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华尔街精英金融才俊，最终化身慈善大使。杜聪的智行基金会至今已募集近3 亿港元资金，帮助了中国2.3 万名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2003 年杜聪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杜聪出生于中国香港一户从事金融行业的富裕人家。1982 年，15 岁的他开始在美国旧金山生活。几年后，一位数学老师因为艾滋病去世，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触动。那时，艾滋病毒也开始在中国传播。2001 年，因为卖血者共用针筒，艾滋病传播加速。

1998 年时，杜聪已经在做企业融资工作，曾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和瑞银集团供职而且待遇优厚，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积累了财富。此刻，杜聪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预防艾滋病、应对艾滋病影响的事业中。同年，他创立智行基金会，主要工作为支持受到HIV 病毒及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教育事业。这些孩子或者自己是HIV 病毒携带者，或者父母有人是携带者或因艾滋病离世。谈到自己放弃高薪的金融职业，投身于社会事业，杜聪说道：(“ 译自英文报道，下同)比起追逐财富，追求幸福更重要。”

HIV 病毒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已经从输血转变为吸毒和性行为。不过，根据官方数字，中国受到传染和因艾滋病去世的人数高达100 万人。至今，全世界因艾滋病死亡及受到感染但在世的人数超过7,000 万，而且依然没有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杜聪说，上世纪90 年代，“我(在美国)目睹了这一切的开始。” 四川是中国HIV 病毒携带者最多的省份，也是艾滋病例最多的省份。

智行基金会是300 家持有在华运营执照的非内地NGO之一。至今，智行已经募集近3 亿港元资金，已经帮助了中国2.3 万名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目前，该机构有74 名付薪员工，其中约70% 曾接受智行的捐助。智行在全国有14 个办事处，还组织夏令营，员工多在那里工作。2018 年，有近1 万个孩子得到了智行的帮助，智行还组织了21 个夏令营。得到慷慨捐助的受助者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26 个校友团体。去年，智行募集资金约合600 万美元。资金来自慈善活动和渣打银行、周大福、VMware、腾讯等捐助者组成的网络。12 月14 日，智行将在上海举行2018 年智行基金会慈善晚宴(2018 Chi Heng Ball)。

目前，智行为超过20 名在当地大学等院校就读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本次活动将在外滩附近的半岛酒店举行，福布斯中国为本次活动提供媒体支持。

20 年来，智行做出了积极贡献。杜聪认为，智行的工作方法不仅对中国有意义。他相信：“我们可以把它从中国输出到国外。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带一路”，着眼点在于产品和基础设施。我一直强调，中国也可以贡献自己最佳的慈善模式。”

杜聪访问困难家庭。

杜聪表示，自己之所以热衷于帮助受到HIV及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是因为家庭的文化。杜聪的家庭崇尚教育和社会的宽容。杜聪的曾祖父在中国生活艰辛，二战时甚至一度成为难民。后来，他们向自己的孩子强调，接受扎实的教育要比挣钱更重要。据他说，经济危机一来，钱财也许会化为乌有;教育带来的益处却不会这样。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求学的经历，说道：“教育是影响终生的礼物。”

杜聪的家庭很传统，却任由杜聪作为左撇子长大。要知道，严格的中国父母往往会要求孩子改用右手。

杜聪接受过天主教的教育，同样从中学习了教育的重要性和对他人的慷慨。当年，杜聪所上的学校由神父管理，强调慈善和服务公众。他说：“在那样一所学校上11 年学，人就会被这种价值观感染。”

高中毕业后，杜聪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学习，并获得学位;后来，他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杜聪回忆道，自己当时“不觉得人生将会与中国农村的孤儿有交集。” 进入金融行业后，杜聪在全世界出差，与客户合作，为中国内地基础设施项目募集资金。

