是汪敏斋。翰文斋、来薰阁、松云阁、文奎堂、修绠堂、文禄堂、通学斋、富晋书社、邃雅斋等也刻印了大量的书籍。湖北黄冈人陶子麟在武昌设立书坊，由同籍黄冈的饶星舫写样，陶子麟带领工人刊刻。精于覆刻古本，以刻仿宋字体最著名，摹刻了不少古籍。缪荃孙、徐乃昌、刘世珩、张均衡、蒋如藻、刘承幹以至陶湘等的覆宋本，多出其手。南京的姜文卿为朱祖谟、龙榆生师生刊刻了《彊村丛书》、《彊村遗书》等，直到抗战胜利后还在刻书刷印。扬州的陈恒和书林，创设于民国十二年，陈氏父子倾力搜集乡邦文献稿本，辑刊《扬州丛刻》等，为世人称道。此外，还有杭州渭文斋等也刻有许多书籍。这些书精致漂亮，质量极佳，深受藏书家喜爱。

民国刻本的特点

首先是编辑汇刻了大量的丛书。据《中国丛书综录》，民国编刻的丛书有七百种左右，占著录总数的四分之一。著名的有“适园主人”张钧衡刻于民国二年至六年，收书七十余种的《适园丛书》，多为传本稀少的重要古籍；刻于民国十五年，收书十九种的《择是居丛书》等。刘承幹刻于民国二年至七年，收书五十余种的《嘉业堂丛书》；收书三十种的《求恕斋丛书》；收书六十四种的《吴兴丛书》等。胡思敬辑刻于民国四年至九年，收书一百余种的《豫章丛书》等。南陵徐乃昌刻的收书二十种的《积学斋丛书》、《随盦徐氏丛书》等二十种丛书。贵池刘世珩刻的《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元巾箱本丛书》《聚学轩丛书》《暖红室汇刻传奇》等。李盛铎刻的收书二十六种的《木犀轩丛书》和《续刻》六种等。吴昌绶民国四年刊刻的《双照楼词》四十种，影宋、金、元、明旧刊本，刻印精工，为世人推重。朱祖谋民国十一年编刻《彊村丛书》，材料丰富，校勘颇精。

其次是出现了大量覆刻本。即对历代珍本、善本，完全照宋元明本、古写本原样覆刻，点划谨遵，力求保持原貌。如徐乃昌覆宋元本《随盦徐氏丛书》和《续编》各十种，覆明本《玉台新咏》；吴昌绶覆刻本有《影刊宋金元明本词》；蒋汝藻覆宋刻的《密韵楼丛书》七种，刻工纸张都很讲究；张钧衡覆宋刻的《择是居丛书》；刘承幹覆宋刻《史记集解》《汉书》《后汉书》等；刘世珩覆刻本有《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元巾箱本丛书》；董康覆元本《中吴纪闻》、覆元平水本《中州集》、覆明建文本《元音》、覆明洪武本《蜕庵诗》、覆明本《铁崖先生古乐府》等；陶湘覆宋咸淳本《百川学海》最著名，缺卷用明弘治本补配。

第三是校勘精审。民国间主持刻书的人或是藏书家或是大学者，既藏书、又懂书、更爱书。他们往往是自定刻什么书，自选底本，亲自校勘或撰写校记。朱祖谋编刻的方体字的《彊村丛书》是公认的一套校勘精审的词集丛刻，后来其学生龙榆生又刻了《彊村遗书》，也都校勘精审可列为善本。有财力喜、藏书刻书的人则延请学者选底本作校勘，刘承幹刻书由缪荃孙、叶昌炽、董康等人协助选择底本、编审校勘，缪荃孙还提供自藏善本供其刊刻；张钧衡刻书也是在缪荃孙指导下进行的。民国年间的覆宋本尤称校勘经审，不亚于以校勘精审著称的乾嘉时顾广圻等经手的仿宋本。

民国刻本的鉴别

民国刻本的字体主要为通行的方体字。如徐乃昌刻的《积学斋丛书》和《鄦斋丛书》，张钧衡刻的《适园丛书》；刘世珩刻的《聚学轩丛书》《暖红室汇刻传奇》；吴昌绶刻的《松邻丛书》；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读曲丛刊》《石巢传奇四种》《足本剪灯新话》；姜文卿为龙榆生刊刻的《旧月簃词》和《悔龛词续》等。刘承幹刻书多用方体字，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吴兴丛书》。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刻书较多的还都是方体字，字形略长，疏密匀称，比清末局本在版式和字体上要秀丽有神。

仿古刻本则照原本字体、版式原样覆刻。如徐乃昌覆宋刻《幽怪录》、覆元刻《吴越春秋》、《风俗通义》下真迹一等，覆明本《玉台新咏》与明本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刘世珩覆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语》、小字本《五代史记》，字体秀劲、雕工精细；蒋汝藻覆宋刻《密韵楼丛书》，字体精工近于世綵堂本韩、柳文；刘承幹覆宋本有《史记集解》《汉书》《后汉书》，字体挺秀、古雅传神；张钧衡覆宋刻的《择是居丛书》，董康覆元本《中吴纪闻》覆元平水本《中州集》、覆明洪武本《蜕庵诗》，陶湘覆宋本《百川学海》，吴昌绶覆刻明正德陆元大本《花间集》等字体行款俱依原本，刊刻精工，均为覆刻本中的精品。