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后，杜聪有了更多赴中国内地的机会。在内地，他震惊于当地人的艾滋病知识之缺乏。他说：“我问人家，您听说过艾滋病、HIV 吗?大家不知道。所以，我很担心。” 在北京，一对父子找到了杜聪，他因而第一次了解到，HIV在河南农村通过血液传播的情况。后来，杜聪见到了被艾滋病夺走父母的孤儿，看到生还的孩子因为HIV 和艾滋病而受到歧视，结果出现了社会问题，孩子们所生活的社区也因此受到了社会影响。

杜聪说：“在美国，如果年轻人走了，社区就会走下坡路。HIV 村也是如此。如果要维持其生存，就要关注孩子们的教育。

智行努力做到区别于其他公益机构的一点就在于，杜聪所说的“以受助者为中心的工作方法”(译自英文：beneficiary-driven approach)和“心理社会发展”(译自英文：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初创智行时，杜聪发现，如果捐赠资金有限，一些孩子会争取获得救助，在试图让捐助者相信自己有资格受助时，会形成一种“乞讨心态”(译自英文：the mentality of a beggar)。

智行组织的夏令营，目的是让孩子保持努力进步的兴趣。

为了反对这种行为，杜聪决定，一旦找到一个有需求的村子，所有符合资质的人都应得到资助，不让艾滋病受害者们为了钱相互竞争。例如，一个村子有2,300 人，智行资助98 个孩子读了高校。杜聪说：“从没有听过，那样一个规模的村子，能出来100 个人。” 总体来说，智行资助过的孩子们有约60% 走入了高校。没有得到智行帮助的艾滋病影响村落里，平均只有2% 至3% 的孩子能上大学。智行希望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你有多少钱，如果失学了，就不是好事。”

为了保持孩子们对努力进步的兴趣，智行组织了21 个夏令营，还有45个网上课堂，讲授法国文化、性教育、地震应急等范围广泛的内容。这样做是为了激励农村年轻人上大学。杜聪说：“一个农村孩子很难认识到教育的价值。但是(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这种价值，回家之后)他们的劲头就会大大增。”

智行过去20 年的受益人结成了26 个校友群体，杜聪对此感到自豪。他把这种校友群体比作哈佛大学的俱乐部，就像是一个促进交流的全球平台。杜聪表示，智行的校友群体“有助于宣传它的理念”。宣传的重要性在于，HIV 带来的风险依然严重，受其影响的人员数量依然巨大。杜聪说：“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在提供HIV 医疗方面名列前茅。(但是)很多人不了解风险的差异，无知是很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吸毒者和同性恋男性等“热点群体”对该风险知之甚少。

杜聪相信，要遏制艾滋病扩散，最有效的战略就是瞄准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他说：“做应对艾滋病工作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敏感。” 抗击艾滋病的事业已经得到了来自习近平主席夫人的高层支持。政府也在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平台上发布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复旦大学教授高燕宁的《艾滋病的“社会免疫”》等研究也得到好评。

中国日益繁荣，习惯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智行要寻找新的方法，吸引捐助者的支持。杜聪说：“未来，捐款将不再是中国慈善的全部内容。” 他相信，解决社会问题，业务模式可持续的社会企业“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智行在上海一个产业园支持着一家烘焙学校，该校成立于11 年前，向近30 名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提供了从业培训，学校不收学费，提供食宿，每月还有1,200 元的津贴;智行还在支持着烘焙咖啡店，位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购物区附近。

除了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智行还在关注更广泛的天地，已开始帮助由于其他原因成为孤儿，或者父母受到其他社会问题影响的儿童。其中，智行已开始帮助服刑人员和接受更生人士的子女。杜聪说：“父母如果是接受更生的人士，孩子的价值观系统就可能受到困扰。而且，他们就像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一样受到歧视。因此，仅仅资助他们上学还不够。”

杜聪自己的价值观则是自幼以来经历了很多。他说：“我曾经以为，得挣那么多钱，自己才能快乐。”现在，他再也没有这种想法。

- END -

文章版权归福布斯中国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如需转载，可在后台回复“转载”自动获取具体方式。