民国印书所用纸张以连史纸为主，还有用官堆纸、杭连纸、棉连纸、赛连纸、毛边纸、毛太纸、竹纸、竹连纸、粉连纸、本槽纸、南扣纸、宣纸的。讲究些的书用宣纸，更讲究的用皮纸，也有用罗纹纸的，差一点的用毛太纸。局本一般好的用连史纸，差些的用赛连纸或官堆纸，讲究的初印本用宣纸。董康刻本多用棉连纸或六吉料半纸。

棉连纸薄，匀净细腻，绵软有韧性，纤维匀细，帘纹较宽，质量较好，用于讲究的书，如董康所刻的书。罗纹纸颜色洁白、质地细薄、均匀，绵性较大，有明显的帘纹。粉连纸色灰白，正面光滑，背面涩薄而不耐用。竹纸质地均匀细致，面平滑，帘纹明显，有韧性。本槽纸色白，表面光滑，背面涩滞，纤维均匀，帘纹明显，广东地区多用。南扣纸色浅黄，表面光滑，背面涩滞，纤维均匀，广东地区多用。毛边纸，纸性略脆，韧性稍差，有帘纹。毛太纸表面有竹筋，纤维稍粗，帘纹明显，比毛边纸薄，质地略差。

民国刻本版式非常多样，行款也不固定。有的黑口有的白口，有的单鱼尾有的双鱼尾，有的书名在鱼尾上方有的在下方，没有多少规律。文人、藏家刻本和覆刻本往往书品宽大、行款疏朗，一般坊刻则书品较小、行格满密。

民国刻本多有牌记，亦多有刻书序跋。

民国刻本的价值与价格

民国刻书多由学者或藏书家参与其事，讲究校勘精审、雕版精工、纸墨精良、装帧精细，因而内容和印制工艺较高，均有超越前代的佳作，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表现在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有学问，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他们选择孤本或罕传之本，许多孤本、佚本赖之一脉相传。同时，刻书时延倩海内外学人校雠编审，次第付梓，备受学术界、藏书界人士的珍视。如徐乃昌覆宋刻《幽怪录》、覆元刻《吴越春秋》、《风俗通义》等多是善本且有用，刘世珩覆宋大字本《孔子家语》原本已毁，覆本更受重视；蒋汝藻覆宋刻《密韵楼丛书》七种，其中宋周密《草窗韵语》是有名的孤本，《吴郡图经续记》《窦氏联珠集》等六种也都是仅存的孤本，为世所重。

艺术观赏性很强也是民国刻本的重要价值之一。刻书者是行家里手，自然对于用字、用纸、用墨、刻工、印刷、装订等都有特别要求，十分讲究，“纸白如玉，墨凝如漆”，开卷即令人赏心悦目；因此，许多民国精刻本覆宋几可乱宋。董康刻的《诵芬室丛刊》等，选择底本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纸用上等棉连，墨选上等黄山松烟。陶湘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等，刻印精良，为藏书家称赏。徐乃昌覆刻的《玉台新咏》，摹刻工致，与明本一模一样，曾有人撤去序跋，冒充明本牟利，从反面证明了徐氏本刊刻之精。

民国时的覆宋本在当时就售价昂贵，董康刻的《中州集》六册要现洋五十元，《盛明杂剧》十册要现洋三十四元，比一部白棉纸嘉靖本的售价都贵。还有些书刻成不久版片即毁失，如南京姜文卿为龙榆生刊刻的方体字本《旧月簃词》和《悔龛词续》，只印了一册红印样本版片即告迷失，当时就已成为善本，一册难求了。

近年在古籍拍卖场上，民国刻本表现不俗，特别是红蓝印本大受藏家青睐。1997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一部蒋氏密云楼覆刻《草窗韵语》红印本，成交价8000元。1999年海王邨秋拍一部吴昌绶双照楼刊《花间集》红印本，成交价4500元。1997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一部《景刊唐开成石经》，估价2-3万元。2004年海王村春拍，一部嘉业堂覆宋《汉书》，成交价9500元。2005年朵云轩春拍，一部密韵楼覆宋刻《窦氏联珠集》以9350元成交。1998年嘉德秋拍一部徐乃昌覆明小宛堂本《玉台新咏》乾隆公文纸印本，成交价8000元；2006年海王村春拍一部，以人民币4.8万元成交；到2007年春、秋两季古籍善本拍卖会上，各有一部《玉台新咏》，分别以14.3万元和14万元成交。

随着时光流逝，民国刻本距今已近百年，这些书的版片或已毁失或正在烂坏，当年的印本也因经历战火和“文革”而已稀少，价格不断上涨。这些刻本的收藏价值正日益凸现，而且不少刻印精美，代表了雕版印刷史上一段最后的辉煌，其潜在的价值远未被发掘，因此，极富升值空间，具有良好的前景，正越来越受到古籍藏家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